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由于受到淮海戰役的影響，深感時局之動蕩，錢穆決定南下暫避。

而在抵達廣州不久，他便收到老友相邀前往了香港辦學，殊不知此番與大陸一別，卻成永別。就連與留在大陸的妻兒子女也是在長達31年后才再次相見。

歷史關鍵節點上的選擇就是這樣充滿了殘酷性。

而當1990年錢穆去世，他亦是留下了自己的遺言——不要葬在臺灣。

江南錢氏，作為中國歷史上的名門望族，可謂是源遠流長。其先祖可追溯至五代時期的吳越王錢镠。

錢穆，1895年生于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曾考取秀才，盡管當時其家中落，但教育之傳統卻猶在。是以錢穆自幼也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在其父去世后亦有本族義莊救濟繼續學業。

期間，他曾師從呂思勉。辛亥革命后，學校被迫解散，他被迫輟學。雖然沒有接受大學教育，但錢穆卻并未放棄學習，在小學任教期間，他一邊讀書，一遍自學歷史和傳統文學典籍，也發表了不少高水平的論文，是以名聲日隆。

在他35歲的時候，他在顧頡剛的推薦下來到北京燕京大學擔任了大學講師，進而又連續受聘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大學。所授如中國上古史”“秦漢史”課程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選修課等是備受好評。

抗戰期間，錢穆跟隨西南聯大一路南下到了蒙自。有感于抗日前景之艱難，他也寫下了他最為人熟知的一部作品——《國史大綱》。

抗戰勝利后，曾經有人邀請他從政，但他婉言謝絕，堅持從事學術研究。

1947年11月，錢穆正式赴江南大學任教，并擔任文學院院長一職。

而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尤其是三大戰役的爆發，對于當時的中國文人學者而言無疑同樣是面臨著選擇的，研究歷史的錢穆自然也是其中一員。

這里就不得不提及胡適先生的“面包論”。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曉的是胡適早期可是“精蘇”甚至還為此與提出“血海論”的徐志摩對噴，只是在訪蘇后，他就那啥了。

總之就是得做出選擇，而錢穆的選擇就是謝絕親朋好友的挽留，南下避難——歷史學家顯然懂歷史，也懂人心。

而在1949年春他選擇前往廣州，不過當時的廣州亦是人心惶惶。僅僅在廣州兩個月后，錢穆便選擇了受邀前往香港——這有政見與大陸不同，學術風格與臺灣史壇相左的原因。

也就是他剛走后沒多久，錢穆便被定為“三大反動文人之一”。

到了香港人生地不熟，好在他有名望，華僑工商學校請他當老師，辦起了夜校，香港實業家王岳峰得知此事后，出錢給夜校租了幾間教室，生活終于安定下來。

1950年起，夜校更名“新亞書院”，也是當時香港唯一的中文大學。20世紀60年代初，港英當局決定再建一所大學，將新亞書院、聯合書院和崇基書院合并為香港中文大學，錢穆親自為學校題名。

但他和新任校長理念不同，1964年，錢穆辭職。兩天后特殊時期到來，香港局勢發生微妙變化，政治風暴開始，錢穆意識到了危險，果斷和夫人離開香港，前往臺灣。

對于他的到來，蔣介石是歡迎的。早在1942年，蔣介石曾經邀請他擔任職務，但他婉言謝絕。但蔣介石很尊重他，表示只要他生活有困難，隨時可以找政府解決。

后來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聽說他要在臺北買房子裝修，親自上門詢問此事，安排陽明山管理局幫忙，不收任何費用，并將小樓取名為“素書樓”。在這座靜靜地小樓里，錢穆一住就是20多年，度過了平靜的晚年生活。

1988年，民進黨在臺灣開始崛起，錢穆因為和國民黨高官很熟，結果遭到了攻擊。他的大女兒錢易在海外結束學術訪問后來到臺灣和父親團聚，結果被民進黨盯上，稱錢易是黨員，曾在大陸擔任政協委員，但錢穆“知情不報”，要求錢易立刻離開臺灣。女兒只好離開，但民進黨繼續抓著不放，稱錢穆“非法占用市產”，要求他立刻搬出“素書樓”。

已經雙目失明且95歲的錢穆被迫搬出了“素書樓”，三個月后病逝。

消息傳出，臺灣民眾紛紛聲討民進黨的行為，當局頂不住壓力，后來把素書樓改成了“錢穆紀念館”，市長親自去參觀，向錢穆夫人“道歉”，但錢穆夫人直言：“寧給死人辦紀念館，也不給活人住。”

錢穆逝世之后，臺北方面提出將老先生葬在臺灣。但其夫人和子女們不同意，他本人亦留下遺言不葬臺灣。

1991年，錢穆夫人專程回大陸為丈夫選擇安葬之地，有關方面得知后十分重視。

在當地政府官員的陪同下，錢穆夫人看了三個地方，最后選了一個最不好但最清靜的地方，將錢穆安葬在蘇州吳縣石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