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初，武漢政府外交部部長陳友仁和英國高級外交官歐文.圣克萊爾.奧馬利交換了照會，英方認錯并簽字，中方亦承認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內(nèi)居住和經(jīng)商的正常權利。

于是，中國人民的意志最終戰(zhàn)勝了帝國主義強國的意志，當時為取得這一成果，宋慶齡做出了她的貢獻，這使她很愉快，心想孫中山在世的話，也一定會感到莫大的自豪的。

一時間，武漢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國際上，同時在國民黨內(nèi)部也迅速上升。

1927年1月7日，宋慶齡和陳友仁、蔣作賓聯(lián)名致電南昌的蔣介石，說明作為首都的武漢軍事、經(jīng)濟和外交形勢正日趨改善，特別是收回英租界“內(nèi)順民心，外崇威信”，蔣介石身為國民黨領導人，應立刻到武漢來，共同商討推進北伐。

在這樣緊張的革命形勢下，身在武漢的宋美齡，當然也沒有置身事外只顧自己游山玩水。

就是在上海那樣的舒適生活當中，她也時時刻刻關心著政治，關注整個國家形勢的發(fā)展。

現(xiàn)在，她當然明顯地感受到了國民黨內(nèi)，二姐宋慶齡和哥哥宋子文所支持的左派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右派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

她和蔣介石的通信一直沒有中斷，對他在政壇的迅速崛起，也是看在眼里，十分關注的。

面對武漢方面的立場和要求，蔣介石當時則明目張膽地試圖在南昌建立自己的黨政總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從廣州去武漢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并要他們投票贊同他的主張。

盡管如此，武漢方面還是以大局為重，希望蔣介石也能以團結(jié)為重。

但是，蔣介石的意圖不像武漢政府所希望的那樣~大家互相合作，使北方和國民革命繼續(xù)在更為團結(jié)一致的氣氛下前進。

相反，他開始進行討價還價，并陰謀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漢國民政府、實行軍事獨裁的企圖，在同年3月中旬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遭到了國民黨左派的迎頭痛擊。

此后，寧漢分裂的形勢越來越嚴重。

當時的那場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內(nèi)部來。自從宋耀如去世后，宋靄齡以大姐身份執(zhí)掌門戶，宋氏家族的內(nèi)部關系，基本上還是融洽和諧和親密的。

姐妹兄弟之間，不但在生活上互相關心照顧，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基本形成共識，一致贊成并參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這是形成并維系宋氏家族內(nèi)部團結(jié)的重要條件。

但是，自從孫中山先生逝世后，情況就開始發(fā)生變化，此時的“寧漢對立”給國民黨帶來了左派和右派的紛爭，也打破了宋氏家族內(nèi)部原來形成的平衡和互助友愛的局面，維系宋氏家族內(nèi)部團結(jié)的基礎條件，也不復存在了。

當時，宋氏家族的對立和分裂，主要體現(xiàn)在宋靄齡與宋慶齡兩個姐妹之間的針鋒相對上。

宋慶齡代表國民黨左派，站在武漢國民政府一邊，憤怒地揭露蔣介石的新軍閥嘴臉，以及違背孫中山留下的革命方針、背叛革命的行徑，旗幟鮮明地繼承和維護孫中山先生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革命政策。

而宋靄齡和丈夫孔祥熙則認為，國民黨左派所支持的工農(nóng)革命繼續(xù)發(fā)展下去，會損害自身的經(jīng)濟利益和政治地位，因而傾向國民黨右派，明確表示支持蔣介石，維護蔣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和他親帝國主義、親大買辦大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立場。

兩姐妹的政治對立，雖有其深刻而復雜的社會和時代因素，但同時也再次顯示了兩姐妹在思想個性上的強烈反差。

宋慶齡是國民黨內(nèi)著名的左派，她在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堅決捍衛(wèi)和執(zhí)行孫中山所制定的革命路線與革命政策，與國民黨內(nèi)的右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

在右派勢力與強權政治的引誘和高壓下，她決不以革命原則做交易。

宋慶齡的大智大勇，固然來源于孫中山先生的長期影響與熏陶，同時也再次充分顯示了她的理想主義的偉大品質(zhì)與高尚情操。

隨著武漢政府形勢的惡化，在大批的所謂國民黨左派人物，在蔣介石的高壓政策下紛紛叛變革命的時候，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往無前，充分展示了一個真正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的原則立場，從而成為當時左派的旗幟與中堅，民主進步人士的榜樣，也成為幾萬萬中國人民的良知與榜樣。

與宋慶齡的激進思想與理想主義的氣質(zhì)相反，宋靄齡的保守思想和追求現(xiàn)實利益的愿望越則越來越鮮明。

宋靄齡早年雖然也曾經(jīng)投身革命，一度是追求進步的青年革命黨人，并在擔任孫中山先生秘書時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但是，當孫中山在晚年推行激進的革命路線與政策后，宋靄齡在思想認識上的差距就越來越大了。

加之那個時期的宋氏家庭與孔氏家庭成員紛紛在政壇和商界崛起，既當官又當買辦，從家族利益上來說，已與官僚買辦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融為一體，當然對國民黨左派奉行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的路線及政策極為不滿。

在孫中山逝世后，宋靄齡和宋慶齡的這種政治立場分歧越來越明顯。

宋靄齡認為宋慶齡支持和密切聯(lián)系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chǎn)黨人，沒有軍事和經(jīng)濟基礎，政治前景并不看好，為了保持宋氏家族在政壇地位和影響力，有必要和蔣介石建立緊密關系。

她這次來武漢，就是想勸說弟弟子文和宋慶齡，主動緩和與蔣介石的關系，為宋家的將來著想。

宋美齡的想法和大姐接近，但是她還是比較同情二姐的態(tài)度，愿意和她多多溝通，同時自己也想在武漢親身感受一下國民黨中央和左派陣營對革命形勢的看法。

她一直和蔣介石的一方以及宋慶齡他們同時保持著比較融洽的關系，能夠比大姐相對客觀地看待整個形勢，和在武漢的左派人士，也有不少交流。

因為大姐宋靄齡和孔祥熙夫婦，本來就在北方和當?shù)氐能婇y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所以對激進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chǎn)黨，本能的有抵觸心理，對宋慶齡也早就有所不滿。

宋美齡則是在中間，她很希望能夠憑自己的努力，化解這種家族內(nèi)的對立情緒。

在武漢期間，宋美齡接觸了許多國民黨中央的知名人士，還幾次會晤了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

她和鮑羅廷多次討論了中國的革命和共產(chǎn)主義的本質(zhì)問題。

鮑羅廷是個善于辯論的革命家，他和宋美齡交談時，以豐富的歐洲史和美國史知識，旁征博引，痛斥美國開國歷史的不實之處，以及歐美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弊端，滔滔不絕地講述共產(chǎn)主義的世界觀和行動方針。

宋美齡對他的豐富歷史知識表示佩服，承認鮑羅廷是一位有魄力和感染力的演說家，是共產(chǎn)國際的杰出人物，但她又認為，其主張和觀點過于激進，有些革命措施過于冷酷無情，蔑視人性，違反了人之常情。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宋美齡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鮑羅廷所宣揚的無神論，也讓她感到難以接受，這也是她和宋慶齡的最大不同。

盡管孫中山去世的哀痛仍存留于她的臉上，但先生的革命思想已牢牢植根于她的心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