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南京大學教授沈衛威，原題為《湯用彤過了和過不了胡適這道“坎兒”》，首發《隨筆》2021年第1期，有增補，特此分享。

作者在哥倫比亞大學

坎，對于湯用彤來說，胡適是他人生歷程中要過的“坎兒”。

湯用彤（字錫予，1893年6月21日—1964年5月2日）只比胡適（字適之，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小兩歲，胡適1917年自美國留學歸來，到北京大學任哲學教授時，湯用彤在清華學校雖考取官費留學美國的資格，卻因病未能成行，直到1918年才動身赴美。學術的年輪上，胡適暴得大名時，湯用彤還是個留美學生。

1933年12月25日，吳宓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第312期刊發《悼白璧德先生》，文中所列舉哈佛大學白璧德的“中國門弟子”依次是梅光迪、吳宓、湯用彤、張歆海、樓光來、林語堂、梁實秋、郭斌龢八位。同時，他指出“林語堂君，則雖嘗從先生受課，而極不贊成先生之學說”，“而要以吳宓、郭斌龢君，為最篤信師說，且致力宣揚者”。門弟子以外有胡先骕，曾翻譯白璧德的文章，“又曾面謁先生，親承教誨”。吳芳吉、繆鉞是讀白璧德文章，間接受白璧德的影響。在上述吳宓所列舉的十一人中，沒有陳寅恪。梁實秋曾寫文章宣揚人文主義，他所編的《白璧德與人文主義》，于1929年在新月書店出版，被吳宓在此稱為“欲知白璧德先生學說大綱者之最好讀物”。這批學者有的是“學衡社”最初社員，其后來的學術活動多與“學衡派”相關聯。特別是白璧德這八個“中國門弟子”中，湯用彤、張歆海、林語堂、梁實秋四人回國后都成了胡適的朋友，更有陳寅恪與胡適的彼此敬重。這正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個人魅力，也是“學衡派”成員文化取向保守，精神追求獨立，思想傾向自由的體現，即呈現出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與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的雙重屬性。

這里說說湯用彤。

湯用彤自哈佛大學歸來，1922年9月到東南大學哲學系任職，是得同學梅光迪、吳宓推薦，并加入梅光迪組織的“學衡社”，成為《學衡》雜志作者。1926-1927年間，他曾到南開大學執教一年。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都只有上卷，寫不下去了。原因是佛教擋住了他的道。所以，他1926年至1927年間，到大英博物館、巴黎國家圖書館看了五個月的佛教文獻，特別是得見并抄錄了數百份被斯坦因、伯希和“盜買”走的敦煌禪宗原件，整理出《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寫作《神會和尚傳》。而“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案”，正是1925年7月27日上午，王國維在清華學校工字廳為學生消夏團演講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胡適得見敦煌“新材料”，提出“新問題”的“新學問”，也是陳寅恪所說的學術“預流”。

湯用彤的佛學研究是實證史學的具體體現。他重佛學的歷史考索，在有形的歷史時空中進行哲學史、佛學史的建構。這恰似近現代禪學中的“胡適禪”，即“道問學”一派。這是在“學衡派”成員梅光迪、吳宓、胡先骕強烈反對胡適及白話新文學時，湯用彤不反對新文化運動，不反對胡適，并與胡適成為朋友的內在理路。

生命的旅程，得一知己不易，遇到伯樂更難。在東南大學副校長劉伯明突然病逝，校長郭秉文被解職，“學衡社”社員紛紛離散的1925年，湯用彤即萌生離開南京之意，哈佛大學同門師兄張歆海把他推薦給胡適。但胡適1926年7月開始休假一年，到歐美訪學，并回哥倫比亞大學補授博士學位，1927年5月底才回到上海。隨后，胡適出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胡適離開北京大學五年，張歆海推薦湯用彤給胡適的事自然被擱置。

1931年8月，湯用彤辭去中央大學教職，應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之聘，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從此，他的學術生命與人生軌跡與北京大學緊緊連在一起。湯用彤學術生涯中，最為感念的是他得到胡適的信任、敬重與幫助。

到北京大學任教后，在穩定的六年間，湯用彤完成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并將書稿送到胡適家里，請其幫助出版。1937年1月17日，胡適讀完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稿本后，認為“此書極好”。他在日記中寫道：“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錫予的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有權威之作。”（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2卷第609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胡適校讀完此書稿，當天便寫信給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云五，推薦此書1938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18日，胡適又到北大與湯用彤暢談，并在日記中寫道:“他自認膽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證，不能作大膽的假設。這是謙辭。錫予的書極小心，處處注重證據，無證之說雖有理亦不敢用。這是最可效法的態度。”（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2卷第610頁）。在“小心的求證”這一治學方法上，胡適與湯用彤是一致的。胡適之所以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能在北京大學站穩腳跟，成為學術界先進，正是他的“大膽”，有敢于“嘗試”的勇氣和“截斷眾流的魄力”。（《顧頡剛全集 古史論文集卷一》第1卷第151頁，中華書局，2010）

王云五是胡適的老師，也是胡適推薦他到商務印書館出任所長的。商務印書館當時是中國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出版機構，學者的著作若能在此出版，多一舉成名。正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1919年就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抗戰開始后，胡適先到歐美從事一年民間外交，然后出任駐美大使。湯用彤隨北京大學西遷昆明。

1944年5月3日下午的《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第一組審議會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顯示，其開會的諸多議程中，有審查三十二年度（1943）著作發明及音樂作品獎。

三十二年度申請學術獎勵作品審查給獎名單

一等獎：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建功《富里級數之蔡茶羅絕對可和性論》

杜公振、鄧瑞麟《痹病之研究》

楊鐘健《許氏祿豐龍》

吳定良《人類學論文》

三十二年度獎勵金總額為四十萬元。一等獎獎金三萬元，二等獎獎金一萬五千元，三等獎獎金八千元。盡管獎金數目每年都有所提高，但是也不敵快速高漲的物價。湯一介在《我的父親湯用彤》一文中說：“當時的教育部授予我父親那本《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最高獎，他得到這消息后，很不高興，對朋友說，說：‘多少年來一向是我給學生分數，我要誰給我的書評獎！’”（湯一介：《我們三代人》第30頁，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16）這顯示出他特有的一種學術自信。

這事是政府行為，對于湯用彤來說，可以有如此的態度，不理睬“誰”。但獲得這個相對公正、權威的學術獎，的確是一項名利雙收的好事，若非有政治對立原因，通常得獎者不會拒絕接受。尤其是在抗戰最為艱苦的離亂逃亡時期，一份獎金就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費。這對于西遷昆明的湯用彤來說自然是雪中送炭的好事。

北京大學的內部管理自蔡元培、蔣夢麟任校長始，便形成了特有的“規則”，即校長充分信任科主任（如文科主任陳獨秀聘請胡適）及隨后的五院院長。蔣夢麟曾說自己當校長多年，文科倚重胡適、傅斯年，人事及學科設置，多聽他兩人的意見。

1946年9月，胡適正式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依然是完全放手，他倚重楊振聲、鄭天挺、湯用彤，穩定、發展文學院文史哲三個系科。隨之，國民政府決定遴選首屆院士。在哲學學科，湯用彤得到胡適的提名，并在胡適任人文組組長的評審過程中，順利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在胡適日記手稿本與“中央研究院”檔案中找到兩份胡適1947年5月22日提名湯用彤的原件：

1948年4月1日公布的八十一位當選院士中，僅就胡適的這份人文組提名看，只有沈兼士、傅增湘、羅常培落選，可見胡適的話語權力。這兩份原件，自然也是胡適在哲學學科內沒有提名馮友蘭的證據。胡適雖然沒有提名馮友蘭，但在他主持的人文組，馮友蘭還是當選了。后來學界因胡適不提名馮友蘭，推測出種種原因，我個人以為下面這條日記更能說明問題，即他不能認同馮友蘭帶有“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及“擁護集權”的政治理念。這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矛盾對立。

事出這份刊物。1943年10月12日，在美國的胡適，看了浙江大學張其昀所贈《思想與時代》后，便在日記中寫道：“此中很少好文字。如第一期竺可楨兄的《科學之方法與精神》，真是絕無僅有的了（張蔭麟的幾篇‘宋史’，文字很好。不幸他去年死了）。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3卷第524頁）。

1949年以后馮友蘭的政治投機行為，特別是“文革”中言行；錢穆在胡適表示要蔣介石遵守憲法，反對他連任“總統”時，卻面對蔣介石的召見并詢問“此次選舉，汝是否有反對我連任之意”時，稱道“總統英明”，說“以至今日，總統在此奠定一復興基地，此又是總統對國家一大貢獻。然而多數國人，終不許總統不繼續擔負此光復大陸重任。擔負此重任之最適當人物，又非總統莫屬。穆私人對此事。實未能有絲毫意見可供總統之采納”。對此，李敖引出錢穆《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中這段文字后，特別批評錢穆此時“一身媚骨，全無大儒風范”。(李敖：《胡適與我》第282-283頁，臺灣李敖出版社，1990)

這恰好證實了胡適的說法。

1948年12月14日晚，胡適棄校南下前，把北京大學交給了他最信任的湯用彤、鄭天挺（字毅生，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這是胡適蘸著窗外的明月，以不舍的溫情，給湯、鄭的留言原件（北京大學檔案館存，BD1948519）：

錫予、毅生兩兄：

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弟胡適 卅七、十二、十四

17日下午，湯用彤又收到了胡適的這封電報：

安抵京，即與家驊、孟真、雪屏籌劃空運同人事，必須獲得傅總司令協助始有效，請兄與梅袁二校長切實主持，并與實齋兄密切聯系。另電詳達。此次在校慶前夕遠離同人，萬分慚愧。適（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6卷，第839頁）

臨別北大，胡適又給湯用彤留下一個“護校有功”的機會。

順風順水，湯用彤過得了胡適這道“坎兒”。

另一方面，主張“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適，也有讓弟子跑偏自殺的時候。吳晗作為胡適執掌中國公學的學生，他的學術生命，是胡適給的。1948年共產黨軍隊冬季圍城，吳晗在面臨被國民黨特務暗算的危機時刻，又是胡適從中解難，他先行投奔共產黨軍隊占據的所謂“解放區”，隨后以“軍代表”身份，“帶路”接管清華大學，成為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此時，這兩所大學的校務主任湯用彤、副主任吳晗，都與胡適的幫助有關。接下來吳晗走出清華園，參與決策拆北京城墻、挖萬歷皇帝陵墓、主持民盟反右，風生水起。曾以史家之心度帝王之腹，寫作《朱元璋傳》的吳晗，1969年以自殺謝幕。

1949年1月，共產黨軍隊接管北平，奉校長胡適之命“維持”北大“一切的事”的湯用彤，出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當時沒有設校長）。胡適的留言，讓湯用彤有“護校有功”的直接證據，這看似意外，卻又順理成章。

1951年后，湯用彤任北京大學副校長。隨后院系調整，胡適在北京大學的勢力被迅速消解，楊振聲被調離，到東北人民大學；鄭天挺被調離，到南開大學。原來被胡適請進北大的沈從文、廢名都被迫離開了。湯用彤只是個沒有實際權力，分管并“維持”北京大學文科工作的“領導者”。

改天換地，北京大學要尋求新生。接下來，湯用彤要再過一次胡適這道“坎兒”。這卻讓他左右為難，陷入恐慌與焦慮不安之中。

新政權下令批判胡適，湯用彤首先要在北京大學主持批胡。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胡適的同事、朋友、學生，甚至他的兒子胡思杜都寫了批判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公開表示與胡適劃清界限，但湯用彤沒有公開發文批胡。

根據胡適日記中的粘貼剪報顯示：“1951年11月14日，北京大學湯副校長[沈按：湯用彤]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談北大一貫的主導思想問題。通過老教授們的親身體驗，并著重從歷來的代表人物來進行分析的結果，公認胡適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在舊學術界集反動之大成的人物。”（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4卷第148頁）。

既然北大老教授“公認胡適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在舊學術界集反動之大成的人物”，那隨之而來的就是北京大學面臨校慶的時間問題。

此前的1950年12月16日，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第34次會議決定，12月17日的校慶只舉辦展覽，不舉行慶祝儀式。據陳平原《北京大學校慶改期的“身世之謎”》一文所示（引用北大內部發行《高等教育論壇》1995年第3期上王學珍等撰寫的《北京大學大事記》），在1951年12月7日那一天，湯用彤副校長建議把北大校慶改為5月4日。他認為現在的校慶時間(12月17日)臨近期末，師生都很緊張，不宜搞大的活動。這一建議當時雖未在一定會議上形成決議，但到1954年便正式以5月4日作為校慶紀念日。我個人以為湯用彤這個“建議”，有考量政治大趨勢與回避胡適生日兩方面的因素。他只是個沒有實權的副職，個人沒有決定權，只能是“建議”，確定5月4日為校慶日，是北京大學領導層的決定。

胡適與北京大學的關系，有各種版本的演繹，但史家顧頡剛的版本最好，言簡意賅。1946年12月18日，顧頡剛在給張靜秋的家書中，寫到17日在南京中山北路國際聯歡社北京大學四十八周年校慶聚會上胡適的講話：

首請胡校長致詞。他首講一件巧事，原來他的陰歷生日（十一月十七日）是和蔡孑民先生同一天（沈按：蔡元培的陰歷生日是十二月十七日。顧頡剛此處是記錄錯誤。應該是胡適的陽歷生日與蔡元培的陰歷生日同），而他的陽歷生日（十二月十七日）又是和北大校慶同一天。天下有這等巧事，怪不得該做北大校長了。他又說，他在美國讀書時，做了一篇《詩三百篇言字解》，寄給章行嚴，行嚴把它介紹給陳獨秀，獨秀又把它介紹給蔡先生，蔡先生一看就請他任教授，兼文科學長。他辭了學長，做了教授。從此以后，他專心治學。如果沒有蔡先生的愛才，說不定回來做報館記者，也說不定做了小政客，所以這是北大的恩惠，應當報答的。他又說，他剛到北大，蔡先生請他任中國哲學史的課，一個留學生講中國東西，是不能得人信用的，但他年輕膽大，竟答應了。上課之后，才知班上有許多比他讀書多得多的人，像顧頡剛、傅斯年、俞平伯、羅志希等等，逼得他不能不用功，于是晚上常到兩點三點才睡，這也是北大對他的恩惠。至于一班同事，像錢玄同、馬幼漁、朱逷先、沈兼士等等，也是鼓勵他，送材料給他，使他做成許多事，這也是北大對他的恩惠。他對北大負了許多債，所以這次命他長校，他不敢不應，為的是還債。一番話說得十分誠懇，得大鼓掌。（《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書信集》卷五第22-23頁，中華書局，2010）

而蔡元培的生日也是由官方確認過的。1942年3月9日下午，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在渝評議員談話會，決定蔡元培先生誕辰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陰歷），即公元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陽歷），此后每年以一月十一日為蔡先生之紀念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件）

因為老北京大學生日12月17日，蔡元培陰歷生日12月17日，胡適之陽歷生日12月17日，老北京大學以校慶方式，幾十年都這樣紀念自己的生日。

新北京大學要穿紅衣，1954年把校慶日改為5月4日，紀念老北京大學學生發起的學潮，那個被政治符號化的五四運動，自然是出于政治考量，但卻成了“帶頭大哥”。南京大學緊跟著更改校慶時間，把校慶日改為5月20日。

一陣風改校名自1927年開始。國民革命軍北伐，拿下一座省城，就急忙將屬地大學改名，一年之內，武昌、杭州、南京、開封等地改出有序號的多家中山大學。這是國民黨將孫中山政治遺產符號化，即胡適公開批判的新“名教”的一部分。

民國時期校慶日通常是學校的生日，1949年以后，校慶日成為一個政治符號，與學校的生日分開。這是多家大學的政治投機。

改校慶日是大學丟魂失魄的開始。

相對原本真實存在的生日或校慶日，現在許多大學的校慶日，都不是學校的生日。不愿認生日，另選一個具有政治紀念日作為校慶日。新舊劃清界限，不認爹娘，或故意亂認祖宗。于是，許多大學的校史都是假的。

將學校的生日與校慶日分開，是湯用彤的一大發明，也是他政治智慧。他也因此被吳宓私下視為世故。

湯用彤的“建議”，智慧而巧妙地回避了胡適生日，給北京大學穿上了紅衣。

我2003年9月18日到北京大學參加《胡適全集》首發式。在隨后召開的胡適研究座談會上，湯用彤的兒媳樂黛云說，湯用彤1954年腦溢血是他在被迫批判胡適的高壓下發生的，即在11月13日下午參加完《人民日報》社召開的批判胡適思想座談會后，晚上即突發中風。

1949年以后，持續五年批判胡適，湯用彤疲于應付，他首先是心理上過不了胡適這道“坎兒”，胡適對他幫助最大，許多年來關系最好，可以北京大學之領導權相托付。強大的外在政治壓力，使他血壓高升，身體崩潰的節點是1954年11月，因《紅樓夢》研究問題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0月16日《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學界開始了“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11月8日，郭沫若在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中，推波助瀾，高調加碼，大發誅心之論，明確強調：“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關于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斗爭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胡適思想批判》第1輯第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郭沫若強調的“高等知識分子”、“某些人”，讓湯用彤在《人民日報》的座談會上感受到在劫難逃，隨之就崩潰了。

湯用彤是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表、郭沫若“談話”刊出后，第一個身體真正倒下的“高等知識分子”。

但北京大學有人能過胡適的“坎兒”。

1962年，吳宓自重慶給老友李協之子李賦寧信中列舉了不愿到北京工作的六個理由，其中之一是不愿接受思想改造：“宓最怕被命追隨馮、朱、賀三公，成為‘職業改造家’，須不斷地發表文章，批判自己之過去，斥罵我平生最敬愛之師友。寧投嘉陵江而死，不愿……”（《吳宓書信集》第38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這里的馮、朱、賀三公指是當時人文學科被“改造”的知識分子典型人物，三位著名教授馮友蘭、朱光潛、賀麟。“三公”適應新社會的能力強，心理承受力大，敢于唾面自拭，所以都高壽。

這些昔日同事、朋友或學生的文章，胡適在美國都能看到。他對許多人的作法表示理解，因為他們需要這樣的自我保護，需要過胡適這道“坎兒”，尋求“生路”。

我曾三次專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查看胡適的檔案。胡適在致徐大春（徐新六之子，也是胡思杜在美國哈弗福德學院Haverford College讀書時的朋友）的信中，說思杜的“學習總結”（《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是他自己寫的，我這樣想，所以我當時只說他沒有緘默的自由，從沒有責怪他之意。老實說，他的這篇文字寫的還不壞，比裴文中、馮友蘭諸人的自白高明多了。

胡適看穿了大陸同事、朋友或弟子門生們的這條“生路”，即要過胡適這道“坎兒”，就必須公開發出批判胡適的聲音。他們從被迫到自覺，紛紛發表批評胡適文章。這些文章，胡適是通過香港輾轉寄來的報刊讀到。嚴肅、認真的閱讀，胡適還能從不同人的“批胡”文字里讀出真話、假話，或有無個人恩怨流露。

對此，胡適在1952年1月16日給徐大春的信中進一步強調：

我說思杜的自白替許多朋友開了一條“生路”，這是說，（1）我的兒子尚且說我是他的敵人，我的朋友學生也可以照樣辦，至少心理可以減少一點不安。（2）我對思杜的自白，只說，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為……（沈按：有刪節），這是表示我能諒解思杜。同樣的事件，我也當然能諒解。朱光潛此文里提起我為了思杜自白說的沒有“緘默的自由”一句話。不論朱君能否見到我此話，但此話的發表至少可以使我的朋友學生得著一點慰安。（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特藏）

因為此前，他曾說過同樣的意思，讓朋友們可以大膽地走這條“生路”。

胡適在日記中對陳垣、馮友蘭、唐蘭、顧頡剛等人的“轉變”與“檢討”表示出不滿、嘲弄。但在這封信中里提及同事、學生湯用彤、楊振聲、魏建功、錢端升、金岳霖、朱光潛的名字，反倒是報以理解與同情，沒有對這些老朋友惡言相加。

中風之后，湯用彤便無法參與北京大學的校務工作，在病床上又苦撐了十年，躲過了反“右”，沒遇上“文革”，冷暖自知。一個學者學術成熟的十五年，沒有自我收獲，就這樣被胡適這道“坎兒”擋住了。別時容易見時難，“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的胡適，在遺囑中說希望有一天，他的書能捐給北京大學。1962年2月24日，胡適突發心梗在臺北病逝；兩年后的5月2日，湯用彤在北京去世，他沒能趕上當年5月4日北京大學校慶。他倆陽壽相同。

1949年以后，湯用彤的學術研究基本上中斷了。先是沒完沒了的開會，病倒后生活又難以自理。湯一介對此有如下一段感慨：

父親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這之后他就沒有寫出過像樣的學術著作。你這個看法我很認同，實際上，如果你認真地來看，1949年之后不僅是父親一個人，而是一批老學者都沒有寫出過比較好的著作：馮友蘭先生的學術地位是由解放前的《貞元六書》奠定的，解放之后的著作包括《哲學史新編》都沒有超越他以前的東西；金岳霖先生的《論道》和《知識論》也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之后的東西甚至都走錯了路，他在《邏輯學》中說邏輯有階級性到現在恐怕要成為學界的笑話，雖然這怪不得金先生。思想改造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傷害，讓他們不再說真話了，在學術上也就沒有辦法前進了。（湯一介口述、陳遠撰文《湯用彤：后半生的恐慌》，刊《新京報》2004年5月18日。）

這里，湯一介強調，對于一個學者來說，“說真話”是學術前進的“辦法”。而“講真話”的外在環境是學術自由。相同的情況是華羅庚。王元在《華羅庚》一書中引用海外學者貝特曼的說辭：“華羅庚在美國借以成名的絕大多數研究是他在1950年回中國之前做的。”

近年來，我一直在檔案館閱讀、寫作，在多卷本《民國學志》的“重述歷史”中，我用的是第一手直接材料。歷史現場冰冷的檔案里，藏著敬意與溫情。我敬畏湯用彤與胡適之間的這道“坎兒”，雖不同時代，卻感受到了他們同樣的冷熱。

文章來源：必記本，深度學術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