本文是圓方的第1012篇原創

11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黨組會，會上提出：“嚴”的這一手什么時候都不能松，對重大惡性犯罪、極端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必須態度堅決，堅決依法從重從嚴從快懲治，有力震懾犯罪。

“堅決依法從重從嚴從快懲治，有力震懾犯罪”，這樣的措辭不由得讓人聯想到一個已經過去很久的詞匯“嚴打”。

改革開放后，一共進行過三輪嚴打：

第一輪嚴打，是改革開放初期。當時社會轉型逐步深化，1979年結束了“上山下鄉”運動，大批知識青年返城，造成近2000萬青年待業，社會治安混亂、惡性事件頻發，出現了犯罪的高發態勢。

1979年，我國公安機關的立案數量為50多萬件。到了1980年，增長到了70多萬件。1981年，更是達到了89萬件。1982年重大案件的數量就達到了到了6萬多件。當時，出現了年輕姑娘晚上不敢出門的情況。一些社會影響較大的惡性案件接連發生，如“控江路事件”、北京火車站爆炸案等，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社會治安問題直接影響了群眾的正常生活和經濟發展。

1983年7月19日，鄧小平提出“對于當前的各種嚴重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判決和執行，要從重，從快” 。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并在各地召開公捕公審大會 。1983年嚴打公審，講究以運動方式施行專政、加以重典。1983年嚴打的目標，是在3年時間內實現社會治安的根本好轉。最后也差不多是三年，才基本結束。

第二輪嚴打，是1996年。當時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大量企業面臨重組、改制甚至破產，導致大批職工下崗失業。僅僅一個上海市，從1993年開始到1995年登記的下崗職工超過100萬人。而到了1998年全國工人大下崗前，上海在工會登記的下崗工人已經超過150萬。

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明顯的仇富心理，針對富有家庭的案件增多，盜竊、搶劫等案件數量明顯增加。俞敏洪就講述過他在九十年代，遭遇搶劫和綁架的故事。全國部分地區治安狀況趨于惡化，重大搶劫案件增多，接連發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單位、運鈔車為搶劫目標，持槍實施搶劫巨額財物的案件。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瑤在住所被殺害，這是解放以來首次發生的國家領導人遇害事件。3月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治安狀況發表了許多尖銳意見，紛紛要求整頓社會治安秩序。在這樣的壓力下，進行了第二次全國性的“嚴打”。打擊重點為殺人、搶劫、強奸等嚴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槍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惡勢力犯罪以及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等。1996年嚴打維持了2年時間。

第三輪嚴打，是2001年。2001年我國剛剛加入WTO，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大量國有企業進行改制、重組等，導致部分職工下崗失業，生活陷入困境，一些人因經濟壓力而走上犯罪道路，如盜竊、搶劫等財產型犯罪有所增加。與此同時，城市化快速推進，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基礎設施、管理和服務等未能及時跟上，在就業、住房、教育等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容易滋生各種矛盾和犯罪問題，如一些城鄉結合部治安問題突出。

面對嚴峻的犯罪形勢，當年4月召開的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嚴打”整治斗爭，盡快改變治安面貌。此次“嚴打”以“打黑除惡”為重點，以深入開展全國性的“打黑除惡”為龍頭，開展打擊嚴重暴力犯罪和多發性侵財犯罪專項斗爭；開展治爆緝槍專項行動；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三條戰線為抓手。分為三個階段，總歷時大概一年多。

雖然在“嚴打”過去的很多年后，社會上特別是法學界對于“嚴打”所帶來的問題，諸如：

片面強調打擊，人權保障重視不夠；

片面理解“從重”，有損刑法的公正性；

片面領會“從快”，辦案重數量而輕質量；

過分看重“形勢需要”，司法獨立難以充分保障；

追求一時轟動效應，忽視日常犯罪防控。

但是，從來沒有人否認過，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嚴打”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嚴打”的成果也有目共睹。

所以，很容易理解，在社會治安因為在“某些現實”問題下，突然惡化的時候，選擇“堅決依法從重從嚴從快懲治”，作為一種行之有效方式的“路徑依賴”，肯定是有其道理的。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去思考，“嚴打”是否是符合“當今版本”的最優選擇呢？

回顧1983，1996，和2001年三次嚴打，他們所處的歷史時期都有幾個共同點。

首先，如果回看這三個時間點，我們會發現，這三年都處在中美關系變革的關鍵節點：

1984年4月26日～5月1日，美國總統里根訪華，中美簽訂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等四項協定和議定書，并草簽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

1997年10月26日～11月3日，江澤民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江澤民主席與克林頓總統在舉行會晤時，決定建立兩國元首定期會晤制度。　

2001年12月27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命令，正式宣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這項命令于2002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某種程度上，在中美關系改善后，中國有足夠多的增量市場（出口），帶來財政的增量，來彌補部分國內利益受損的群體。最終社會治安的改善，是通過進一步的增量來解決的。

其次，站在這三個時間點的大多數人，雖然很多生活陷入困頓，但是大多都是因為“現金流”問題，所帶來的壓力。但是限于當時全社會的“杠桿率”還不夠高，絕大多數人并不會有特別大的“負債問題”。大部分人的生活，相對于是從“小康”，滑落到了“貧困”這個階段。而從“貧困”到“小康”，是可以通過努力達到的。

最后，從目的上來看，當時很多人走上違法犯罪的出發點，還是為了“賺錢”。

但是，上面這三種情況今天并不完全一樣。

一方面隨著特朗普上臺所帶來的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勢頭，大概會對我們的出口造成更大的影響。與此同時，這一輪受創的，往往是曾經加杠桿“富有”過的中產，或買房，或做小生意，但是在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沖擊下，資產負債表被打崩，很多人清晰的算過，靠勞動的情況下，可能永遠無法還清負債，這讓他們相對更加絕望。更重要的，是犯罪的出發點，如果說之前犯罪的出發點很多是為了“賺錢”，而這一輪，情況或許發生了變化……

所以，“嚴打”是當今版本的最優選擇嗎？又或者，讓陷入“絕望”的人，能夠看到“希望”在哪里，才是更好的解決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