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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秋之交，是薛岳在抗戰中最為凄涼的時期。

1944年夏季，舉世矚目的長衡會戰失利，在抗戰中固守5年不失的長沙城在2天之內失陷；衡陽在死守47天后，彈盡援絕，第10軍放下了武器。此次失利，其中固然有著日軍勢大，九戰區因精兵強將大部分被調離參與緬北反攻，造成力有未逮的因素在內，但對敵情判斷不明，在指揮上一再失誤更是重要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說，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具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薛岳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指揮失誤

第三次長沙會戰后，薛岳指揮第九戰區大敗日軍，連日軍自己都承認此次會戰戰敗，這在抗戰中是很少見的。

第三次長沙會戰后，日本確實在短期內失去了繼續進攻的能力，這使得國民黨內部產生了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日本在大陸作戰已經毫無能為，因此，從第九戰區抽調精兵良將奔赴緬北，參與打通滇緬公路的作戰。

薛岳的第一個失誤，沒有掌握1944年日軍大肆擴軍和從關東軍抽調兵力的情報

1944年，日軍為了挽回其在南洋作戰的頹勢，準備在中國大陸發動一次旨在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役“1號”作戰。為此，日本緊急擴軍百萬，并把相當一部分兵力投放到中國戰場。

同時，為了加強攻擊力，日本軍方從關東軍抽調主力，加入關內戰場，兵力已經達到了36萬人。

此時第九戰區的兵力已經由過去的40余萬降低為30萬，而日軍用于對付第九戰區的兵力已經達到了20余萬。雖然在抗戰后期，日軍的戰力已經沒有初期時精銳，和中國軍隊的戰力比已經拉近，但是此次日軍出戰，是從關東軍抽調了主力部隊參戰，戰力還是非常強大的。

可是，日軍大肆擴軍的情報不知道是沒有偵察到還是被國民黨方面以及薛岳忽視，在日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之前，第九戰區的兵力并沒有明顯的增強。

而且，由于頻繁作戰的消耗和國民黨軍隊普遍的吃空餉，即便在九戰區軍隊編制的花名冊上也有30萬人的數量，但在實際上恐怕能有20萬人就不錯了。就以九戰區精銳的第10軍為例，它是一個具有三個師的甲種軍，滿員應為3萬余人。可是由于作戰的消耗以及來不及補充，在衡陽保衛戰時，第10軍在加強了一個師的情況下才不過17600人。這還是中央軍的嫡系部隊，其他雜牌軍人數就更少了。

這倒不是國民黨一線部隊都要吃空餉，而是國民黨高層的腐敗所致。如一支萬人部隊的軍餉，發到手里最多不過7000人的軍餉，3000人的軍餉被挪用或者貪污了。一線部隊的長官沒辦法，只得把7000人的軍餉平均分給1萬人，這就造成了部隊的不滿。一線部隊為了多要點軍餉，只得多報人數，如把一萬人報為15000人，這樣的話，就可以得到一萬人的軍餉滿足發餉的金額。而在統計部隊數量的時候卻是以15000人統計的，這就造成了賬面上的兵員數量雖然很多，但是實際數量卻很少的情況。

因此，在第四次長沙會戰時，薛岳手中最多能有20萬部隊。以20萬對20萬，這是一場1：1的戰事，薛岳能打贏嗎？

難道對部隊的現狀，薛岳真的不了解嗎？他肯定了解！他也是從基層打出來的，又豈會不知這些貓膩？可他為何不請求調兵增援九戰區呢？一是他對敵情不了解，二是他對自己的“天爐戰法”太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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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的第二個失誤，迷信“天爐戰法”，最終戰法被破

所謂“天爐戰法”，其實就是后退決戰。日軍初進攻時銳氣正盛，九戰區第一線部隊不予敵進行殊死拼殺，而是節節抵抗，節節后退，然后撤往戰場的兩廂隱藏待命；日軍連續渡過新墻河、撈刀河、汨羅江后，戰力勢必受到極大損耗，后勤補給線拉長，待攻到長沙城下之時，已經是人困馬乏，而此時派一支得力的部隊駐守長沙，堅決擋住日軍的進攻，在日軍久攻不下，屯兵于堅城之下進退兩難之際，隱藏在戰場兩廂的部隊殺出對敵進行合圍，定會取得大勝。

“天爐戰法”的作戰指導思想在第二次長沙會戰時形成，在第三次長沙會戰時獲得巨大成功。可是，在薛岳獲得了巨大聲望的同時，也讓他對“天爐戰法”過度迷信起來，認為“天爐戰法”可以包打天下，不管日軍采取任何戰法，“天爐戰法”皆可以戰而勝之。

但世上是沒有“一招鮮，走遍天下”的戰法的。

在經歷了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慘敗后，日軍也在總結。新上任的日軍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認為，第三次長沙會戰日軍之所以戰敗有兩個原因：

一是第11軍出戰的兵力不足，10余萬的兵力不足以應付同時攻擊長沙城和中國軍隊的側翼合圍攻擊；二是對長沙外圍岳麓山的攻擊力不足，使得岳麓山上的中國炮兵對日軍的攻城造成嚴重威脅。為此，橫山勇改變戰法，把出擊的20余萬日軍分為了兩個波次，第一波次攻擊長沙城，第二波次攻擊中國軍隊對第一波次攻擊日軍的合圍。待攻到長沙之時，先集中主力攻打岳麓山，攻下岳麓山后再合圍長沙城。

果然，戰事一開始，薛岳就認識到自己的排兵布陣出現了大問題。從日軍顯示出來的戰力來看，日軍不僅有攻到長沙的能力，即使打到衡陽仍有余力。而且最要命的是，負責側擊日軍的部隊受到了日軍第二波次攻擊部隊的夾擊，傷亡巨大，部隊已經失去了聯系，對敵進行側擊合圍的戰術已經無法實現，長沙城岌岌可危。

薛岳的第三個錯誤，不聽參謀長趙子立的建議，防守長沙城主次失衡

“天爐戰法”被破，長沙城岌岌可危。為此，薛岳下令，第四軍張德能部防守長沙城，同時抓緊聯絡失散各部增援長沙。

九戰區參謀長趙子立給薛岳獻策，一是九戰區長官部立即撤離長沙，轉移到安全地區。這是趙子立鑒于第一戰區蔣鼎文的長官部被日軍打掉，全軍失去了指揮，最終造成全面潰敗的經驗提出的建議。對于這個建議，薛岳接受。

趙子立第二個建議是在長沙城防的布置上做出調整，第四軍一個師防守長沙城，兩個師防守岳麓山。如此一來，城內的一個師在岳麓山炮兵的支援下可以守住，即便守不住，也可以在炮兵的掩護下撤離。可一旦岳麓山失守，失去了炮兵掩護的長沙城失守無疑。

可這個正確的建議卻被張德能拒絕，理由是薛岳曾有指示，必須把兩個師放在城內，一個師駐守岳麓山。趙子立雖然是九戰區參謀長，在職務上要高于張德能，但張德能是粵軍老將，手中又掌握著粵軍的王牌，根本就不把趙子立放在眼里。而且，薛岳僅指定了張德能、趙子立和炮兵指揮官王若卿三人防守長沙，但卻未指定由誰來負責，手握重兵的張德能和幕僚長趙子立相比無疑更具有話語權。因此，當趙子立對張德能的布防提出異議的時候，張德能用：

“這是薛老板指示的”

就把趙子立給堵的一句話也沒有了，誰讓自己不受薛岳待見，而張德能又是薛岳的心腹愛將呢？

不過，張德能也算是一條漢子，在長沙失守后進行問責的時候，張德能并沒有做絲毫狡辯，而是坦然承認了他沒有聽趙子立的意見，最后被軍前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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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薛岳未能聽取趙子立的正確建議，造成長沙布防的主次失衡，當日軍猛攻岳麓山，守軍吃緊的時候，張德能終于認識到趙子立的建議是對的，于是抽調城內一個師渡過湘江增援岳麓山。可由于命令有誤，渡過湘江的部隊以為是撤退，張德能喪失了最后一次挽救長沙的機會。僅過了兩天時間，在抗戰中頑強固守5年的長沙城失陷了。

既然湘北的中國軍隊失去聯絡，那么，在湘南地區的中國軍隊到哪里去了呢？薛岳為何不調動部隊增援呢？

早在薛岳發現日軍采取兩個波次進攻，用于攻擊長沙的兵力達到7個師團的時候，就已經預料到長沙恐不可守。為此，他調動在衡山地區的第10軍和駐扎在兩廣地區的暫編第2軍北上增援，可卻被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拒絕。白崇禧認為，此次日軍來勢甚大，在長沙和衡陽之間與敵決戰已經不現實，因此命令薛岳退往廣西，在桂柳地區與敵決戰。

而薛岳一向于白崇禧關系很差，認為九戰區部隊退往廣西是在給桂系守大門，因此堅決不肯前往。見薛岳不服從命令，重慶方面再次命令，要薛岳率主力退往湘西一帶，可仍被薛岳拒絕。薛岳的邏輯是，既然我不肯退往廣西，不給桂系守大門，那為何要退往湘西，給重慶守大門呢？況且，湘西地區是第六戰區的地盤，自己九戰區的司令長官退到了第六戰區，將會丟盡自己的臉面。但是薛岳忘了，無論是六戰區也好，九戰區也罷，難道不都是中國軍隊嗎？

薛岳兩次違令，率部退往湘東南的耒陽，然后撤到郴縣，再撤到桂陽，其實已經遠離了戰區的核心區域，對第九戰區接下來的戰事并沒有起到指揮的作用。

可是，薛岳違抗命令不把部隊撤到湘桂路，并不意味著第九戰區的部隊都不服從命令。中央軍的嫡系24集團軍就不用說了，肯定是堅決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原本對薛岳很尊敬的第27集團軍總司令楊森此次也對薛岳的命令不滿，27集團軍帳下兩個軍，一個是王澤浚指揮的第44軍，另一個是楊森的嫡系第20軍。楊森只給薛岳留下了一個新編師，主力部隊則退往廣西；第44軍軍長王澤浚是川軍將領王瓚緒的兒子，膽子比較小，沒敢走。其他的部隊，像丁治磐的26軍、羅奇的第37軍、黃濤的62軍和黎行恕的46軍紛紛執行重慶政府的命令沿著湘桂路撤往廣西，仍然待在贛北的第30集團軍王陵基部也開始對薛岳的命令陽奉陰違起來。

所謂是上行下效，既然薛岳能夠兩次違抗上級的命令，他們為何不能違抗薛岳的命令呢？何況，沿著湘桂路撤退的命令是蔣介石下的，他們聽命從事又何錯之有？

在1944年的夏秋之交，實質上，薛岳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的位置已經被架空，仍然能夠聽命行事的，也僅有第44軍、第72軍、第58軍、第99軍和兩個暫編軍，而且還都是被嚴重折損的軍，這和第九戰區全盛時期共有21個軍，50余萬人馬的盛況相比，可謂凄涼。長衡會戰后，薛岳已經失勢，再也沒有在抗日戰場上有所成就。

薛岳失勢的主要原因

長衡會戰后，薛岳之所以會落得這步田地，并非僅是指揮失誤所致，而是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個原因：薛岳心高氣傲，目無余子，聽不進逆耳忠言

薛岳本來就心高氣傲，等閑人等根本就不放在他眼里。在國民黨陣營中，也就是蔣介石和陳誠的話，他還能聽得進去，這倒不是薛岳在戰術上佩服這二人，而是其一，蔣介石是他的老板，他不得不聽；二是陳誠是他的恩人，屢次在他危難之際出手相助，他不能不聽。

抗戰爆發后，薛岳指揮部隊確實打了不少好仗和勝仗，尤其是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巨大勝利讓他在國內、國際上贏得了極大的名聲，其驕傲的本性再一次大爆發，以至于根本聽不進參謀長趙子立的逆耳忠言，最終釀成長衡會戰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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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原因：過于自我，兩次違抗軍令讓部下失望，威信大為降低

第九戰區的部隊幾乎都是國軍的精銳組成，雖然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后，第15、第19集團軍大批精銳部隊被調往云南編入遠征軍，但剩下的部隊仍然是以第王耀武24集團軍為主干，這些部隊可都是中央軍，哪里會在薛岳違抗命令的情況下跟著他走呢？

而且薛岳違抗命令是一貫的，雖然在很多時候他的違令并不是有意在和蔣介石鬧別扭，而是根據戰場實情做出的正確判斷。由于正確，所以部下也都擁護他，跟著他走。但在長沙失守后，他的兩次違令卻不同，完全是故意不服從命令。什么叫不給桂系看家？什么叫不給重慶看門？這還是中國軍隊的統帥嗎？

而且，在衡陽保衛戰最危急的時刻，薛岳不僅不督促部下積極救援，反而下令已經逼近衡陽的第62軍撤往湘東南，連一貫被稱為老實人的原第10軍軍長李玉堂都看不下去了，連聲發問：

薛長官究竟是怎么想的，自己不去湘西也就罷了，連策應衡陽的部隊也要拉走？

九戰區各軍軍長的眼睛是雪亮的，見薛岳如此行事，已經失去了一個戰區司令長官最起碼的負責態度，其威信大為降低，對待薛岳的命令再也不肯像從前那樣奉行。

前線將領們可以跟著你薛岳一同抗命，但前提是正確的命令，若是亂命，自然不肯服從。

第三個原因：撲朔迷離的薛岳聯合李濟深、史迪威成立“西南聯防政府”案

關于薛岳為何兩次抗命，國民黨的軍令部長徐永昌曾經在日記中做過猜測。他認為，薛岳是在等待著一場“大變局”，然后利用“大變局”聯合云南的龍云、廣東和李濟深、張發奎、余漢謀在湘東南和粵北地區建立一個“西南聯防政府”，由史迪威提供美援幫助推翻蔣介石。

這件事雖然被當事人否認，但絕非空穴來風，蔣介石不可能對此事一無所知。再結合薛岳在長沙會戰中一系列的反常表現，以及在衡陽保衛戰時不僅兩次違抗命令，還要把正在增援衡陽的部隊抽調到湘東南地區等行為都讓蔣介石生疑。因此，那些不服從薛岳命令的部隊很有可能都是接到了蔣介石的特別命令，而那些跟隨薛岳的部隊都是不受信任的部隊。

這件事始終是撲朔迷離，沒有最終的結果。但從長衡會戰后，薛岳在第九戰區徹底失勢的情況來看，或許有之。可由于涉及到的面太大了，而且涉及者都是一方大佬，根本無法細查，也不能細查，最后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