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敏聲

　　1949年2月13日，天津市各界隆重召開慶祝天津解放大會。圖為天津市市長黃敬在大會上講話

　　我的父親黃敬去世時只有46歲。他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他在多種復雜和艱難的環境中，對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一個戰友說：“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發光。”

　　一

　　全國抗戰爆發前，黃敬曾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是我國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劉少奇稱他為“一二·九”運動的靈魂。

　　全國抗戰時期，黃敬先后擔任中共晉察冀區委、冀中區委、冀魯豫區委書記，中共中央冀魯豫分局書記。他對開創或鞏固上述抗日根據地都作出過重要貢獻。毛澤東說：“我們的區黨委書記多有黃敬這樣的，抗日戰爭勝利得就會越快些。”

　　解放戰爭時期，黃敬曾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副書記、華北軍區后勤司令部政委、華北人民政府公營企業部部長。他在保障軍隊后勤供應、領導財經工作和土改工作中都有重要成績。

　　新中國成立初期，黃敬曾擔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天津市市長。薄一波說：“黃敬同志在領導天津市的工作中，同樣地貫徹執行了黨的關于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方針，在恢復和發展生產、實行民主改革、改革資本主義工商業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績。”

　　1952年至1958年，黃敬先后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兼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在中央領導下，黃敬率領全體職工，把基本上是修配性質的我國機械工業，改造成為名副其實的機械制造工業，并開始向“從仿造到自行設計”的方向發展。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末期，我國的機械工業已經能夠自己制造所需機械設備的60%以上。原機械工業部編寫的《當代中國的機械工業》一書中說：“他是新中國機械工業的主要奠基人。”

　　黃敬積勞成疾。病中，毛澤東托人轉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黃敬病逝后，毛澤東親自簽發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追認黃敬為烈士，其家屬享受烈屬待遇，這在新中國成立后病逝的老同志中，是少見的。

　　黃敬有諸多共產黨人的優秀品德和才藝。毛澤東稱他“多才多藝”。

　　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時說：“黃敬同志對黨和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具有高度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忠心。他積極努力把黨的方針政策同具體的革命實踐在工作中結合起來，千方百計地去完成黨所交給他的工作任務。他的善于團結同志、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他的發奮忘我的工作熱情和學習熱情，他的敢于打破常規、善于接受新鮮事物的精神，都是我們共產黨人和革命干部學習的榜樣。”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呂正操說：“他（黃敬）的作風：各方面的人都能團結，平等待人，又能民主，又能集中。他的主張，大體上對的多。沒什么私心。愛才，對知識分子愛才，對工人很平等。……他不看勢力風頭，他誰也敢爭，開會該爭就爭。主要是他沒什么個人打算，這是共產黨員最基本的東西。”

　　黃敬注重理論聯系實際。他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力求把黨的方針政策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反對照抄照轉、生搬硬套。他說：“這是吃小米拉小米。”黃敬注重調查研究工作。在冀中抗日根據地時，為了研究農村的合理負擔和村財政問題，他曾到48個村進行調查。在一機部工作時，他每年都要下工廠調查兩三個月。他總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他說：“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是什么？……是實事求是。”

　　黃敬在工作中善于抓主要矛盾，通過解決主要矛盾推動全局的發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國務院原副總理姚依林說，黃敬“這一點我一直是覺得值得學習的，他不分散力量，不同時搞幾個問題，而是集中力量研究一個主要問題，研究得很透。因此，觀察問題很深，往往作出很正確的結論”。

　　黃敬善于團結同志。他襟懷坦蕩，從不在背后議論同志的是非。他處事公正，從不搞小團體、小圈子。他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敢于公開檢討自己的錯誤，也敢于批評其他同志的原則性錯誤。原煤炭部部長張霖之曾說：“什么干部黃敬都能團結，老干部也服他，不簡單”；“原則性強，而工作方法則軟”。

　　黃敬一貫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他和知識分子廣交朋友，虛心向他們請教。他放手使用知識分子，務必人盡其才。抗戰時，他擔任冀中區黨委書記時，冀中區內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幾乎全被動員，熱情參加抗日工作，推動了冀中地區的政權建設、抗日宣傳和文教衛生工作的蓬勃發展。許多知識分子在抗日斗爭中成長為我黨的優秀干部。他在領導天津市和一機部的工作中，也動員團結了大批知識分子，大膽信任使用，讓他們有職有權，在工作中予以支持。

　　二

　　許多同志說，黃敬最突出的特點是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密切聯系群眾，和群眾心連心。

　　原機械科學研究院院長李安說，黃敬“每到一地，與房東，與群眾，一鉆就鉆下去。和基層干部，非常親切，熱心談心。一接觸，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真正的平等精神，‘以誠待人’。使各種各樣的人都感到誠心，是‘一事人’，把心里的話掏出來，把體己的話說出來。和黃敬談一次話就感到力量，他的字眼是‘誠則靈’。‘誠’，是堅定的階級感情，純真的無產階級思想”。

　　呂正操說：“他（黃敬）是大學生，但善于跟貧下中農接近，使冀中軍民之間建立了魚水那樣緊密的關系，如果不建立那種關系，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隊在冀中是站不住腳的。他和老農見了面，老農就喊他‘老黃’，請他抽煙，他拿起老農的旱煙袋就抽起來。黃敬同志就拉老農過去隨便談起來；老太太見他路過，非給他水喝，不喝水就過不去。軍民關系，打成一片。黃敬同志在這方面是模范。今天看，從冀中，到天津、北京，他一直是這樣。”“黃敬和各個階層的人都能接近，包括知識分子，他具有民主作風。”

　　曾任冀魯豫區黨委書記的張霖之說，在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黃敬到了，群眾路線才真做到了”。

　　中共中央原委員、原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建南說：“他（黃敬）個人作風上是平易近人、聯系群眾的，很值得講講。干部，包括一般干部，均覺得他親熱。盡管他忙，只要找他，他真幫助解決問題。黃敬下廠時，從干部一直到工人，都感覺他平易近人，聯系群眾。”

　　黃敬基本的工作方法是走群眾路線。他善于總結群眾的新鮮的實踐斗爭經驗，集中上來，再推廣下去。

　　新中國成立后，黃敬重視學習外國的經濟建設經驗，但強調一定要通過走群眾路線，把外國經驗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走中國式的道路。他說：“學習外國的經驗，我們的任務是要把洋東西變成中國貨。還有一條群眾路線，這是外國人總結不出來的！”

　　黃敬認為，成績應歸于人民，歸于黨。他在與摯友王林聊天時講：“我們常常說把成績歸于人民，歸于黨，不是一句空話，因為我們的成績（如果有的話）是把群眾的成績加工了的。”王林在1955年6月18日的日記中感嘆道，黃敬“談到成績是群眾的、黨的，是那么出自內心，那么真實地自然地覺得自己‘渺小’而群眾‘偉大’”。“我感到他正如高爾基說的，黨性已經變成一種本能了。”

　　三

　　黃敬一貫關注并盡力解決關系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

　　1930年，黃敬就離家從事進步文化活動，住在工人住宅區里，向工人宣傳革命的道理，感受勞動人民的疾苦。

　　1933年，黃敬就讀山東大學時，組織“海鷗劇社”，深入到工廠、農村中演出進步話劇并訪貧問苦。他們在農民家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農民生活的艱辛。黃敬和不少人掏出了口袋中所有的錢，以解他們的燃眉之急。黃敬當時滿面憂愁地自語道：“這是杯水車薪啊！這是杯水車薪啊！”他當時就開始思索拯救民眾于水火的途徑。

　　姚依林回憶：1935年，在“一二·九”運動中，黃敬率先提出“南下宣傳”“到民間去”的主張。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冀中、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黃敬大力開展民主、民生的群眾斗爭，不但通過減租減息使農民在經濟上減輕了負擔，而且通過民主選舉使農民在政治上當家作主。這為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群眾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黃敬主政天津，始終關注解決民生問題。他把解決工人失業的問題放在市政府的主要議事日程上，千方百計地籌集資金，并采取以工代賑的辦法解決工人的就業問題。在制定天津市的財政預算時，他主張“盡力量辦人民所需的市政建設事業”。1950年，天津的市政建設費用占全部財政開支的72.6%，而所有建設首先是為了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他領導建設了徹底消滅天津水害的四大工程，并興建了水上公園、第二工人文化宮、人民公園、南開公園等10余處大中小型文化娛樂場所，改善了天津市民的居住環境。僅1950年一年就新修馬路18條，補修道路83.2萬平方米，建設下水道24條長21公里（相當于日據、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總和），并對自來水設施進行了擴大及更換的工程，全市供水量增加了1倍，全市人民都能吃上自來水。他決心解決工人的住房困難問題。

　　1952年3月20日，黃敬說：“今年市政工作兩大基本任務，就是擴充學校和為工人蓋宿舍。”1952年，天津共新建了7處工人新村，新建5.5萬間平房，解決了17萬工人及其家屬的居住困難。

　　黃敬擔任一機部部長后，一如既往地關注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他說：“我們自己作為一個領導干部，對待國家所給我們的待遇來說，那就可計較可不計較；但是作為一個國家代表、行政負責人來說，就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福利這項工作。”

　　時任黃敬秘書的甘子玉（后曾任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主任委員）回憶：

　　黃敬最大的特點是接近群眾。

　　他到了長春汽車廠，一到那里，先與廠長談，接著找工人談，找車間中有特點的工人，有創造的工人談。他問工人生活情況，先問是哪個地方的人，接著黃敬就說那個地方的方言（黃敬會說各種地方的方言）。他很快就能摸住這個工人的特點，很快就跟工人搞在一起，打成一片。工人的各方面的情況，包括家庭人口、收入情況等等，就一一掌握了。

　　他了解到，這里有很多南方來的工人，家屬工作問題沒有解決，生活在北方不習慣，因而情緒不安定。他們是支援祖國大建設來的，但生活得并不愉快。他很快抓住這問題，與工廠黨委會研究，如何解決問題。他總結了幾點辦法，再與黨委會研究。

　　黃敬照顧自己不多，而熱心照顧別人。他自己有多少收入，他不知道。……但他卻對工人生活、收入等等，非常清楚。他曾向周總理反映關于工人工資、《人民日報》有關社論、學徒轉正等問題，周總理叫馬文瑞（時任勞動部部長）研究好了再交總理看。可見，他對工人的生活何等熟悉，也可見他如何關心工人生活。關心工人生活，好像成了他的本能。

　　黃敬是1958年2月10日去世的。臨終前一個月，他還多次關注中國的城市貧民問題。

　　1958年1月中旬，黃敬在廣西南寧市大街上遇見一名推車工人并與他聊天。黃敬得知他老婆死了，孩子很多，上不起學，家里生活困難。黃敬叫秘書甘子玉調查他的情況及廣西城市貧民的生活問題，并與秘書商議，是否可以從他的工資中給這名工人以生活資助。后來，黃敬考慮，這不是一個工人的問題，還是按系統幫助的好。1月22日上午，他在與廣西省委書記劉建勛談話時，反映了這名工人的情況，并轉交了有關材料。1月25日，黃敬在廣州生病住院第三天，在病中還向甘子玉問起關于廣西城市貧民的調查情況。甘子玉感慨地說：“黃敬對群眾的疾苦，敏感、關心。”

　　黃敬的革命一生，始終和人民心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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