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圓方的第1060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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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這個名字可能很多小伙伴沒有聽過。但是未來三年，這個名字可能會像“索羅斯”這個名字一樣，被我們許多人所熟知。

斯科特·貝森特是特朗普經濟顧問，Key Square Group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他畢業于耶魯大學，曾就職于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凱尼克斯聯合基金等。1991-2000年，任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倫敦辦事處的管理合伙人。2006-2010年，任耶魯大學兼職教授。2011-2015年，擔任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2015年，創立對沖基金Key Square Group。2023年，成為特朗普頂級籌款人之一。

2024年總統競選，貝森特作為首席經濟顧問為特朗普提供關鍵經濟建議，同年11月22日，特朗普提名其擔任美國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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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森特是一個拿到過大結果的人。

1991年至2000年，任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倫敦辦事處的管理合伙人，是公司最年輕的管理合伙人之一，參與了1992年英鎊狙擊戰。

他在擔任2011年至2015年，任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的時候，在其領導下，公司盈利100億美元。僅2013年還幫助公司通過做空日元獲利超12億美元。

所以從他這兩段履歷中，想必大家就能感受到他的基因是什么。而再過幾天，在他成為美國的財政部長之后，其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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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克斯新聞采訪中，貝森特表示：“中國，中國，中國，我只對中國感興趣，人民幣必須由美國說了算，更確切地說，必須由我說了算！”（這里說的人民幣，指的是人民幣匯率）

這種言論，可能是近20年來美國最囂張的財政部長了，相比起來，他的前任耶倫可能更像一個鄰家大媽。

不過貝森特并不單單對中國這樣，對內部他也是各種痛斥：

痛斥拜登經濟學，認為拜登治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太高。

痛斥民主黨，認為其不斷擴大管制范圍和監管力度，損害了美國私人經濟的活躍度。

痛斥耶倫的財政支出，認為非戰爭非衰退階段搞7%的赤字匪夷所思，是通脹的罪魁禍首。

痛斥鮑威爾的貨幣政策，認為鮑威爾前兩年加息太慢，讓通脹火上澆油，今年又把點陣圖降得太快，導致通脹有二次上行的勢頭。

簡而言之，他覺得美國現在的一切都是錯的，當然也包括對待中國的態度。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3-3-3”計劃，旨在實現3%的經濟增長、將預算赤字減少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并將美國國內石油產量增加300萬桶/天。

但是他能做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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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如果我們要實施的是單一維度目標的時候，其實相對是好達成的。但是如果當你想既要又要還要的時候，很多目標其實內核是沖突的。

比如他所希望實施的美國任何一項國內的經濟目標，其實都離不開中國的配合。不管是GDP的增長，降低降低赤字，又或者說是能源出口。離開中國幾乎一向都做不到。

所以貝森特提出了一項被稱之為海湖協議的計劃。其計劃主要內容有兩部分：

調整全球匯率格局：核心是通過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的方式來緩解美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壓力，達到美國期望的匯率水平，進而調整全球匯率關系。

劃分全球經濟陣營：將全球經濟劃分為三個“陣營”，各國依據與美國目標的契合程度，獲得美方相應的待遇。

最終，貝森特希望通過該協議，實施新的經濟規則，鞏固其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削弱中國等國家的全球經濟競爭力。

在此之前，有很多媒體把可能洽談的《海湖協議》比作《新.廣場協議》。因為美國會像當年擊潰日本經濟一樣擊潰中國經濟。

但是貝森特可以這么容易如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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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時間，人們對于《廣場協議》有一種誤讀，認為1985年9月22日簽署的《廣場協議》是美國遏制日本崛起的舉措。

實際上《廣場協議》并非單一針對日本，當時簽約方為五個：美國、法國、聯邦德國、日本和英國。協議目的是解決美元對當時主要貿易伙伴貨幣高估，以及美國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問題。

1980年代初美元持續走強、美國貿易逆差快速擴大、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是《廣場協議》誕生的歷史大背景。因此，美國試圖通過倒逼主要貿易伙伴調整政策，來解決美國自身經濟問題。

1979年年美國通貨膨脹率高達13%，1980-1982年期間美國經濟連續兩次陷入衰退，經濟滯脹問題凸顯。為此，1979年上任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啟動加息計劃，強行壓制美國通脹，但利率提升也導致美元匯率大幅上漲，加劇美國貿易逆差。

據經合組織統計，從1980年到1985年，美元兌當時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日元、馬克、法郎、英鎊的升值幅度達到約50%。美元大幅升值給美國出口帶來巨大壓力。

為此，1980年代初上臺的美國里根政府開始對當時主要經濟伙伴施壓，其解決思路有二：

一是推動他國貨幣升值和金融自由化，這有助于逆轉美元升值勢頭，增加美國出口商品競爭力；

二是推動他國市場開放，增加對美國商品進口。這最終促成了《廣場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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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次高通脹。又是一次美元加息周期。又是一次美國和最主要貿易國的逆差記錄……

看到熟悉的劇情，所以想用熟悉的方式來解決是人的本能。

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劇本中的另一位，中國。

我們不能完全把日本之后的衰落歸因于一份簡單的廣場協議。

在廣場協議之后，日本單方面的放開了對美的產品輸入限制；在廣場協議之后，日本被嚴格限制了在信息技術方面的研究，最終錯失了整個信息時代；在廣場協議之后，美國加深了對于日本的政治控制，日本后面的是首相頻繁更迭，跟著也分不開。

所以真正導致日本在90年代后衰落的并不完全來自于85年簽署的這一份協議，而是來自于日本本就不完善的政治和軍事制度。

而中國，不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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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協議能夠達成肯定不是對于單方面有利。

廣場協議，日元升值雖然對日本出口帶來了很大挑戰，但是升值的日元對于當時日本企業走出去完成全球化也帶來了很大的助力。

與此同時，日元升值的預期使得大量熱錢涌入日本，拉升了資產價格，快速激活了日本的內需，使得日本成為當時全球消費最旺盛的國家之一。

某種程度上，85年到90年，這一段時期，日本整體來看反而是廣場協議的受益者。

今天，中美又到了一次關鍵的歷史抉擇時期。美國需要平衡貿易，需要更多的出口（包括資本出口），中國需要激活內需，使得資產價格恢復。

美國今天的問題是需求很大，供給不足。中國今天的問題是供給很大，需求不足。

在今天，雙方不是沒有機會取長補短，接受共同面對彼此的挑戰。

如果海湖協議達成，誰是最大的受害者呢？

大概是在美元高點，從國內潤出去，高價加接盤美元資產的那些人吧……

畢竟你要的是美債四五個點的利息，美債要的是你打骨折的匯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