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梭慧針織畫卷

長江流域紡織文化

▲成都蜀錦織繡博物館織機

圖源：視覺中國

2024年11月13日，李子柒回歸后首次公開亮相，參加“2024·煥新非遺·天府之夜”時，身著一條熊貓蜀錦長裙。這條長裙的熊貓圖案圍腰采用了蜀錦織造工藝，展現了長江流域紡織文化的精美工藝與獨特魅力。

中國古代服裝面料以天然纖維為主，由此產生的紡織文化源遠流長。長江流域面積廣袤、氣候條件多樣，動植物種類豐富，可用作服裝原材料的紡織纖維很多。幾千年來，長江流域的紡織文化幾經演變，名品迭出，與黃河流域的紡織文化一起，構筑起中華紡織文化殿堂。

Part.

01

先秦兩漢

長江流域紡織文化爭奇斗艷

從文獻記載來看，先秦兩漢時期的黃河流域分布著廣泛的桑麻種植區，發展出較為成熟的絲織文化。長江流域古蜀國和楚國故地考古文物則證明，先秦至兩漢時期長江中上游的紡織文化爭奇斗艷，與黃河流域的絲織文化相映成趣。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黃褐對鳥菱形紋綺“乘云繡”殘片，“綺”指平紋地起斜紋花的提花織物。

圖源：視覺中國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是夏商時期古蜀文明的標志性遺址。1986年三星堆1號坑和2號坑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金器、玉石器。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青銅器表面附著的紡織品殘留物進行檢測分析，確定殘留物的原料為蠶絲，證實了三星堆文化時期絲綢的存在。

實際上，古蜀國的桑麻絲織文化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古蜀國第一代國王蠶叢的名字就源于他教導百姓植桑養蠶。三星堆2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神樹被認為是神話傳說中的扶桑樹，樹下跪著三個青銅人，表現了古蜀先民對桑樹的崇拜之情。三星堆出土的紡輪一般采用一面鉆和兩面鉆的鉆孔方法，有的紡輪鉆孔壁平整光滑，有的石紡輪鉆孔的孔徑僅幾毫米，說明三星堆先民的紡織技藝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秦漢時期的四川盆地氣候條件和地理環境適宜苧麻生長，以蜀布、蜀錦聞名國內外。四川苧麻很早就被紡織成質量很高的細麻布，又被稱為“蜀布”，其精細程度可與絲綢媲美。

▲成都蜀錦 圖源：視覺中國

在長江中游楚國故地，大量質地良好的絲織品的出土充分證明了戰國至兩漢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的紡織文化可與成都平原競相媲美。

1957年，長沙左家塘戰國楚墓中發現的一批絲織品中有各種顏色的絹和紋樣繁縟的紋錦。上世紀70年代，被譽為承襲荊風楚韻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和荊州紀南城鳳凰山168、167號漢墓被發掘。上世紀80年代，荊州馬山1號楚墓、荊門包山大冢、隨州曾侯乙墓的重大考古發現，不斷震驚考古界。

▲湖南博物院藏馬王堆漢墓出土辛追墓非衣帛畫

圖源：視覺中國

尤其是荊州馬山“戰國絲綢寶庫”的問世，“徹底改變了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種文化在人們心中的印象”。按其織造方法和組織結構不同，馬山絲織品可分為絹、錦、羅、紗、綈、組、絳、綺等類。它們織造精良，色彩鮮艷，紋飾繁縟。馬山楚墓的織錦紋樣豐富多彩，有塔形紋錦、鳳鳥鳧幾何紋錦、舞人動物紋錦、鳳鳥菱形紋錦、石字紋錦、小菱形紋錦、十字菱形紋錦等。據研究，在織造舞人動物紋錦時，需使用143個提花綜，共用經線7698根，說明戰國時期長江流域織機提花技術已經達到相當發達的程度。

組和絳反映了戰國時期長江流域絲織技術的創新。馬山1號楚墓出土的10件組帶主要用于衣領、緣和囊、帽及捆扎雙臂等。同墓出土的針織絳結構復雜，編織方法巧妙，紋飾精細，通過顯微鏡放大后，才能看清紋飾是由上千股絲組合編織而成。

Part.

02

魏唐時期

長江流域絲織技藝開拓創新

魏唐時期，各民族之間的融合和南北方文化交流的加快，使得長江流域的紡織技術、產量和質量空前提高，形成三個較為明顯的重要區域。其一是黃河下游地區，以河北、河南兩道為主體；二是四川巴蜀地區，劍南道和山南道的西部可以劃入本區；三是長江下游地區或稱東南地區，包括江南東道的大部。隨著紡織手工業的發展，中國紡織生產出現了區域性分工，不同地區出產不同品種的紡織產品，往往成為該地區特有的物產。越羅吳綾、四川蜀錦逐漸成為長江流域的拳頭產品，聞名于世，與黃河流域的絲織品相映生輝。

▲四川蜀錦 圖源：視覺中國

長江沿岸地區的氣候條件普遍高于北方，需要穿著輕薄的織物。江南地區獨特的養蠶技術使得這里的蠶絲更細膩。吳越地區傳統的白纻織物“質如輕云色如銀”，葛織物“織成一尺無一兩”。

在綺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綾，是在斜紋或變形斜紋地上起斜紋花的絲織物，其紋理類似冰凌，十分華美。

綾起源于漢代，經過魏晉發展，隋唐時期成為官吏章服的主要面料，織染署專門設立“綾作”，管理這類面料的生產。尤其在唐代，長江流域的綾織物品類豐富，名品迭出。長江上游的遂州（今四川遂寧縣）出產樗蒲綾，綿州（今四川綿陽）出產雙綾。長江中游的隨州（今湖北隨州）出產文綾，澧州（今湖南澧縣）出產龜子綾。

由于吳越地區出產的綾織物以花色繁多、織造工藝精細而成為唐綾之首，特稱為吳綾。吳綾中又以繚綾最為精美，詩人白居易在《新樂府·繚綾》中用生動傳神的筆觸描繪出吳地繚綾工藝之精、難度之大、織女之苦、藝術成就之高，令人嘆為觀止。浙西出產的盤絳綾薄如蟬翼，唐代宗大歷年間，宰相元載的寵姬用它制作外衣，“一襲無二三兩，摶之不盈一握”。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代寶花紋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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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蜀錦不僅時常成為蜀漢對臣下或蠻夷的物資賞賜或外交贈禮，而且在魏蜀吳三國關系緊張的情況下，蜀錦貿易也不受影響。山謙之《丹陽記》有云：“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于蜀，而吳亦資西蜀，至是始有之?！薄度龂尽酚涊d，蜀國滅亡之時，國庫內尚保存有錦、綺、彩絹各達“20萬匹”，可見魏、吳兩國對蜀錦需求巨大，蜀錦名聲之盛，蜀地絲織業之發達。

隋唐時期，蜀錦繼續大放異彩，成為全國性的重要絲織物品種。唐代蜀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裝飾紋樣是“陵陽公樣”。該紋樣是由唐代益州（今四川?。┐笮信_檢校修造竇師綸領銜創作，他在傳統蜀錦織造藝術基礎上，吸收波斯、粟特等紋飾特點，穿插組合祥禽瑞獸、寶相花鳥，組織設計了許多對稱形式構成的錦、綾新花樣，如著名的雉、斗羊、翔鳳、游麟等。圖案繁盛隆重、章彩綺麗，不但在本土流行，也受外邦歡迎。

▲新疆哈密博物館展出的蜀錦精品，唐代花鳥紋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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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宋元時期

長江流域紡織手工業后來居上

宋元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紡織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中國古代的傳統手工絲、麻、棉紡織業和印染技術均在這個時期內得到飛躍式提升，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在紡織文化方面的地位則此消彼長，長江流域后來居上。

宋元時期，由于戰爭、災荒等因素，絲織業重心從北方轉移至江南地區。《宋會要輯稿》記載，北宋時全國租稅和上貢的兩項絲織品數量上，黃河流域的份額占全國的1/3，長江流域的份額占了1/2，而其中兩浙一路就占了全國總數的1/4，說明此時長江流域的絲織業規模已高居全國首位。

▲據《宋史》載，南宋紹興元年（1131），浙江、湖北兩路，歲額絲織物39萬匹，江南、川廣、兩浙上貢絲織物273萬匹，湖南上貢絲織物7萬匹，成都上貢絲織物1800余匹。而其他地區的上貢物品種與數量，則少見記載或干脆語焉不詳。這個記載表明，南宋時，長江流域已然成為中國絲織刺繡業中心。圖為橙地盤絳四季花卉紋宋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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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朝廷在四川設立了三個織造場，地點分別在應天、北禪和鹿苑。乾道四年（1168），為方便統一管理，將三處合并，即著名的“成都錦院”。

成都錦院與長江下游的蘇州錦院、杭州錦院并稱宋代三大錦院。蘇州宋錦是中國絲綢技藝發展的一大高峰，其經緯線的制作代表了中國絲線加工技術的最高水平。與漢唐時期的錦相比，宋錦用料更為精細，所用品種也更為豐富；采用特結型結構，即由地組織（地經和地緯）與紋組織（特結經與紋緯）共同組成，同時采用經緯聯合顯花的組織結構，發展出獨特的拋道分段換色工藝，其織物表面色彩更加豐富，結構更加細膩，開創了錦類織物發展的新時代。

宋錦產地主要在以蘇州、湖州、杭州為中心的江南一帶，主要用于裝裱書畫。為適應印刷裝裱業的需要，根據用途，宋錦又分大錦、合錦和小錦三種。因受到宋代寫生花鳥美術的影響，宋錦紋樣色彩莊重典雅、古樸寧靜，表現出“艷而不火，繁而不亂”的藝術效果。

▲南京博物館藏清康熙緙絲人物花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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緙絲雖然在隋唐時期就已經出現，但一直以來其生產中心都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和華北地區。直到宋廷南渡定都臨安（今杭州），緙絲技術南移，緙絲的生產中心也隨之遷移到江南。自此之后，緙絲藝術在江南地區迅速流行并發展起來，形成了松江、蘇州兩大織造中心。

南宋時期，一部分緙絲從實用轉向裝飾，開始以名人書畫為粉本，盡量追求畫家原作的筆意與神韻，采用細經粗緯起花法，表現山水、樓閣、花草、禽獸、翎毛、人物以及正、草、隸、篆等書法。緙絲與原作非常接近，惟妙惟肖，呈現出“書畫織物化”或“織物書畫化”的藝術特征。

▲傳統緙絲工具 圖源：視覺中國

宋元時期，長江流域的棉織業開始興起，這在中國紡織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中國古代史書記載棉布歷史很早，但由于棉花生物技術和棉紡織技術的桎梏，宋朝以前，棉花種植區域局限于西北和西南邊疆，棉花僅作為貢品送達朝廷，并未成為經濟作物傳播至長江流域。

經過嶺南人民一千多年的精心培育，中國南部地區的“南道棉”終于在宋朝末年從多年生棉花進化成一年生棉花，產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使棉花的種植具有了更大的經濟價值。宋末胡三省在《資治通鑒》卷一五九的一條注中曾介紹到江南地區棉花的種植、加工以及棉布織造的情況。1966年，在浙江蘭溪縣發掘的南宋墓中，出土了一條隨葬棉毯，說明江南地區不僅能織布，而且還能織毯，反映了棉紡織業的新發展。

元朝統治者來自北方，傾向于穿用棉紡織物。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廷在長江中下游設置“木棉提舉司”，推廣植棉和織棉技術，并將棉花、棉布等實物正式列入國家的稅賦。上海松江地區土地貧瘠，有些土地鹽分太高，不適宜種稻。宋元時期的農民發現這些劣等土地可植棉，棉稻輪作可以增加地力和防治蟲害，便從閩廣引進棉種開展植棉業。

▲黃道婆紀念館緊鄰黃道婆墓，位于上海徐匯區華涇鎮東灣村。

圖源：圖蟲創意

元貞年間（1295—1297），黃道婆從海南返回松江烏泥涇鎮（今上海市閔行區），帶回先進的軋棉工具絞車和彈棉工具大弓，棉紡織的效率大大提高，生產成本隨之也降低，為棉花向中國長三角地區的傳播提供了技術支持。除此之外，黃道婆還發明了“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織造技術，使織出的棉織品色澤繁多，圖案精美。黃道婆的技術和發明推動了松江一帶棉紡織業的迅速發展，棉紡織業已在江南農村成了重要的副業生產，徹底完成了中國民間衣料原料從葛、麻向棉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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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明清時期

長江流域紡織手工業盛極而衰

明政府特別重視桑蠶的生產，據統計，洪武二十七年（1394），僅杭州一地，所栽的桑樹就達214萬株，以蠶代耕者十之七八。明代海外貿易對生絲和絲織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使得長江流域農民紛紛棄稻改桑。

以南京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是當時全國的絲織物生產貿易中心，朝廷在此處設立3個屬中央系統的織染局：16內織染局、神帛堂和留京供應機房，專門生產管理絲織品。除此之外，長江流域還存在大量地方織染局。

▲南京云錦萬壽中華妝花緞（局部）

圖源：視覺中國

在這種組織龐大、分工精細的絲織生產管理體系下，明代長江流域的絲織技藝精益求精、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量驚人。“以機為田，以梭為耒”，靠絲織業為生的家庭個體作坊在蘇、松、杭、嘉、湖地區日漸增多，如嘉興府的王江涇鎮，個體絲織手工業多達7000余家。

明代棉織業也曾獲得空前發展。洪武初，朝廷下令推廣棉花種植，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桑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加倍，并規定棉花為農業稅征收對象。于是，在洪武、永樂年間，棉花種植“遂遍于天下，其利殆百倍于絲、臬。自此而天下務蠶者，日漸以少”。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以南直隸松江府產棉最富。湖廣、浙江稍次，江西又次之。長江三角洲南岸的松、蘇、常三府和北岸的泰州、海門、如皋都是重要產棉地，如松江、太倉、通州、嘉定、上海等縣種稻不過十之二三，種棉者達十之七八，“小民終歲勤動，生計全賴于棉”。

▲明太子綿羊錦，此錦為中國傳統紋樣之一，起源于明代，為明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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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長江流域延續明代紡織商業經濟和手工業生產的輝煌，南京、杭州、蘇州、廣州等大都市和中等工商業城市占據了大部分的紡織產品市場份額，并且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體系，四川繼續生產歷史悠久的蜀錦及海通緞、民族緞等新品種。蘇州、南京、杭州三地更是全國絲織業的中心，在明清兩代進行了繅絲工序、斜身大花樓提花機普及與白絲媒介染方面的技術革新，久有“蠶絲盛于蘇浙，入貢之品，民間所用，均出于此”之盛名。

清前中期，長江流域棉紡織業因為原材料的獲取便捷、生產技術體系的漸趨完善、消費市場的不斷擴大等優勢的影響逐漸發展繁盛。以江南地區為例，由于棉織大盛，形成一批以棉織業發達著稱的縣份，如無錫、嘉興、吳縣、常熟、上海、華亭、青浦、嘉定等等，同時出現了一批以棉織業為專業的市鎮，如嘉興的新豐塘鎮，青浦的朱家角，松江的楓涇鎮、朱涇鎮等等，其棉紡織品的市場持續擴大，刺激了棉紡織手工業商品生產的發展。蘇州府由于棉紡織業生產、貿易日益擴大，在全國占據重要地位，并獲得“衣被天下”的美譽。

▲吳文化博物館，清代綠色提花綾繡花卉人物女褂

圖源：視覺中國

清朝中期以后，隨著外敵入侵的步伐，外國資本大舉進入，外國廠商利用機器生產和合成染料等技術優勢，模仿中國絲綢品種，生產出花色新穎，顏色鮮艷，染色牢度好，門幅較寬的“洋綢”，對中國傳統絲織品產生了巨大沖擊。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長江流域的絲織業急劇萎縮，產量銳減。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自然經濟迅速解體，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傳統絲織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此外，鴉片戰爭之后，家庭棉紡織業也因受到國內外機器制品的擠壓而呈現復雜曲折的分解之勢。一些地區傳統的手工紡織活動基本消失，而另一些地區的手工紡織業卻以各種形式始終存在于農家生產之中。

長江流域的紡織文化，猶如中華文化園林中的朵朵奇葩，凝聚著民族智慧和審美情趣，折射出時代的風貌和文化的光輝，其演變歷程是觀察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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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旭輝 王芳麗

美編：馬靚蝶 周伊萌

校對：段海英

審核：任 紅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