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600萬腦癱患者走出隱形、來到觀眾視野中央，我們進一步思考何為“邊緣”，又為何在自己與“他們”之間筑起透明的高墻。」

“劉春和的重要意義，是一群被長期忽視、在主流文藝創作里被邊緣化的殘障人士有了一個生動的藝術形象，被看見，被討論。”

2024年12月27日，電影《小小的我》上映。影片講述患有腦癱的劉春和在高考完的夏天陪伴外婆圓夢舞臺，并學開車、練習打鼓、在咖啡廳打工、認識了女孩雅雅。在和家人的相處以及努力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劉春和擁抱自我，最終踏上了新旅程。此前，該片在第37屆東京電影節獲觀眾選擇獎。

（《小小的我》海報）

在網友以及影評人的評價中，出現最多的詞之一，是“看見”。《小小的我》讓觀眾看見劉春和生活中的歡樂瞬間，看見他在努力融入將其視為“異類”的社會中遭遇的種種困境，也看見他作為獨立的人所擁有的情感與精神世界。當600萬腦癱患者走出隱形、來到觀眾視野中央，我們進一步思考何為“邊緣”，又為何在自己與“他們”之間筑起透明的高墻。

或許，平等的“看見”，是瓦解“我們”和“他們”之間這堵由旁觀、失語、甚至冷漠筑成的高墻的開始。我們握起彼此的手，向前走，迎春光。

（以下內容包含劇透）

01

跳出苦難敘事，以平視看見真實

在關于《小小的我》的評論中，有一位網友寫道：“生活中每次遇到殘疾人，我的第一反應就是不去看他們。但好像不敢看也是一種歧視？”

對于殘障人士而言，不友善的視線包含著作為“健全人”的注視者因為他們的“不同”而產生的獵奇心，甚至是嘲弄和歧視。因此，大多數人避免自己的目光過多停留在殘障人士身上，以減少無意中傳遞的不友善，避免制造誤會。

這一行為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正如這位網友所言，“不看”本身可能是一種隱性歧視——過度在意“不同”而忘記走下俯視視角，平視殘障人士的存在。

這種俯視的思維，也影響了大多數人對相關內容的關注視角。例如，當影視劇主角是疾病患者或殘障人士時，觀眾可能會先入為主帶入難受、無奈甚至憐憫的情緒。但《小小的我》并沒有利用這種俯視的慣性思維，也沒有讓悲情在苦難敘事中持續發酵、用觀眾的眼淚賺取口碑，而是以輕松有趣的方式帶領觀眾走進劉春和的日常，以平視看見真實。

（劉春和與合唱團排練）

外婆陳素群的合唱團缺一名鼓手，她直接讓孫子劉春和當人選。當春和說自己從來沒打過鼓時，外婆說：“你打過了呀，上幼兒園的時候每天中午吃飯，你不都是用筷子敲你自己的碗嗎？”事實上，春和并非主動敲碗，而是疾病導致的手抖無法控制。這個由外婆開出的“地獄玩笑”，讓影片的基調不那么沉重，展現了活潑可愛的外婆和孫子之間充滿趣味的日常。

劉春和保持著學習和對未知的探索，性格堅韌，“學成打鼓”是其內在性格與健全人格的外化。此外，春和自己洗漱、飯后把碗筷拿到水槽洗好、參加合唱團排練時自己背鼓，這些細節都體現出他是個有自理能力且獨立的人，日常的生活起居也和大家一樣。當觀眾們逐漸走出平時“看待腦癱患者”的視角后，或許就能更好地理解腦癱患者是如何面對生活、看待這個世界的。

（劉春和平日練習上臺階）

但這并不意味著劉春和的生活永遠平靜。應聘教學機構的講課教師時，春和講得很好、同學們聽得很專注，但機構還是婉拒了他。乘坐公交車時，司機急剎車使春和摔倒在地，司機冷漠地說“像你這種情況少來擠公交車嘛”。在春和順利入職的咖啡廳里，哪怕他工作表現很好，店員們還是在他背后議論“要不是可以少收稅，老板估計不會錄用他”。

（合唱團成員對劉春和的歧視性發言）

一味地敘述“正常”也是一種冷漠與忽視。以平視看見真實，還在于看見“劉春和們”在努力融入把他們視為“異類”的社會中，遭遇的諸多困境。除了直接的拒絕以及侮辱性言語之外，還有隱性的歧視——許多看似出于“關心”和“愛護”的舉動，實則還是因為潛意識中認為殘障人士是“不正常的”，并非真心關注他們的權益和訴求。

02

走近精神世界，看見情感需求

劉春和在與外婆的相處中收獲快樂與支持，也在生活的波瀾中忠于自我、保持前行。影片以平視看見腦癱患者的真實生活后，進一步引導觀眾關注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

劉春和喜歡詩歌。在教學機構試課時，他選擇了袁牧的《苔》。在他眼中，苔雖小，但有著頑強的生命力。

（劉春和對《苔》的講解）

雅雅走進劉春和的人生，出于友善的好奇和關心，努力維持著視角的平等，并對他產生了好感。但當她意識到自己無法完全接受春和時，她選擇了離開。曾經照進生命里的那束光的消失，讓春和意識到在他人坦然接受自己的“腦癱患者”身份面前，好感顯得如此單薄而無力。于是，春和將自己的敏感和浪漫寫入詩歌，送給了她。

（劉春和寫給雅雅的詩）

雅雅的靠近與轉身或許在提醒觀眾，現實生活中許多出于對殘障人士情感需求的“好奇”“關心”“愛護”，是否隱藏著為了展現“平等”和“友善”的刻意，是否仍與真正平視、接納殘障人士存在隔閡。

而平等看待并接納殘障人士的關鍵，在于看見他們的尊嚴，尊重他們作為獨立的人的存在。

劉春和的母親陳露責備自己生產時“不會用力”導致春和患上腦癱。她將自責與痛苦轉化為對春和過度的保護欲：從春和每天穿什么衣服，到寫什么作業讀什么書，再到去哪里讀哪所大學，母親對春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干涉、有著極大的決定權。無法對春和松手的母親也從未放過自己，內疚讓她時常忘了將春和視作獨立的個體，明白他也渴望獨立地走向社會。

（劉春和的媽媽從來不敢給他過生日）

走向社會的過程中，劉春和需要自己的尊嚴被他人看見。在得到咖啡館的工作后，春和開心地告訴外婆，自己要辦一張銀行卡存工資，這讓他“有尊嚴”。而在公交上經歷司機的歧視后，春和決定寫一封投訴信給公交公司；當外婆勸他寫了可能沒結果時，春和說“寫，就是結果”。

劉春和渴望被社會尊重、視為獨立的人，或許是千萬殘障人士共同的心聲。很多人認為殘障人士無法參與社會更多工種，這種想法展露了對于改變現狀的想象力的缺失——一方面，許多殘障人士并不缺乏參與工作的具體能力，他們只是需要一些時間學習和適應、展示他們能做什么，而不應因為偏見直接被拒之門外；另一方面，我們能夠主動為殘障人士參與更多工作崗位做些什么，無論是增加實際層面的設施與幫助，還是推動觀念層面的更新。

（網友分享自己看到視障人士在蘋果店中工作）

03

以“看見”瓦解“邊緣”，共赴春和景明

劉春和寫給雅雅的詩，并非電影原創，而是腦癱患者龔蘇的作品。

（龔蘇發布詩歌的公眾號）

在觀看本片首映時，龔蘇看到自己的詩呈現在大家面前，落下了眼淚。當一個個“小小的我”被看見，殘障人士的存在正一點一點擺脫透明。

（龔蘇在紀錄片中分享他的感受）

影片中另一群“小小的我”，也等待被看見。劉春和生活中最常打交道的朋友，是外婆合唱團里的爺爺奶奶。他們不怎么會使用智能手機，不明白各種APP和小程序的功能及操作方法，在辦理退休金等業務時暈頭轉向、困難重重——這是現實中許多老年人無法跟上數字時代、陷入“數字鴻溝”的真實縮影。

現代社會的發展日新月異，驅動人們適應并跟上發展節奏，也使人們逐漸陷入“跟上潮流和發展”與“適者生存”的焦慮，害怕自己被社會“邊緣化”。于是，許多人逐漸忘記關注那些跟不上時代發展、在技術面前更加弱勢的人群，甚至因為他們的“落后”而主動遠離。

“排斥不同”的心態與行為，并非數字時代的產物，而是人類社會發展衍生出的“篩選機制”。現代醫學將“瘋癲”定義為精神疾病，并通過建立精神病院來隔離瘋癲者。這一過程將“瘋癲”排斥在文明和理性的范疇之外，并產生了系統和制度化的手段來隔離、管控“瘋癲”。“排斥”反映了社會對異己者的恐懼和控制欲。通過排斥，社會不僅維護了自身的秩序和穩定，也定義了何為“正常”。

（《瘋癲與文明》，[法]米歇爾·福柯著）

當社會默認哪些群體是“正常”的，基于此偏見的發展便不會關注“不正常”群體的存在與需求。這一邏輯的漏洞在于，任一群體都有可能被認為是“不正常”的異類，大多數人并沒有意識到當他們界定何為“邊緣”且默認這一行為的合理性時，也將自己納入了被邊緣化的可能。

在“我們”和“他們”之間，旁觀、失語、冷漠已然存在太久。瓦解這堵基于“排斥”的舊秩序所筑成的透明高墻，從“看見”開始，平視且尊重他們的存在，傾聽他們的需求，幫助他們走出家門、進入社會、更好地適應當下的發展。幫助他們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幫助我們自己——掙脫“排斥”的舊秩序與邏輯后，我們才能更加坦誠地面對每一個“小小的我”的弱點與難處，進而更加溫和、包容地擁抱這個世界。

（外婆擁抱劉春和）

影片最后，劉春和的暑假結束了，他學會了打鼓，拿到了駕照，準備前往心儀的師范大學開啟新生活。影片中的世界尚未完全接納春和，但他忠于自我、勇敢表達；影片外的世界，越來越多的人正跨越“我們”和“他們”間的阻隔，握起彼此的手。

我們一起慢慢地走，向那春和景明的彼岸。

（圖片素材源于網絡）

參考文獻：

1. 三聯生活周刊，《年底票房王炸，易烊千璽演的腦癱患者打動你了嗎？》

2. 3號廳檢票員工，《今年最后一部十佳》

3. Sir電影，《今年最后一炸，國片撕開這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