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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17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逮捕了共產國際特工牛蘭。

8月12日，國民黨引渡成功，一隊憲兵把牛蘭夫婦，和他們4歲的兒子吉米，直接押到了南京。

牛蘭夫婦的身份從搜出的文件看，是完全可以確定的，但是這對夫婦卻從一開始，就讓租界和國民黨陷入了尷尬境地。租界其實是巴不得國民黨趕緊引渡。

因為牛蘭夫婦一進去就沒打算活著，他們始終一字不吐。這讓租界和國民黨一面知道他們是什么人，一面又無法證實他們做了什么。

兩邊甚至連他們的真實姓名、國籍、來歷也無法確定。

所以這就像捅了個馬蜂窩。

2

中共、蘇共和國內民主人士，對牛蘭夫婦的營救是必然的，可是這事居然還弄成了一個世界性的大營救。

牛蘭的公開身份是泛太平洋產業(yè)同盟駐上海機構的秘書長，而泛太平洋產業(yè)同盟，是一個全球性質的工會組織。

所以牛蘭夫婦一被捕，法國工會聯盟就發(fā)電抗議，國際反帝同盟組織主席明岑貝格，就發(fā)起了一個“保衛(wèi)無罪工會秘書”的運動。

然后，美國著名作家德萊塞等32人，和世界勞動婦女領袖、國際紅色救濟會主席蔡特金，又紛紛致電給剛剛回國的宋慶齡，希望她能出手營救。

于是這事到了最后，就讓愛因斯坦、羅曼·羅蘭、蔡特金、高爾基、史沫特萊等一大批國際名人，也加入了總部設在歐洲的“保衛(wèi)牛蘭夫婦委員會”。

這當然會讓公共租界吃不消，讓國民黨感受到巨大的壓力。

3

但是巡捕們從一套房子里搜出的300份文件，顯示了牛蘭夫婦的重量，國民黨當然不能輕易放人。各方的呼吁、營救既然不好回應，他們就干脆概不回應。

實在撐不住了，他們就表示查無此人，牛蘭夫婦不在他們手里。

以至于時間一長，有傳言說，牛蘭夫婦已經承認了間諜身份，被秘密處決了。

然而中共特工和共產國際特工不是吃干飯的，他們綜合了各種情報加以分析，不但確定牛蘭還活著，而且還確定他依舊沒有暴露。

于是兩家機構就都向各自的成員，發(fā)出了具體營救命令。

他們因為牛蘭除了那些文件以外，實際上依舊掌握著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的大量機密，足以影響到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最后還決定聯手行動。

也就是共同設法取得牛蘭還活著，并仍在國民黨監(jiān)獄中的證據，以宣告世人，迫使國民黨要么出示證據，公開審判，要么放人。

于是這之后，中共專門負責此事的潘漢年，與后來被稱為“紅色諜王”的佐爾格，就走到了一起。

4

潘漢年與佐爾格早就認識，佐爾格來到中國后，潘漢年本就是他的主要聯系人。所以他們兩個就很快碰頭，很快達成了一致。

那就是必須設法拿到牛蘭的一封親筆信。

國民黨對牛蘭的消息封鎖得如此嚴密，要取得牛蘭親筆信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佐爾格主動承擔了這項任務。

佐爾格的公開身份是德國《法蘭克福報》的記者，這使他能夠在國民黨上層來去自如。他同時也建立起了一個更為隱秘，并四通八達的網絡，當然比潘漢年更有條件。

佐爾格和牛蘭，其實都是在1930年，被共產國際總部派到中國的，只不過他們分工不同。

真實國籍烏克蘭，真名叫保羅·魯艾格的牛蘭，主持的是共產國際駐上海聯絡站。

他不但在短時間內，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系統(tǒng)，擁有了一個地下印刷廠、多處秘密會議機關和聯絡機關，還成功地完成了共產國際對亞洲各國提供的所有資金的運作。

有關資料記載，牛蘭自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被捕期間，每月平均提供給中共的資金多達兩萬五千美元，高出了其它支部十幾倍。

而佐爾格，則主要負責情報工作。這位列在世界前十的著名特工，最終達到了什么程度不用多說，他那時候其實還為中共中央蘇區(qū)解決過武器問題。

當時，中共江西根據地的主力紅軍大約65000人，但只有不到4萬支槍，剩下的就只有大刀長矛。佐爾格一下子就從德國輸送給國民黨的武器中，“偷走”了2萬支步槍，和上千箱子彈，并成功地運到紅軍手中。

可以說，共產國際當時派遣的這兩個人，都是特工奇才。

5

佐爾格接下來，就把尋找關系的任務交給了他網絡下的中國籍特工方文。而方文特工網絡中的柳憶遙，也很快就找到了一個適當的關系。

柳憶遙是浙江人，他與國民黨浙江系的高官多有來往，他不久就告訴方文，他有個親戚，與浙江系加CC系的張沖相熟。

而且張沖作為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的總干事，正是牛蘭案件的主要負責人。

柳憶遙說的這個張沖，可以說是國民黨官員中的大才子。他手里有北平交通大學、哈爾濱中俄工業(yè)大學、哈爾濱政法大學三張文憑，而且還精通俄語，熟悉蘇聯事務。

所以他當時既然是以調查科總干事的身份，主管情報工作，牛蘭案歸他管是理所當然。

張沖從整個歷史來看，與中共的關系很密切，他曾經在國共合作中發(fā)揮了很大作用。

所以他去世后，朱德和周恩來就曾經給予他高度評價，一個稱他為“國士無雙”，一個說了句“安危誰與共”。

只不過那時候的張沖，是不是就能“國士無雙”，和“安危與共”，這很難說。因為他畢竟是國民黨大員，當時也不是抗戰(zhàn)時期，人的認識也會有個過程。

所以佐爾格系統(tǒng)與張沖接下來的運作，就有點復雜。

6

佐爾格得到報告后，發(fā)出的指示是必須試試，于是方文就開始啟動。

他當時完全沒想到，張沖會很快答應幫忙。但是張沖提出的條件又讓他躊躇。

張沖一張口就是兩萬五千美金，這在當時絕對是筆巨款。佐爾格“買”那兩萬支槍和上千箱子彈，都才花了一萬美金。

所以方文當時就想，這樣一筆巨款能為革命做多少事啊！用它來換一張紙條，很不劃算。

然而方文跟佐爾格一說，佐爾格卻高興極了。

他說，張沖不拒絕，就等于買到了一位高級別的情報員；任何金錢都無法與牛蘭的生命放一起衡量，這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反正佐爾格就是重義輕財，把同志生命放在第一位的那種，在他看來，能用錢解決的事就不叫事。

但是超級特工佐爾格，在這里似乎也犯了個錯誤。

關于張沖索要巨款這事，曾經有很多人說，張沖應該是想試探對方是否真誠，身份有無可疑，但這恐怕是因為張沖后面的作為，想當然了。

那筆巨款，張沖到底是拿了的，而且這后面，國民黨特務正是靠追蹤這條線索，才對佐爾格系統(tǒng)造成了嚴重破壞，以至于佐爾格不得不離開中國。

誰知道人家索要巨款，是不是釣魚呢？是不是為了讓你感覺到“誠意”呢？

或許，人家并不覺得一張紙條能有多大作用，反正國民黨是打定了主意不放人。他們既然從牛蘭那里打不開缺口，從別處下手也是可能的。諜中諜在復雜環(huán)境中是常有的事，別以為國民黨特務系統(tǒng)就沒有高手。

總而言之，這之后，佐爾格就把這事匯報給共產國際總部了，而共產國際總部也很慷慨地批準了他的行動，立刻從哈爾濱派人，送來了兩萬五千美金。

但是這事又帶來了一個當時誰也難以想到的不良“贈品”。

7

共產國際當時在哈爾濱有一個秘密聯絡站，所有進出中國的情報人員都是由此轉接。而這次負責運送這筆巨款的，本來只有一個德國共產黨員赫爾曼·西伯勒爾，卻不料，他出發(fā)之際，有一個叫奧托·布勞恩的人非要跟著來。

這個布勞恩也是德國共產黨員，他本來跟這事沒一毛錢關系。

他之前是被共產國際派往東北偵察日本人活動情況的，但由于滿洲國成立之后，日本人的控制很嚴，他完全沒法展開工作，所以就只好跑到哈爾濱，在這個聯絡站呆了下來。

發(fā)呆的呆。

布勞恩在聯絡站一呆就是好幾個月，這期間，他由于工作不力，受到了嚴厲批評，心情當然極為不爽。所以他一聽說西伯勒爾要去上海，就一再請求西伯勒爾，帶他換個地方。

而西伯勒爾想到自己帶了那么多錢，有個幫手是件好事，也就答應了。

不過西伯勒爾是個嚴守紀律的特工，他對自己的任務卻始終守口如瓶。他把那兩萬五千美金分別藏在自己身上，布勞恩到最后也一無所知。

但是西伯勒爾卻沒想到，他給中國帶來了一個災難性的人物。

西伯勒爾完成任務之后，就返回了東北，而布勞恩卻怎么勸都不肯回去了。他擅自就在上海留了下來。

布勞恩的這種做法，當然使共產國際的領導非常惱火。他們本來是要嚴肅處理的，但是共產國際當時派駐中共的代表阿瑟·尤爾特，卻對布勞恩很有好感。

結果這事就因為他為布勞恩說了幾句好話，不了了之。

于是這個布勞恩在上海活動了一陣子后，就成器了。

年紀輕輕的博古那時候身兼多個要職，最大的一個是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他們兩個一見如故。

然后博古去了中央蘇區(qū)，布勞恩也跟著去了，他成了紅軍的軍事顧問。

他本來做軍事顧問也不要緊，但他因為是博古最信任、依賴的人，最終卻以顧問的身份，掌握了紅軍的指揮權。

于是那之后，這位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yè)的“圖上作業(yè)指揮家”，就有了一處獨立的房子，整天在那所房子里看地圖，指揮紅軍作戰(zhàn)，讓紅軍一再遭受巨大損失。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損失三分之一，被迫轉移（那時候還不叫長征）。之后西渡湘江，一戰(zhàn)下來，又讓8.3萬紅軍剩下了3萬。

據有關資料說，布勞恩的錯誤指揮，至少讓紅軍損失了8萬人。

所以也難怪彭總后來會勃然大怒，拍了桌子:“從你們來到蘇區(qū)，我們就很少打勝仗，你這是崽賣爺心不痛！”

而這個布勞恩，正是紅軍戰(zhàn)史上大名鼎鼎的李德。不由覺得，歷史必然，有時候又像是偶然堆成的。

而且歷史也總是非常復雜的。李德是中國紅軍的罪人，但他又是唯一一個跟著紅軍走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他后面雖然被解除了指揮權，但仍舊旗幟鮮明地站在中共中央這邊，反對張國燾分裂紅軍。

8

至于牛蘭案，佐爾格和潘漢年公布的那封親筆信，果然掀起了更大的輿論力量，迫使國民黨首先釋放了牛蘭4歲的兒子，然后對牛蘭案進行了公開審理。

審理中，國民黨沒有得分，反而因為法國路透社、德國新聞社、上海英文版《中國論壇》等世界性媒體的曝光，使全球對國民黨憤怒起來。

那時候各大媒體都說，國民黨無視人權，踐踏法律，恣意妄為，違背法理，不人道……

但是國民黨并沒有放人。盡管當時的法庭裁決是，同意宋慶齡、蔡元培保釋牛蘭。

所以這場官司的最終結果就是:

國民黨司法部長羅文干，以“違背政治原則”為由，改變了司法結果。

國民黨先以觸犯“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死刑，然后又援引大赦條例，改為死緩，判了牛蘭夫婦無期徒刑。

這實際上是因為國民黨當時處于兩難之地。殺不能殺，放不能放，只好來個長期羈押。不跟各國意思一下，以后要錢要武器，會有些麻煩。

只不過6年后，這對夫婦自己逃走了。

1937年，日軍轟炸南京，南京一片混亂，誰也顧不得囚犯。他們趁機逃出監(jiān)獄，躲到上海，又回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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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鴉

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