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國民黨軍精心策劃的皖南事變，使得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共9千余人，遭國民黨軍7個師約8萬余人的突然襲擊，損失慘重。皖南事變爆發后，沒過多少天，豫南戰役爆發，日軍糾集7個師團將國民黨軍隊湯恩伯部等約15萬人包圍于平漢鐵路以東。按說，國共鬧矛盾大打，日軍本可以不必趁此時向國民黨軍發動進攻，至少可以采取“坐山觀虎斗”的策略，伺機再獲取更大的戰略利益。但日軍為何這時卻偏偏出手了呢？

首先，讓我們先分析一下蔣介石的戰略考量。

盡管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時期總體上奉行的是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政策，但在這之中不時出現一些搖擺。其實，他的骨子里還是“攘外必先安內”的老一套。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更是明目張膽地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戰略方針。不久，國民黨頑固派既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此次皖南事變的爆發，正是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產物。針對新四軍活動于大江南北，在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蔣介石早就想除之而后快。畢竟新四軍活動的主要地域江浙及安徽一帶，是他起家的大本營。新四軍的快速發展，觸動到了他的戰略根本。所以，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皖南事變。

在蔣介石以為，他發動皖南事變對新四軍動手，原想以反共來停止日軍對其進攻。他判斷日軍肯定會“坐山觀虎斗”，無論如何也不會這個當口出手向國民黨軍進攻。這也符合常理戰略思維和日軍一貫的用兵策略。但為什么蔣介石這次卻恰恰判斷錯了呢？

第二，讓我們再分析一下日軍為何此時出手。

之所以日軍沒有采取“坐山觀虎斗”的策略，主要是出于兩點戰略考量：

一是在日本政府看來，國共沖突固然很好，給日軍提供了更大的戰略回旋余地。但他們進一步深入分析認為：“與其坐觀，還不如乘機進攻，把你進一步削弱，中國問題就可以容易解決”。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1月30日的一次講演中這樣說道：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一致抗戰，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事件。透過東條英機的這段話不難看出：日軍玩得更狠，做得更絕。他是想借事變危機，撒個大網撈個大魚，把國軍的十幾萬精銳主力趁機吃掉。

二是蔣介石消滅新四軍，至少把新四軍“驅逐”到黃河以北的如意算盤，觸碰了日軍的戰略“神經”。因為日軍一向認為黃河以北的華北地區是日軍的地盤和勢力，他們并不希望新四軍去那里開展抗日斗爭。對于這一點，東條英機說得非常直接：“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黨去華北，將破壞日本利益”。

出于以上兩點戰略考量，日軍毫不客氣，也根本不理蔣介石的那一套，在皖南事變爆發后沒有幾天，便開始對湯恩伯部動手。并且這次動手，動用的力量很多，規模很大，戰況也甚為激烈。

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日軍乘機進攻國軍，難道是變相“助力”共產黨？那么，共產黨方面又將采取什么樣的策略呢？

第三，讓我們最后看一看日、蔣、我三方斗智斗力的結果。

蔣介石方面，原本上以為皖南事變在軍事上占盡了最大便宜，滿以為徹底消滅了新四軍軍部和主力，得了個全勝。甚至，在事變后緊接著便拋出了軍事委員會的通令和發言人談話，反誣新四軍“叛變”，悍然宣傳撤銷新四軍番號，同時聲稱要把新四軍軍長葉挺交付軍法審判。結果沒想到的是，事變招致了美、英、蘇等國際上的強烈反對，招致了國內甚至是國民黨內部的不少反對。特別是日軍這個釜底抽薪，等于是給蔣介石一個悶棍。 一時間蔣介石被動之極，后來不得不表示不會再出現類似“剿共”之事發生。

日軍方面，在進攻中國軍隊方面，它是不可能助力共產黨軍隊的。他原本想利用皖南事變爆發的危機，乘人之危、混水摸魚，通過消滅湯恩伯等國軍主力，達到加速戰事、威懾中國軍隊抵抗意志的目的。結果令日軍沒想到的是，國民黨軍這次采取了較為靈活的戰法，采取避免正面決戰，主力機動轉移的戰法，主力向敵兩翼側擊，一部則向敵后截斷交通。日軍見側背受擊，決定收兵南撤。此時，國軍乘機反攻，收復了南陽地區。最終，日軍非但沒有吃掉國軍主力，反而讓國軍在豫南戰役取得局部勝利。

共產黨方面，采取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御的總策略，在事變中義正辭嚴、主張合理、抗日堅決，贏得了國際、國內最廣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甚至出現了國民黨的地位降低和共產黨地位提高的現象。軍事上則針對國民黨撤銷新四軍番號，針鋒相對地發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軍軍部，并以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組建7個新四軍師和一個獨立旅。這一規模較之抗戰初的4個支隊的規模大為增加，達到了9萬余人。關鍵是，通過這次皖南事變，共產黨在領導和指揮上更加統一、更加堅強、更加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