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它是一條鯰魚，是激活一潭死水的另類

在商科教育的變革浪潮中，金李從世界頂尖的第一代商學院中走來，在深圳這片熱土，他致力于將南科大商學院打造成第三代商學院的標桿。

他的愿景是構建一個創新融合的生態體系，緊密聯結科學家、企業家和金融家，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

董超：當時選擇南科大商學院，是有什么特別的機緣嗎？

金李：我是2021年的時候，那是在疫情中間，我當時有一年的休假，我就跟北京大學領導申請說我來深圳，來看一看一個跟北京截然不同的城市，一所跟北大截然不同的學校。

在這一年中間，我能感覺到深圳和南方科技大學它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文化氛圍，當時我的很多同事領導就動員我說，說你在北大，無論是學校本身，還是它的經濟管理的學科都已經是中國最完整的，應該說想要繼續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是很難的。但是我們有一所年輕的大學是一個振翅待飛的，是蓄勢待發的那么一個狀態。他們非常希望有一個學術帶頭人能夠帶領著經濟管理的學科能夠發展得更好。

董超：大灣區的環境，對南科大這樣的年輕高校有哪些獨特的滋養？

金李：大灣區的文化為南科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果在2012年的北京誕生一所新學校，它不可能像南科大在大灣區這樣迅速發展。

一方面，深圳的經濟高速發展，需要一所與之匹配的頂尖高等教育機構。所以它愿意集全市之力，拿出深圳的千分之一的面積，2平方公里，在寸土寸金的深圳最好的地方去發展這樣一所大學。

另一方面，深圳的創新精神和敢為人先的氛圍，為南科大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南科大從一誕生就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幟，或者說得不客氣一點是一條鯰魚，是一條激活一潭死水的另類。大家可能還記得當時南方科技大學在很多方面都是屬于很出格的，甚至是讓很多領導有點頭疼的。

只有在大灣區這樣充滿改革開放精神的地方，才能包容和支持這樣一所創新型學校的發展。可以說，沒有深圳，就沒有南科大。

董超：深圳作為先鋒城市，為南科大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我看咱們商學院也一直強調本土化和國際化的結合，您覺得南科大商學院在這6年左右的時間里，發展到了什么階段？

金李：在國內高校中，我們在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結合方面已經走在前列，但與我們自身的定位相比，我們還遠遠沒有達到最理想的狀態。

首先，從國際化程度來看，南科大商學院的國際教師比例超過90%，這個比例其實是遠遠超過國內的所有頭部的985高校。但我們又是一所扎根中國大地的學校。特別是商學院的發展，離不開深圳和大灣區這片沃土。

我們積極與企業建立密切聯系，真正了解在中國市場上奮斗的企業家的疾苦。如果再加上一個定語，我會說，我們是最了解中國的國際科創商學院，也是最了解國際的中國科創商學院。

董超：您一直提到要建設全球一流的科創商學院，“科創”這個詞能否請您具體解析一下？

金李：科技創新、科技創業、科技金融，這是我們提到的三個與科技緊密相關的概念，它們是相互聯系的，我有時會用“天時、地利、人和”來概括。

天時。我國的傳統制造業已經在全球占據領先地位，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內卷”。我們的強大產能不僅滿足本國需求，還能供應全球——比如光伏產能能滿足全球需求的250%以上，電動汽車也是如此。但我們的科技水平還不夠，在國際經貿往來中，我們常發現自己處于劣勢，因為高端產品生產不出來，容易被別人“卡脖子”。所以，從國家需求出發，我們必須提升科技水平，以科技創新和創業支撐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地利，在于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深圳。作為中國最開放、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深圳的使命就是引領中國經濟，特別是科技創新發展。

人和。南科大是一所以科技見長的大學，“科技”就在校名里。從誕生之初，我們就提出了“創知、創新、創業”的口號。“創知”是在知識層面，實現從0到1的科學發現；“創新”是從1到100，讓成果從實驗室走向企業生產線；“創業”是從100到1萬甚至1億，培育具有強大科技屬性的新時代獨角獸。

因此，科技創新創業早已融入南科大的血脈。我們全體南科大人，有一個強烈的夙愿：配合中國進入科創時代，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中國科創的引領者。如果把粵港澳大灣區比作中國的“硅谷”，那么南科大應該是這個“硅谷”里最亮麗的科技創新創業學術名片。

董超：在近代人類工業百年甚至200年的發展史上，硅谷創造了無數奇跡。如果具體到商學院，美國和歐洲的商學院在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您怎么形容商學院這種作用？中國的商學教育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金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工作了10多年，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商學院，已有超過150年的歷史。美國的商科教育引領全球，商學院最初的概念是發現經濟管理、市場營銷、金融等一系列學科的實踐價值。但在我的觀察中，第一代商學院，包括哈佛、牛津，仍存在一個嚴重不足：它們大多處于相對封閉的學術象牙塔中，處于閉門造車、紙上談兵的狀態。

第二代商學院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較大調整，更加貼近實踐、貼近企業家需求。如果說第一代商學院是學者的商學院，以學術體系為導向；而第二代商學院則是為企業家服務的商學院，以企業家的實際需求為導向，提供實戰知識，幫助企業家補齊知識短板。在這方面，我國的長江商學院、中歐商學院做得很好。它們是獨立的商學院，不是大學體系的一部分，因此更貼近企業、貼近市場，能夠靈活了解企業家需求，為其量身定制課程和研究方向。

我們現在打造的是第三代科創商學院。這是時代和國家對南科大商學院的歷史召喚。與第二代商學院相比，我們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們能夠集全校之力，在科技創新領域推動管理實踐，實現商科與科技的深度交叉融合，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科創商學院或第三代商學院。

我們能夠在內部打通商科與理、工、醫、生等學科。我們商學院的許多教授同時也是隔壁理學院或工學院的雙聘教授。他們可能在企業聯合實驗室開展研究，從最初的科技發現（0到1），到成果轉化（1到100），再到項目落地、公司上市（100萬到1億甚至10億），整個過程中的實踐問題會直接帶到商學院課堂。我們培養的人才也會充實到這些科學家的項目組或未來公司中，從而打通商科教育與科技創新的生態鏈。

董超：我們過去常說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產力，但當科學家懷揣科技成果去創業時，就會發現一系列問題，畢竟他們并不在同一個專業賽道上。

金李：這一點我們深有體會。我不是科學家，但我有很多科學家朋友。他們經常交流自己的苦衷：很多科學家既不擅長也不喜歡管理企業，因為管理企業和做科學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科學家追求的是非黑即白的真理，而企業家面對的則是紛繁復雜、需要靈活應對的現實。企業家不能過于絕對，有時需要做出中庸的妥協，應對各種瑣碎事務。

因此，在幫助科學家創新創業的過程中，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幫助他們更早地認識到自己的能力邊界。當企業脫離他們的舒適區時，最好的選擇可能是交給助手、學生，甚至聘請專業的職業經理人來運營企業，我們稱之為“接力跑”。

董超：就是各自在最擅長的賽道上完成最精彩的一段奔跑。

金李：是的，術業有專攻。

董超：如果南科大的商學院能在第三代商學院中脫穎而出，未來在大灣區為科學家的科技成果轉化和人才培養方面，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金李：我經常提到一個概念，叫“科學家+企業家+金融家”的交叉融合共生生態。這是支持中國科技創新必須建立的生態。只有這三者充分打通，才能形成一個全鏈條融合的科技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所以，“交朋友”這個詞非常重要。

目前，很多科技創新創業過程中，這三者是割裂的。科學家和企業家之間缺乏信任，因為不了解而產生信息不對稱。比如，科學家認為自己的技術很重要，股權分配時希望占據90%甚至95%；反過來，也有企業家利用科學家對市場和管理的盲區進行誤導。

投資家在這個過程中也非常重要，很多創業者抱著忽悠投資人的態度，隱瞞企業問題，導致后期出現信任危機。

科學家、企業家和金融家是科技創新時代的三個重要元素，缺一不可。如果南科大商學院能在第三代商學院中脫穎而出，我希望它能被大家記住的，是我們成功地將這三者打通，形成一個共生融合的交叉體系，并在中國做出有益的探索。

董超：南科大商學院目前有哪些創新項目或具體工作來推動這一目標？

金李：我們在兩年前啟動了一個“科技管理學者”項目，目的就是把科學家、企業家和金融家放在一起，共同學習、交流、建立信任，形成一個緊密的社區。

這個項目主要面向大灣區，80%的參與者來自這里，還有20%來自北京、上海、福建、四川等地。參與者大多是企業家，同時也有來自金融機構（如松禾資本、同創偉業、基石資本等）的資深人士，他們以合伙人以上級別身份參與課程。

除了商學院教授外，我們還邀請了大量在科技成果轉化實踐中發揮引領作用的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南科大的科學家。他們會帶著平均年齡45歲左右的企業家和投資家參觀實驗室，展示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這個過程非常有趣。有時科學家會眉飛色舞地介紹自己最前沿的研究，企業家卻只是點頭不語。直到科學家提到某個“順便”的項目，企業家的眼睛才會亮起來，主動要求詳細介紹，甚至提出合作意向。這說明科學家認為最有學術價值的項目，往往不是企業家認為最有市場價值的。

董超：學術價值和市場價值的敏感度確實不同，它們是兩個不同的視角。

金李：是的，科學家的最終目標是解決人類探索未知的奧秘，而企業家則更關注如何從這些成果中找到滿足市場需求、實現商業價值的機會。

二、未來40年，我們會培養出大量諾獎得主

在教育教學之外，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金李不斷奔走呼吁，積極為國家金融發展、民生福祉建言獻策，以躬身入局的姿態，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深入探索的實踐。

董超：我們一直在強調科技金融強國和科技金融的發展，您長期研究科技金融，對科技金融的高質量發展有哪些思考？

金李：我們一直在探索如何讓金融在中國的科技創新創業生態中發揮關鍵作用。南方科技大學在2022年底成立了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這也是廣東省首批省級重點實驗室之一。

現在，對于資本支持科技創新創業，我們提出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口號，但這其實很難。從市場和資本的角度來看，傳統金融機構往往不太愿意涉足這一領域。

董超：因為風險比較大。

金李：是的，而且他們“看不懂”。大部分傳統VC/PE從業者都是金融出身，很多人是文科背景，對科技他理解不深不透，因此不敢投、看不準。

一方面，他們缺乏對未來科技走勢的深刻洞察力，擔心投錯方向。并且這些項目可能需要10年才能成熟，其間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太大，所以他們有些膽怯。

另一方面，他們也覺得自己除了給錢之外，無法為企業提供其他幫助。這些因素都限制了傳統金融機構在科技金融賽道上的作為。

我們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的重要使命，就是一以貫之地借助南科大強大的科技生態優勢，幫助投資機構尋找未來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科技賽道。在企業與投資機構初次接觸后，我們還希望為被投企業提供更多的賦能，包括技術賦能、人才賦能、資金賦能，以及前面提到的信任加持。

董超：除了這個體系，政策和環境體系是否有可能進一步支撐？

金李：當然。目前很多資金未能成為長期耐心資本，是因為政策環境尚未充分匹配，未能激發市場資源自動流入長期耐心資本的動力。

我們在政策方面也在不遺余力地呼吁。例如，在稅收方面，我們能否出臺一些激勵政策，鼓勵更多資本成為長期耐心資本？在國外，耐心資本的一個重要來源是養老資金。美國約26%以上支持科技創新生態的資本來自養老金，而我們國內到去年底的統計數字只有0.5%左右，差距巨大。

在包括我在內的一批人的呼吁下，國家也在有序推動相關政策。比如，我們從2018年開始在30多個城市試點，允許個人每月拿出1000元、每年12000元開設稅收遞延型養老金賬戶。今年開始，這一政策準備在全國推廣。這也是我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多次提倡的：大力發展養老金融，通過政策和市場手段，激活居民對儲蓄養老和養老第三支柱的重視。

董超：還有一個現象被幾代學者反復思考：為什么我們多年來培養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其他領域的頂尖學者，與西方頂級院校相比差距還這么大？

金李：我們中國人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和焦慮感，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因此不斷給自己提出更高要求。

其實，我們真正進入現代化社會還不到100年，真正開始繁榮富強的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后的40年。這40年里，我們的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進步。過去我們解決的是生存和溫飽問題，現在我們進入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時代，開始探索前沿科技問題。

我相信，在未來40年，我們會培養出大量諾貝爾獎得主。目前，我們在理工科領域的研究，特別是在數學物理化學方面，我們南科大的老師，他們所做的研究在我看來已經是接近諾獎的水平了。

董超：一直在大學校園里工作，會有什么特別的收獲嗎？

金李：大學是思想的發源地。年輕人正處于最有活力、最有朝氣的階段，和他們在一起，首先會讓你自己始終保持一顆年輕的心。我經常看著一批批南科大的學生，還有以前在北京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的學生，他們來了又走了。

每一次，他們都會帶走我的一部分，但同時也會帶來很多新的東西，就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學生”。

在我的前同事和領導眼中，南方科技大學科創商學院就像是一張白紙，擁有無限的可能性。他們常說，你可以把在北京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看到的全世界最優秀的商學院的實踐經驗，以及那些你覺得略有遺憾、美中不足、尚未實現的想法，都在這張白紙上盡情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