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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駕崩，天崩地裂，但比這更重要的是新一代君主的確定。古語講，國不可一日無君，而且，清朝皇族家法規(guī)定，不立新君，就不能為先皇發(fā)喪?？墒?，嘉慶帝臨終沒有一句話交代，于是，群臣決定找嘉慶帝的立儲密旨。清朝雍正以來，實行秘密建儲制度，皇帝生前準備一道死后才發(fā)生效力的詔書，上面寫著繼承人的名字。按說嘉慶帝年逾六旬，不可能不考慮繼承人的問題。

軍機大臣親手對嘉慶帝的遺體搜身，沒有；又打開了太監(jiān)從北京帶來的十幾只箱子，翻了個底兒朝天，依然沒有。難道是壓根兒就沒有立儲密旨？群臣找不到嘉慶帝的立儲密旨，急得團團轉(zhuǎn)。據(jù)《清史稿·宗室禧恩傳》記載，在這種情況下，內(nèi)務府大臣禧恩（多爾袞的后人）建議不找了，立即擁立嘉慶帝的次子綿寧繼位。

嘉慶帝一共有五個兒子，長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連名字都沒有。此外四個兒子長大成人，分別是：次子綿寧今年三十九歲、第三子綿愷二十八歲、第四子綿忻十六歲、第五子綿愉七歲。此時，綿寧、綿忻在承德避暑山莊，另外兩個兒子留在北京。

顯而易見，綿寧的優(yōu)勢是突出的，他實際上是長子，又是嫡出，在宗法社會里，這兩點無可逾越。更何況他此時的身份是親王（智親王），爵位最高，在鎮(zhèn)壓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的事件中立下大功，就算找不到嘉慶帝的立儲密旨，難道嘉慶帝還會選擇別人嗎？

但是，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認為事關重大，必須以立儲密旨為準。不能責怪他們的慎重，畢竟選擇新君關系著國家的穩(wěn)定，此時朝廷又不在北京，稍有不慎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禧恩與他們爭得面紅耳赤，綿寧則呆立在一旁，一邊抽泣，一邊冷眼旁觀著他們的爭吵。據(jù)《清史稿·宗室禧恩傳》記載，后來終于找到了立儲密旨，上面果然寫的是立綿寧為皇太子，于是，爭議停止，群臣擁綿寧繼位。綿寧隨后改名旻寧，年號道光。

不過，道光帝可不是這樣說的，他說嘉慶帝臨終召見大臣，公啟匣，宣示立儲密旨，立他為皇太子，然后遵旨繼位。他命軍機大臣擬定的《嘉慶遺詔》、主持編纂的《清仁宗實錄》，都是這樣記載的。

兩種記載截然相反，總有一個是錯誤的吧？其實，也可能兩種說法都不正確。歷史上充滿了懸疑未解之謎，中國古代的政治是不透明的，越是重大的事件，越是由極少數(shù)人在極度機密的狀態(tài)下決定的。對于這些懸疑未解之謎，史學工作者往往也束手無策，這或許就是歷史學的魅力所在吧。但也應指出，不管如何，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世，道光帝繼位的合法性均未受到過質(zhì)疑。

道光帝的父皇嘉慶帝謚號為“睿皇帝”，全稱：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jīng)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实?，廟號仁宗。道光元年（1821 年）三月下旬，葬嘉慶帝于易縣清西陵之昌陵，于是，“嘉慶”及其時代就永遠付諸歷史長河的滾滾東流中了。

圖 | 嘉慶帝畫像

嘉慶帝及其王朝在中國歷史上處于一個十分尷尬的地位：一方面，嘉慶帝一生為乾隆帝的光芒所掩蓋，而史學家的目光又為道光年間天翻地覆的社會大變革所吸引，結(jié)果嘉慶帝及其王朝差不多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盲區(qū)”；另一方面，這個王朝正好處于古代歷史的最后一頁和近代史的前夜，這使得嘉慶帝及其王朝成了史學領域中的一個“兩不管”地段。以致史學界對嘉慶帝及其王朝長期未作充分研究，對嘉慶帝也有一些誤解，其誤解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誤解，中國史學界普遍認為嘉慶帝是個才干平庸的皇帝。嘉慶帝真的很平庸嗎？

嘉慶帝親政初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清除了和珅，見識透徹、立場堅定、手段老到、恩威并用，處理得恰到好處。既順應了一般的民意，又沒有給朝局帶來不穩(wěn)定的因素，史學界公認這是嘉慶帝一生中最出彩的一筆。在這點上，不比列祖列宗遜色。但是，嘉慶帝一生除了誅除和珅這件事兒，似乎就找不到更出彩的地方了。難道他是“英明一時，糊涂一世”？這于情于理也說不通，可又確實乏善可陳，這是為什么呢？

嘉慶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五代君主，此前經(jīng)過了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祖宗給他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chǎn)，對于嘉慶帝來說，這些遺產(chǎn)既是一筆財富，也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就此而論，嘉慶帝比列祖列宗面對的束縛要多得多，也艱難得多。

應該指出，祖先賦予嘉慶帝的使命就是守成，尤其是經(jīng)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雄才大略帝王一百多年大刀闊斧的建設，開疆拓土、創(chuàng)立制度的使命已經(jīng)完成，王朝進入穩(wěn)定期，祖宗的遺產(chǎn)必須繼承，祖宗解決不了的難題，嘉慶帝也不必枉費心機去謀劃解決之道。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庸”或許是一個必然的選擇，或者就是他的歷史使命。

另外，也應指出，所謂平庸與否，都是相對而言的。嘉慶帝是乾隆帝的兒子，人們愿意拿他與他父親比較。固然，從一個帝王應該具備的素養(yǎng)上講，比如應變能力、對國家的駕馭能力，嘉慶帝不如乾隆帝，但是，嘉慶帝依然具有很多優(yōu)點。比如，在對國家的責任感上、在勤政治國方面，他不輸于父親乾隆帝；在為人本性上，他比父親乾隆帝要高上一籌。他為人寬厚、做事低調(diào)、崇尚節(jié)儉、任勞任怨、不制造冤假錯案，遇到委屈，往往自己承受，一般不遷怒別人。嘉慶帝一輩子僅大辦過一次生日——六十大壽，為此十分自責，不斷嘮叨下不為例；一想到父親乾隆帝曾五次普免天下錢糧，而自己君臨天下二十多年不能做到這一點，就十分內(nèi)疚，甚至下詔向臣民解釋他的苦衷。六十大壽的時候，不管國家財力如何緊張，堅持說服臣子同意免除了臣民的兩千多萬兩白銀的賦稅負擔，讓人民得些實惠。當他在批閱鎮(zhèn)壓白蓮教起義的奏折的時候，痛心地說這些被屠殺的白蓮教徒都是我的赤子，出于無奈才起來造反。在中國帝王之中，能做到這一點是很少的。所以，他死后臣子給他擬定了“仁宗”的廟號，并公認他像他曾祖父——康熙大帝，是一位寬厚仁慈的君主。

總之，嘉慶并非是一個平庸的皇帝，而是有一定能力、寬厚仁慈的君主。應該承認，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十位君主中，嘉慶帝在能力上次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能位居第四位；要講品格修養(yǎng)，他僅次于康熙帝，能排在第二位。綜合排名在清朝帝王中位居中游偏上。

接著說說第二個誤解，史學界普遍指責他未能使王朝轉(zhuǎn)危為安，走上中興之路。其實，每個人的機遇不同，命運不同，不能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嘉慶帝的不幸在于他無可選擇地處于王朝衰落的拐點上，此時王朝危機的主要根源在于人民吃不飽飯，沒有充足的土地耕種。于是，游民、流民增多，治安狀況惡化，秘密結(jié)社活動頻繁，而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吏治腐敗又給這些問題火上澆油，反政府事件層出不窮。嘉慶帝解決不了人口的膨脹，他不能使中國的土地面積大幅度擴大，以當時的技術(shù)水平和國家動員能力更難以應對頻繁的天災，至于延續(xù)了上千年的中國古代官僚體制他同樣無法觸動?？傊?，作為一個帝王，他被歷史性地賦予了一個悲劇性的命運，封建社會和王朝的沒落大勢已經(jīng)注定了他難有作為。如果誰認為一個人的品格、能力就足以扭轉(zhuǎn)一個王朝已經(jīng)被注定了的命運，那他就輕視了歷史規(guī)律的嚴酷。

當然，嘉慶帝并不是沒有缺點，貪官污吏利用他的寬厚仁慈，膽子越來越大，人民反倒受了更多的苦難；官僚利用他的謹慎，破壞、阻撓了一些改革的進行；用一個古代帝王的標準來衡量，他一生沒有明顯的“過失”，也沒有明顯的“功績”，符合一個“守成”帝王的標準，但他對社會的變革缺乏敏感，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挑戰(zhàn)一無所知，對鴉片的泛濫未能及早采取措施，為王朝埋下了隱患。

嘉慶帝這位二百年前主宰中國命運的最高統(tǒng)治者已經(jīng)成了古人，后人怎樣評價他已經(jīng)與他無關，不會給他帶來什么利益或損害，只是反映著后人的認識水平。無論是謳歌或譴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從前人的歷程中得到些經(jīng)驗、教訓，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轍，這才應該是我們的用意所在。從嘉慶帝身上反映出來的王朝盛衰輪回中的不甘沉淪又無力回天的困頓不值得今天的人深思嗎？嘉慶皇帝解決不了的諸如吏治腐敗、人口壓力、經(jīng)濟危機、民生艱難等問題不仍然值得我們探索嗎？可見，盡管嘉慶帝已經(jīng)成了古人，他死后近二百年的中國也發(fā)生了滄海桑田般的巨變，但嘉慶帝離我們并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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