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中旬，湘鄂邊特委和獨立團由石門離開湘鄂邊蘇區，經洪湖根據地的松滋到達江陵沙崗一帶，與夏曦領導的中央分局會合。不久，湘鄂邊獨立團改編為紅三軍獨立師，師長王炳南，政委盧冬生。

王炳南烈士

1932年10月上旬，湘鄂兩省軍閥全力圍攻洪湖中心區，獨立師向洪湖蘇區西北方向突圍。突圍中，夏曦、王炳南率領的一部，與盧冬生率領的另一部分隊伍，因在余埠、白湖一帶遭敵重兵追擊，雙方失去聯系，以后夏曦和王炳南部經過艱苦轉移，突破敵人的層層封鎖，在大洪山與賀龍帶領的紅三軍主力會師，盧冬生部則轉移到遠安一帶活動。

紅三軍退出洪湖根據地后，實行戰略大轉移。王炳南率部隨紅三軍主力經豫南的桐柏山，從伏牛山西進，過紫荊關，進入陜南。沿途敵軍不斷圍追堵截，在武關附近有敵軍3個旅，賀龍對獨立師師長王炳南說：“我看要打武關。這是一個考驗，一定要打勝。不打勝仗，我們沒法走。”

王炳南率領紅軍一鼓作氣攻下武關，殲敵一個營后，紅三軍才取得一些主動。紅三軍這次被動的戰略轉移歷時兩個半月，跨越了7000華里。1932年12下旬，又回到了鶴峰縣境，部隊從出發時的15000人減至9000人左右。造成這一惡果的外部原因，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第四次軍事“圍剿”，其內部原因則是夏曦在湘鄂西黨內軍內大力推行王明路線。

關向應

先是以夏曦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已發動了兩次“肅反”。第一次反所謂“改組派”，先后捕捉了湘鄂西蘇區黨政軍各級干部千余人。其中殺害了湘鄂西省委常委、省軍委主席萬濤，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省蘇維埃副主席劉革非，省工會黨團書記柳直荀等。第二次“肅反”，也是反對所謂“改組派”的陰謀，逮捕了241人，殺害了紅軍三軍七師師長王一鳴，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等。這次反對所謂“改組派”，則是在“清黨”的名義下進行的。

1933年元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鶴峰毛壩召開擴大會議。夏曦不顧賀龍等人的反對，認為紅三軍內部成分不純，必須重新進行一次徹底“肅反”和“清黨”，他不但沒有認識到前兩次在洪湖大規模對湘鄂西蘇區產生的毀滅性危害，反而批評要求停止“肅反”的意見是“右傾”為更大規模開展錯誤的反“改組派”斗爭大造輿論。

1月13日，紅三軍攻占桑植縣城。敵新編三十四師師長陳渠珍為保存實力，愿與紅軍達成互不進攻的協議。賀龍、王炳南等人在不損害紅三軍利益的前提下同陳渠珍談判，爭取紅三軍休整發展的條件。夏曦指責這個主張是“右傾機會主義”，并以中央分局的名義命令紅三軍向裝備良好又以逸待勞的陳渠珍部進攻，在桑植利福塔永順桃子溪等地數戰失利，被迫重返鶴峰毛壩。

在第二次毛壩中央分局會議上，分局負責人竟然說，從桑植作戰失利中吸取的唯-“教訓”就是又發現了“改組派”的陰謀。夏曦認為原湘鄂邊黨、政、軍領導權“完全被改組派把持”，在湘鄂邊獨立團內改組派代表人物就是王炳南。于是，他以“與周小康一起斷送湘鄂邊助成賀炳南、賀佩卿之公開叛變”“準備隨九師一起拖走到劉家寺暴動”等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王炳南頭上，并于3月24日將王炳南逮捕關押。就這樣，從逮捕王炳南開始，直到捕殺紅九師師長段德昌，掀起了第三次錯誤的“肅反”高潮。

夏曦

王炳南在被關押期間，與“左傾”路線執行者展開了堅決的斗爭。他理直氣壯地質問道：“我跟共產黨走，為勞苦大眾打天下，有什么錯?"“左”傾路線執行者見他嘴硬，對他嚴刑拷打，他罵道：“你們連我在哪里參加'改組派’都弄不清楚，就把我關起來，真卑鄙！”

王炳南因長時間戴著手銬腳鐐，渾身被折磨得皮破肉爛，流膿生蛆，散發著腐臭味。賀龍、關向應前來探望被關押的王炳南，看到昔日并肩作戰的戰友，叱咤湘鄂邊的驍將，如今卻形瘦骨立，身陷牢獄，不禁心如刀紋。王炳南看到老軍長，心情格外激動。他從深陷的眼窩里流出悲憤的淚水，拼盡全身的力氣，連腳鐐都快蹬斷了。他自知來日無多，心情沉重地說：“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多想再為黨做些工作啊！”賀龍、關向應表示設法營救。

后來，賀龍在《回憶紅二方面軍》一文中寫道：“我說、王炳南沒有問題，應該放’。夏非殺他不可。他把人整成這樣子，怕結仇”。就在王炳南與賀龍、關向應見面后的第二天，6月20日深夜，王明“左”傾路線的執行者迫不及待地將王炳南押赴鶴峰麻水板栗樹坪的刑場，他一路高喊：“我沒有罪！我沒有罪！”可是，還是被殺害了。

就這樣，這位自1928年起就把自己的命運同湘鄂邊人民的命運始終連結在一起，南征北戰，屢建奇勛，深受湘鄂邊人民愛戴的好兒子王炳南烈士悲壯犧牲了，時年41歲。一同遇害的還有其他12名同志。

噩耗傳來，紅三軍廣大指戰員都泣不成聲地哭了起來，當晚，賀龍為一起北伐，一起參加南昌起義，一起開辟湘鄂邊根據地和創建紅軍，多年患難與共的老戰友王炳南，竟然慘死在“左”傾路線槍口之下流下了極度悲憤的淚水。

王炳南犧牲了，留下了許多動人事跡在群眾中流傳著。他早年隨岳父學過獸醫，走到哪里，只要發現有豬瘟，他就親自上山采藥、配制，具有藥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效，被群眾譽為“驅瘟神”。一次，王炳南帶領紅軍在長陽天池口、黃柏山、峰下坪等地游擊敵人時，恰逢當地鬧豬瘟，老百姓一籌莫展。

王炳南得知這一情況后，心急如焚，便利用軍務空隙，和警衛員背著粗布包袱，爬山涉水，到深山老林采挖草藥。回到駐地，他根據民間秘方，配好藥劑，挨家挨戶為群眾治療病豬，這一帶的豬瘟很快得到控制，為群眾挽回了損失，群眾流著眼淚激動地說：“王團長真是神仙郎中”。從此，王炳南是“驅瘟神”的美名傳開了。

他犧牲后，湘鄂邊的群眾十分懷念他，逢年過節，或遇自然災害，都要燒香化紙祭莫他，祈求王炳南烈士陰靈保佑。為防止豬瘟流行，群眾干脆在豬欄上掛上一塊寫著“王炳南在此”的木牌，借它驅瘟避邪，保牲畜平安。湘鄂邊人民的這種懷念方式流傳至今。

王炳南教育全家干革命。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1928年下半年，父親王仕杰帶著王炳南的兩個兒子王盛林、王榮生，不顧年邁體弱，翻山越嶺，穿過敵人層層封鎖線，來到鶴峰投奔紅四軍。他們剛走到紅土坪，不幸被敵姜文周團抓捕。有人告密，說他們是王炳南的家屬，敵人如獲至寶，連夜押往桑植縣城，關進囚牢。

桑植縣城東正街賀龍賑濟點

敵人對祖孫3人動用酷刑，讓他們吃盡苦頭，卻沒有掏出半點東西。遭受3個月非人折磨后，在鄉親們的大力營救下他們才逃了出來。年過60的王仕杰老人不久即含恨去世，他臨死前叮囑兩個孫子要趕快找紅軍去。孩子們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掩埋好爺爺的尸體，擦干眼淚又上路了。舅舅朱紹祥冒著極大的風險，帶著兩個外甥晝伏夜出，來到鶴峰縣城附近的一個村子里，終于找到了紅軍。

賀老總見到王炳南的兩個兒子十分高興，便開玩笑地對王炳南說：“你有兩個兒子，我一個沒有，你應當給我共產一個！”賀老總的話把大家逗笑了。王炳南滿口答應說：“孩子們逃出虎口，如今找到了紅軍，就都是黨的兒子，兩個兒子隨你挑吧！"賀老總朝他們看了一陣，對王盛林說：“我要這個小家伙！”王炳南點頭道：“行，茂生，你以后就留在賀老總身邊。”按照湘西風俗，借給別人做兒子得另改名字。

王盛林的本名叫王臣茂，小名叫茂生，賀老總略一沉吟，說！“茂生，必然成為茂盛的樹林，以后就叫盛林吧！”從此王炳南的長子改名王盛林，當上了賀老總的貼身警衛員。

王盛林在賀龍精心培養教育下，1929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歷任紅四軍手槍隊長、紅三軍營長。在紅三軍從洪湖向湘鄂邊轉移途中，遭遇“肅反”被錯誤逮捕，定“罪”等斃之際，經賀龍保釋，才勉遭殺害，后賀龍冒險將其偷偷釋放回家，2000年，王盛林因病去世，享年90歲。

二兒子王榮生參加紅軍后，于1933年下半年，因王炳南被誣陷為“改組派”而遭“株連”，亦被殺害。王炳南的小弟王朝義是紅軍外圍的聯絡員，他經常為紅軍探聽信息，傳遞情報，還協助紅軍購買槍支彈藥，后不幸被叛徒殺害于唐家山。

1951年，黨和國家正式追認王炳南同志為革命烈士，他的遺骸葬于湖北省鶴峰縣滿山紅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