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中山艦事件，也被稱為“三二〇事件”，是蔣介石制造的一起打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勢力，奪取國民黨最高領導權的政治陰謀事件，因事情發生于國民黨海軍軍艦“中山”號上，故稱為中山艦事件。

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后，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勢力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勢力矛盾日益突出。此外，共產黨的力量逐漸發展擴大，使得蔣介石倍感威脅。為此，蔣介石試圖采取方式打擊國民黨左派勢力、遏制共產黨的發展。

3月18日，廣東海邊的定安火輪遭海匪搶劫，停泊在黃埔上游。隨后，黃埔軍校派出寶璧艦和中山艦從廣州開赴黃埔。抵達黃埔后，中山艦代理艦長章臣桐向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請示任務，被對方告知待命。中山艦停泊黃埔期間，因蘇聯考察團要參觀中山艦，李之龍在向蔣介石請示獲得同意后，調中山艦回廣州。

當日，蔣介石對中山艦“擅自”開去黃埔一事產生疑慮，加之國民黨右派分子歐陽格的煽動。蔣介石決定先發制人，3月20日凌晨，蔣介石在第一軍經理處下達命令：

第一，廣州戒嚴；第二，任歐陽格為海軍艦隊司令，逮捕李之龍，占領中山艦；第三，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搜查蘇聯顧問住所及海軍局、航空局參謀團、制彈廠，解除蘇聯顧問團衛隊武裝。廣州海軍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及國民黨左派均被驅走，海軍被蔣介石所控制。

事變發生后，廣州局勢緊張，中共方面對此強烈反對，汪精衛方面也試圖武力反蔣。當天下午，事件開始有所緩解，廣州解除了戒嚴，蔣介石方面釋放了被扣押的共產黨員，撤走了執行包圍任務的軍隊，工人糾察隊槍支被歸還。至此，中山艦事件得以“和平解決”。

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力量的一次試探性進攻，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不僅打擊了中國共產黨，而且打擊了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和國民黨左派，加強了他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地位，此事件也成為國共關系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

背景

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

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后，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與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兩大首領人物。

蔣介石與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因北伐、黃埔軍校軍費問題產生矛盾后，堅持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政策的汪精衛對處理季山嘉的問題上表現出明顯的偏袒，與身為右派的蔣介石意見相左。面對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勢力的日益增強，蔣介石為能夠獨攬國民黨軍政大權，試圖采取手段打擊蘇聯顧問和國民黨左派。

蔣與中共的矛盾

隨著國民革命的順利進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的力量得到很大發展，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228名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代表共168人。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的主要領導人也都是共產黨員。在黃埔軍校中也有大量從各省秘密活動而來的左傾青年。

蔣介石感到國民黨內部和黃埔軍校中不斷壯大起來的共產黨勢力會對自己的地位和權力構成威脅，因此蔣介石試圖將黃埔軍校變成自己勢力范圍能所能掌控的”工具“，從而遏制共產黨的發展。

事件經過

中山艦開赴黃埔

3月18日，廣東海邊的定安火輪遭海匪搶劫，停泊在黃埔上游。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主任孔慶睿、管理科科長趙錦雯等商議派艦前往保護。但軍校本身無艦可派，軍校交通股黎時雍遂向軍校駐省辦事處請求”速派船來“，但并未提出要中山艦。辦事處的交通股股長兼辦事處主任歐陽鐘知訊后，前往海軍局聯系派艦。恰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因公外出，由作戰科科長鄒毅面允，即派艦只一二艘前往黃埔。

次日，寶璧艦和中山艦先后出珠江口，中山艦于上午9時開抵黃埔后，代理艦長章臣桐即到軍校報到，并向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請示任務，鄧演達以“公事頗忙”命人轉告章臣桐聽候命令。當時蘇聯使團正在廣州考察。中山艦停泊黃埔期間，海軍局作戰科鄒科長告訴李之龍，因蘇聯考察團要參觀中山艦，蘇聯顧問詢問中山艦在省河否。李之龍即用電話告知蔣介石俄國考察團參觀之事，請示可召否調中山艦返省，得到蔣介石同意，然后李之龍便電調中山艦回省。

策劃事變

由于蔣介石起初并未參與將中山艦調到黃埔一事，接到李之龍的電話后，蔣介石對“中山艦在沒有得到自己的命令時”開去黃埔產生了疑慮。當時，國民黨右派分子歐陽格向蔣介石控告，稱“李之龍已出動中山艦逮捕校長，奪取軍火”，還稱“要把校長(蔣介石)騙上中山艦送到俄國去，中山艦升火待發的關頭，被我們發覺了”。

蔣介石由此判定有人“擺布”“陷害”自己。起初他決定離開廣州到汕頭去，行至半途又不甘心，于是返回廣州，決定先發制人。蔣介石等人開始緊急策劃，散布共產黨“矯命”調動中山艦暴動，進行倒蔣，“推翻國民政府”等言論。

中山艦被扣

3月20日凌晨，蔣介石在第一軍經理處下達命令：第一，廣州戒嚴；第二，任歐陽格為海軍艦隊司令，逮捕李之龍，占領中山艦；第三，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搜查蘇聯顧問住所及海軍局、航空局參謀團、制彈廠，解除蘇聯顧問團衛隊武裝。

歐陽格帶兵至文德樓，將李之龍從抓走。6時，歐陽格、陳策帶兵占領中山艦。10時，召集各艦艦長會，宣布奉令扣押中山艦艦長和黨代表，有些人還被上了手銬。蘇聯顧問趕到中山艦，歐陽格不許其上艦。蔣介石等同時還派親信艦只泊于珠江口，對其余艦只進行控制、檢查。廣州海軍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及國民黨左派均被驅走，海軍被蔣介石所控制。隨后，蔣以潘文治為代理海軍局長，吳嵎為中山艦艦長。

反應與解決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廣州的局勢異常緊張：一方面，蔣介石命令軍隊做好“作戰”準備；另一方面，汪精衛對于蔣介石的“擅自行動”大為憤慨，試圖聯合軍隊反蔣。中共方面對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表示強烈反對。

當日，周恩來趕到蔣介石處，對其行為大加指責，并斥責他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壞國共關系，無理扣押共產黨人。同日，陳延年、張太雷、惲代英等人還召集了黨員積極分子會議，在會上他們說明事件的真相，揭露蔣介石反共和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號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強工農武裝隊伍的建設，迎接新的斗爭。

當天下午，事件開始有所緩解，廣州解除了戒嚴，蔣介石方面釋放了被扣押的共產黨員，撤走了執行包圍任務的軍隊，工人糾察隊槍支被歸還。至此，中山艦事件得以“和平解決”。

后續與影響

中共妥協退讓

事件發生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發表文章，認為由于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強大，中國革命的勢力必須統一起來。中共中央決定，維持汪蔣合作的局面，繼續對蔣采取友好的態度，并糾正廣州同志們的一些拖延未解決的左傾錯誤，派張國燾趕赴廣州，查明事情真相，執行這一妥協政策。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中國共產黨黨員毛澤東、陳延年等主張公布事件真相，進行有力的回擊。

1926年3月21日，中共廣東區委發出公開信，駁斥所謂“共產黨有推翻國民政府陰謀的謠言”，嚴正聲明“共產黨員是努力于組織工農群眾的，是國民革命的基礎”。但廣東的意見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采取妥協退讓政策。

1926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收到陳延年的報告后，決定改變妥協、退讓政策，采取一項新政策：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蔣介石，并孤立他；在物質上和人力上加強國民革命軍二、六兩軍及其他左派隊伍，以便必要時打擊蔣介石；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和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成為革命的基本隊伍。

汪精衛出走

1926年3月21日，蘇聯方面召開會議，會議決定“盡量設法留住蔣介石并爭取恢復他同汪精衛的友誼”，并撤去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副團長鄂利金及顧問羅加喬夫的職務，派索洛維也夫以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參議名義與蔣介石磋商。

3月2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會上，汪精衛雖仍對蔣介石擅自行動表示不滿，但由于蘇方已經做出撤換季山嘉等人的決定，退讓、妥協的局面已經形成，汪精衛無可奈何。會后，汪精衛決定隱匿，繼而決定出走，于5月9日離開廣州，轉赴法國。

整理黨務提案

1926年5月12日起，蔣介石與蘇聯顧問鮑羅廷商談“黨務整理辦法”，鮑羅廷接受了蔣介石的主張。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旨在限制共產黨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協定事項》,提出了“整理黨務案”，從黨務方面向共產黨發動新的進攻，以篡奪國民黨的黨權。

5月17日，《國民黨與共產黨協定事項》作為《整理黨務第二決議案》通過。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并沒有表示異議”。至20日，會議共通過《整理黨務決議案》四件。

根據整理黨務案，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等辭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農民部、宣傳部部長或代理部長等職務，由蔣介石擔任組織部組長，不久，蔣介石又兼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黨部軍人部部長和國民政府委員。

事件評價

汪精衛談中山艦事件：“蔣同志做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獨斷獨行，未嘗謀之于我們的。就事后蔣同志給我的手書及蔣同志所做出來的事情來看，可以歸納到以下兩點：

第一，蔣同志并沒有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

第二，蔣現在以為國民革命是本黨的命，應由本黨主持，對于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制裁，以免大權旁落。

以上兩點，是蔣同志當時根本思想。因為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于中山艦之一方面報告，便有觸即發。后來雖然知道這一方面的報告，是不實的，但借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為非策，所以就這樣干下去了。”

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提出：“蔣介石3月20日武裝示威不是蔣介石和中派集團的孤立的偶然的行動。遠東局明確指出中山艦事件是“反共”、“反動”的,認為“與豪紳勾結在一起的中國資產階級爭奪國民運動領導權的斗爭必然導致反動事件，標志著反對共產黨人的運動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