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韓國電影和文學對戒嚴的反思，成為無形的防彈衣，防止尹錫悅戒嚴之夜流血。韓國軍隊沒有完全被工具化。在最長一夜中，韓國百姓期盼希望的曙光，卻迎來曖昧的權力黎明。

這是韓國最長的一夜。總統尹錫悅在十二月三日晚上十點二十七分宣布戒嚴，但不到六小時之后宣布取消，整個世界格局都被這個歷史上最短的戒嚴打亂，讓很多韓國民眾仿佛回到四十五年前的戒嚴時期，但漫長的政治動蕩還在延續，要走出戒嚴后遺癥的驚悚。

韓國政治彌漫不確定的元素，總統成為高危職業，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善終，被譏為“青瓦臺魔咒”，背后既是制度設計的缺陷，也是總統與財閥和美國勢力的恩怨情仇，處處都是陷阱，成為繼任者清算的對象。但更重要的是，韓國的國民性格剛烈，往往“較真”到極致，最后就會爆發高強度的矛盾沖突。

但韓國近年民主化運動，卻造就了一個高強度的民間社會，勇于投入各種社會運動，也在文化藝術上勇于反思與沉淀。韓國電影都不諱言政變和戒嚴，將歷史上幾次驚心動魄的事件都推上銀幕，讓昔日的禁忌與痛苦都轉化為全民的記憶。《12.12：首爾之春》《南山的部長們》《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和《正義辯護人》等經典作品，都讓觀眾看得熱淚盈眶。

熱淚背后其實就是韓國政治的內在張力，永遠在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擺蕩。由于韓國要面對朝鮮強大的軍事威脅，首爾距離朝鮮三八線前沿只有五十多公里，就在朝鮮火炮的射程之內，因此舉國上下都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五十年代韓戰的傷痛，是每一個家庭揮之不去的歷史。但從八九十年代開始，韓國推動轉型正義，落實民主權利，又深入民心，對于專制獨裁的政治，都有高度的警惕。

文學界也重視這些集體的傷痕。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作品《少年來了》，就是寫一九八零年光州事件的殘酷，青春面對血腥的蹂躪，成為一代人刻骨銘心之痛。韓江筆下的少年就是時代的見證，控訴軍政府的暴虐，不僅是肉體的、也是心靈的扭曲變形。

這次尹錫悅的閃電戒嚴，并沒有閃電消逝，反而留下來一道難解的政治方程式，為何韓國的民主如此脆弱，為何戒嚴的心態還躲在政客的工具箱內，動輒被總統拿出來擺弄，成為全民揮之不去的陰影。

韓國電影和文學對戒嚴和政變歷史的反思，成為無形的防彈衣，防止“一二．三”戒嚴之夜血流成河。韓國的軍隊沒有完全被工具化。十二架直升機凌空而來，特戰隊七零七部隊在國會表決之前就已經全部撤離，即便一度被前電視主播挑戰搶槍，也能自我克制，沒有釀成悲劇。

這也許是韓國反政變文學和電影反思的效應，全民都認為軍隊不應介入政治斗爭，不應該將槍口對準民眾。在最長的一夜中，韓國百姓期盼希望的曙光，卻迎來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糾纏的曖昧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