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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綠色革命依賴，旁遮普轉向水稻種植。

這得益于廣泛的灌溉基礎設施和有利的政府政策，這些政策鼓勵在傳統小麥種植區進行水稻種植。

2018-2019年，旁遮普的水稻種植面積超過740萬英畝。

旁遮普在印度的糧食安全中起著關鍵作用，每年向中央糧倉貢獻超過20%的水稻。

水稻傳統上通過手工將幼苗從育苗床移栽到被水淹沒和翻耕的田地中。

這種稱為“灌田”的技術是一種自然保護幼稻苗的方法，因為與雜草和害蟲不同，水稻幼苗可以在水中長時間存活。

然而，這種傳統的灌田技術也有其缺點。

一方面，水稻田中的水淹條件加速了有機物的分解，釋放出甲烷，這種這是一種比二氧化碳強28倍的溫室氣體，是全球變暖的重要貢獻者。亞洲開發銀行估計，水稻種植占人類甲烷排放的12%——相當于所有溫室氣體總增暖效應的1.5%。

另一方面，灌田方法，尤其是用拖拉機進行時，會在田地表面形成一個堅硬的板層，減少了水的滲透和地下水的補給，導致地下水位和土壤質量的急劇下降。

旁遮普超過70%的灌溉面積依賴于地下水，而在該邦降雨量的急劇減少的背景下，灌田方法更加劇了地下水問題。

基于此，農業專家現在推薦直接播種水稻法（direct seeding of rice，DSR）替代灌田法作為解決方案。

這種方法使用一種名為“幸運播種機”（lucky seeder）的拖拉機動力機器，直接將種子鉆入田地，既節約水資源又保持生產力。

那種，這種新技術給農民為帶來了多少收益呢？

古里桑加村的農民巴勞爾·辛格（Balaur Singh）擁有四英畝的土地，并從這種新技術中受益。

“使用DSR，我現在節省了大量的水，還節省了勞動力成本，因為播種四英畝只用了不到三個小時。播種機加上我從另一位農民那里租來的拖拉機和燃料，每小時只花費750盧比。”

這是巴勞爾使用DSR的第三年，最初兩年，他為了規避風險，僅在半塊土地上應用這種方法。

因為田地沒有被水淹，他的作物最初遭受了雜草侵擾和嚙齒動物攻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和其他農民使用除草劑解決了這個問題。

此外，在播種前的灌溉后，他的田地可以21天無需澆水，之后也僅需每周澆水一次。現在，看到產量的提高，他將這種方法應用到了全部土地。

根據《旁遮普直接播種水稻的農業和經濟影響》研究，與傳統移栽相比，直接播種水稻節約了18-20%的灌溉用水。

然而，有人歡喜有人憂。

除了節約灌溉用水、提升產量，DSR也使得農民們的勞動力需求從每英畝每天10-12人減少到2人。在農民們減少人工成本的同時，這也意味著大批之前在農場幫工的工人失去了工作。

旁遮普農場工人工會（Punjab Khet Mazdoor Union）秘書長拉查曼·辛格·塞韋瓦拉（Lacchman Singh Sewewala）表示：

今年旁遮普有248,000英畝土地采用DSR，這影響了該邦大約150萬農場工人的生計，這還不包括每年從事水稻移栽工作的龐大外來務工人口。

60歲的農場工人戈拉·辛格（Gora Singh）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過去三十年里，每年6月和7月他都會在他所在村莊古里桑加（Gurri Sangar）的地主田地里移栽水稻。

這些季節性的收入對他五口之家至關重要，因為穩定的工作總是稀缺的。然而，今年，他首次被迫前往鄰近的巴提達縣（Bathinda）尋找工作。

在六月中旬，戈拉和來自他村莊的20名屬于達利特社區的馬扎比錫克教徒開始每天進行30公里的旅程，前往巴提達縣的巴盧阿納村（Baluana）。

在那里，他們在40英畝的土地上找到了工作，15天的收入不到8,000盧比。每天，他們早上5點出發，晚上8點回家，以每英畝3,800盧比的價格移栽水稻苗。

戈拉說：“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我們不習慣為了找工作而去另一個村莊，但我們別無選擇。在過去的三年里，我們村里的許多農民選擇了DSR方法，所以我們工作的需求在減少。政府也希望農民轉向這種方法，而付出代價的是我們這些工人。”

六月底，悲劇發生了，他們的一名同事，17歲的古爾曼·辛格（Gurman Singh）在夜間回家途中發生交通事故身亡。

事故發生在巴拉亞納村（Bhalaiana）附近，導致他們不得不停止通勤工作。

戈拉說：“如果我們在本村有工作，就不必在黑暗中奔波，而可以步行回家。”

這個季節，他和其他11人在七月初只在村里的一英畝土地上找到了工作，“而且那也是在懇求之后才找到的，不像以前農民會主動找我們，”

由于他們的議價能力減弱，村里手工移栽工作的報酬現在由個人意愿決定。他們十二人一起在那一英畝地上工作，獲得了3,500盧比，每人僅賺得290盧比。以前，他們每英畝會獲得4,000盧比。

“我們每天大約花費100盧比在旅行燃料上，這使我們本已緊張的預算更加緊張。與此同時，生活成本不斷上升——現在一個燃氣罐的價格是1,000盧比。我們在努力維持家庭開支，情況越來越黯淡，”戈拉說。

食品政策分析師德文德爾·沙爾馬（Devinder Sharma）稱DSR是“出售播種機并大規模增加除草劑需求的策略”。

他說，農業政策通常是在犧牲農民和農場工人的情況下為行業謀利而制定的。

“無論是地下水枯竭、化學物質毒性、土壤養分流失還是作物廢料燃燒，我們今天在旁遮普與農業相關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是過去某些政策強加給農民的結果。每一次，這都是以生產力等名義進行的，但實際上是為了服務于工業——拖拉機、化肥、農藥等制造商及其周邊的利益集團。”

推廣環保解決方案的社會企業Satat Samapda的聯合創始人哈爾吉特·辛格（Harjeet Singh）警告說：“向DSR的突然轉變正在取代當地和外來農場工人；這種變化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深刻的社會和人道主義問題，因為它可能加劇糧食不安全，增加貧困，并可能將這些社區推入更深的債務循環。對外來務工者來說，情況更加嚴重。如果沒有立即的支持，這些工人將面臨黯淡的未來。”

哈爾吉特進一步概述了可能的解決方案：“政府必須建立監測機制，制定健全的政策框架，并加強農村就業保障計劃等社會安全網，以提供即時救濟和替代就業機會。這可以通過直接收入支持、再培訓計劃和社區基礎的就業倡議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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