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二里頭文化，被認為是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雖然到目前為止，二里頭遺址還沒有出土過任何與“夏”有關的直接證據。

事實上，關于夏朝的很多考古發現及其解讀，都是以商文化為參照物進行的合理逆推。考古學專家通過對比鄭州二里崗文化與殷墟文化的前后繼承關系，最終判定二里崗文化為早商文化，而殷墟文化因為有了甲骨文的支持，屬于晚商文化則沒有什么爭議。

二里崗文化的典型遺址代表分別是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而與偃師商城直線距離僅僅6公里的二里頭遺址，卻呈現出明顯的文化差異性。凡是商文化序列，炊具為鬲；而二里頭文化序列，炊具則為罐，至于紋飾上的差異，就更大了。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河南焦作境內發現了兩處先商時期的文化遺存—李固遺址和趙莊遺址。李固遺址出土大量陶鬲，而罐卻少見，文化面貌與河北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相同；趙莊遺址則出土大量深腹罐，罕見陶鬲，文化面貌與二里頭文化高度相似。

這兩處遺址所在的區域，剛好是文獻記載提到的古羊腸坂道（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說明《戰國策》認定夏朝疆域北界在羊腸一帶的記載，并非空穴來風。

此外，遺傳學家通過對比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商城出土人骨遺傳數據驚奇地發現，偃師商城人群與二里頭人群的遺傳關系甚至不如二里頭人群和山東、山西這些更遠地區的人群關系親密。說明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的確來自兩個相互對抗的群體，導致二者的互動交流并不頻繁。

而從文化變遷的宏觀層面觀察，二里頭文化屬于明顯的“西北系”，它的文化因素中能發現甘肅齊家文化、陜西石峁文化的諸多元素。而二里崗文化則屬于典型的“東北系”，它的前身先商文化（又叫下七垣文化）的中心區域在河北漳河流域。

此外，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也經歷了一次此消彼長。

當二里頭文化處于鼎盛時期時，二里頭遺址修建了多處大型宮殿建筑和服務貴族的手工業作坊，二里頭文化的控制范圍涵蓋了河南中西部以及山西南部、湖北北部一帶，并在晉南修建了東下馮軍事堡壘，用于這里的銅礦資源。

在豫中和豫東一帶，還發現了滎陽大師姑、新鄭望京樓、鄭州東趙等幾處二級二里頭文化聚落，帶有明顯的外圍防御性質。

而此時的商族群還處于下七垣文化時期，文化遺址普遍沒有大型城邑，所呈現出的文化內涵顯然還屬于部落族群。但到了公元前1600年左右，這種二里頭強而商文化弱的文化格局被打破。

首先是洛陽盆地的二里頭文化聚落大幅減少（中國社會科學院統計顯示降幅達到58.3%），取而代之的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大量增加。特別是在二里頭遺址6公里外，新建了偃師商城，內有宮殿區和府庫遺跡。

其次是二里頭遺址以東的滎陽大師姑、新鄭望京樓、鄭州東趙等二級二里頭文化聚落，都有意識地按照二里崗商文化的傳統對聚落布局進行了重建。

最后是晉南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遺址附近建起了東下馮商城和垣曲商城。而豫中地區則修建了規模比偃師商城大8倍的鄭州商城。

自此，商文化徹底完成了對二里頭文化故地的全面取代。

所以，從文化面貌更迭的角度觀察，二里頭文化無論就敵對關系還是地理位置而言，都指向了夏王朝。

但問題在于，考古雖然可以觀察到一個文化群體取代了另一個文化群體，但這種觀察是宏觀層面的，時間跨度很長，并不能直接反映改朝換代。

比如，偃師商城修建時間的碳十四測年上限為公元前1600年，而二里頭文化四期的下限卻到了公元前1520年，二者相差80年。如果把偃師商城修建時間作為夏商分界，那么夏朝的滅亡持續了近80年時間，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此外，在二里頭遺址文化層中，迄今為止都沒有發現任何戰爭破壞或毀棄宗廟等外地入侵的考古依據，反而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二里頭文化四期時，遺址內甚至還新修了3處建筑，鑄造的青銅器數量、種類也在增加。

這跟陶寺文化晚期時王族大墓被挖開、婦女被辱、宮城內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人骨的慘烈景象完全不同。

面對這一矛盾景象，考古工作者認為“在二里頭（夏或早商）到漢代將近兩千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絕大部分都城是沒有外城墻的”，都城的防御體系主要依靠的是王朝強大的軍事、外交以及設在都城周圍的二級堡壘，這就是“大都無城”理論。

結合《呂氏春秋》“故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的文獻記載，商湯在相繼滅掉二里頭以東的韋、顧、昆吾（疑似對應滎陽大師姑、新鄭望京樓、鄭州東趙)等幾處忠于夏朝的諸侯國后，所直面的是一個被剪去羽翼且無險可守的對手，這種情況下夏桀棄城而逃也在情理之中，也似乎可以解釋為何二里頭遺址內沒有發現戰爭跡象。

但是，這一推測也疑點重重。

首先，2024年12月26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對外發布，“在與夏代晚期都城二里頭遺址隔洛河對望的古城村，發現二里頭文化時期的3條壕溝和1道夯土墻，推測很有可能是二里頭都邑外圍的壕溝和城墻”。這對“大都無城”理論構成了嚴重挑戰。

其次，商湯行軍路線“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得到了《呂氏春秋》和《清華簡·尹至》的相互佐證，《墨子》論述中也明確提到商湯大軍由西面而來，祝融在夏城的西北隅放火為信，商師得以從西面城墻進入。

此外，商湯在行軍過程中還需要“升自陑”（翻越地勢險阻）”，繼而“升道渡河（渡過黃河）”，最后和有莘氏聯合，“桀敗于有娀之虛，桀犇于鳴條”。

可見，黃河、有莘、有娀、鳴條這幾個地理位置，是判定夏商決戰的關鍵坐標。對此，古人也早有推測：孔安國曾言“（鳴條）地在安邑之西”，《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亦提出“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即多數人認為鳴條之戰發生在晉南。

接下來我們做一個簡單梳理。

從考古發現來看，夏桀可能固守的地方有兩個，分別是河南偃師（古伊洛）的二里頭遺址和山西夏縣（古安邑）的東下馮遺址，這兩個地方都屬于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區，且都發現了外城墻、大量箭簇等軍事設施，既有夏族群基礎，也有滿足防御的基本城防設施。

商朝建立后，則分別在這兩處地方修建了偃師商城、東下馮商城，用于監視和鎮撫，這也從側面說明這兩處地方還存在大量的前朝遺民。

而從文獻記載來看，夏桀之都也有兩個地方，分別是山西夏縣（古安邑）和山東濟寧，之所以會有這么大的差別，是因為學者對有娀、鳴條究竟在何地的解讀不同所導致的。但無論哪種解讀，文獻記載都是不支持夏商大戰發生在二里頭遺址一帶的。

那么二里頭遺址對于夏桀甚至夏王朝而言，就只剩兩種猜想。

第一種猜想，二里頭的確是夏桀之都，夏桀感知到來自東方商族群的軍事威脅后，未抵抗即逃亡它處（未接刃而桀走），二里頭被遺棄，故而沒有戰爭痕跡。

第二種猜想，夏朝實行多都制，二里頭只是夏朝故都或承擔禮儀用途的祭祀之都（夏社），并非夏桀的政治中心，故而商湯對于二里頭并無軍事進攻的必要。

事實上，根據二里頭考古統計，40多年來，已發掘的二里頭文化時期墓葬總數為400座，但墓壙面積超過2平米的貴族墓葬只發現9座，暫未發現王族大墓。

其中，只有3號基址3號墓發現高規格的綠松石龍形器，但墓主卻也同時隨葬了銅鈴和海貝串成的項飾，表明墓主并非君主，而是祭祀的巫師（《詩經》：“龍旂（旗）陽陽，和鈴央央”）。佐證了第二種猜想。

所以，如果夏桀之都在安邑，那么既能合理解釋文獻記載中的商湯行軍路線，同時也符合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的考古發現。

但這里還有個疑問沒有解決，那就是東下馮遺址同樣沒有發現夏商鼎革的確鑿證據。

事實上，縱觀整個二里頭文化，出土器物的比例是禮器多而實戰兵器少，說明在當時，戰爭并非常態。我們再以商朝為例，商朝最強盛的武丁時期，對外征戰的最高峰兵力也只有1.3萬人，其中還有1萬人是由諸侯方國拼湊的。

可見，夏商時期的軍事進攻和防御，更多的是依靠一個核心加多個諸侯方國的聯合。而當夏桀失去對“九夷之師”的調動權，又失去韋、顧、昆吾三個忠心的外圍方國后，夏朝已經從天下方國的宗主降格為一個普通的方國。

此時，商湯的滅夏其實已經完成了，這跟后世商周牧野之戰僅僅打了一個早上，就宣告殷商滅亡有點類似。周武王對于商朝實際上的都城安陽，也僅僅是派三監進行監視，而未實際進入。

除此之外，北京大學的孫慶偉教授研究發現“東下馮和二里頭在核心器物群炊器和酒水器方面幾乎沒有交集”，主張東下馮文化更應該看作一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說明二里頭和東下馮之間，出現了“割裂”。按照這個理論，我們還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測：

夏朝晚期時，作為夏王朝昔日故地的二里頭，可能早已倒向了商族群，故而在文化面貌上呈現于延續性和一片繁榮景象。《墨子》和《尹至》《尹誥》等文獻曾言：“湯奉桀眾以克有夏”，說明在商湯伐夏時，確實有不少夏民倒戈加入了商湯陣營。

從這個角度看，二里頭雖然可以視作夏晚期都邑，但商湯所滅的夏，卻并非是二里頭為代表的伊洛平原夏族群，而是盤踞晉南的另一支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