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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視角看上海

岡身原是上海灘，此地土著亦輝煌

文/方益昉

作為近代史上最早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的上海，也是一座旅游資源極為豐富的歷史文化名城，一年四季，來自海內外的觀光游客，絡繹不絕。

一般而言，外地游客來訪，通常直奔滬上外灘，或者浦東陸家嘴，那里保留著近代上海開埠史跡，鋪展著當代改革開放的宏大視野，目的地沒錯。如欲了解并感受全面的，且有歷史縱深的上海，則須從虹橋交通樞紐的西域，深入史前文化，那里才是上海的原始灘頭。

崗身文明源自于先人最早食用魚肉

生為本地原住民的筆者，也始終沉湎于這片被視作上海之根的原點，不能自拔。考察的啟蒙階段，宜選青浦博物館和松江博物館，那里常年布展館藏珍品與學術詳解，但現代化演繹的人造空間，并不足以容納區域內的豐富文化與物質內涵。欲進一步一窺堂奧，則建議實地體驗遠古先人們的生存地標。

打開上海歷史地理風貌圖，西出虹橋有一片被標注為“岡身”的區域，經地下考古發掘，目前已被確認乃上海最早的成陸灘頭。在近萬年的歲月里，先后經歷馬家浜文化（約始自前7000年）、崧澤文化（約前5800-4900年）、良渚文化（約前5300-4300年）和馬橋文化（約前3900-3200年）。源自此處的新石器時代出土證據，前后跨越三千年，文化沉積相互交疊，不妨稱為上海人的遠古根脈。直到今天，滬上沿用古味濃郁的地名，比如馬橋竹岡，嘉定外岡，它們共同的地質依據，便是淤泥中富含海洋貝殼類沉淀。

圖源網絡

岡身地處海邊，從人類營養學視角，暗示了新石器早期的馬家浜人方便從事采集漁獵活動。當時源自海洋的食物包括貝殼類，富含人體所需的優質蛋白質。營養學研究表明，食物中動物蛋白攝入量升高，要比僅獲得植物蛋白，更有利于骨骼與大腦發育生長，繼而有益心智，推動文明進程。在現代科技考古學中，飲食來源與人體素質的邏輯關系已呈數據化體現。

英國學者彼得加斯（Peter Garnsey）經過十多年研究，建立了人類骨骼遺骸科學分析的實驗平臺，他整理出《希臘羅馬世界的饑荒與食物供應：對風險與危機的應對》(1988)與《古典世界的食物與社會》(1999)等論文，通過假設和比較，推論研究成果，即人體骨組織的化學組成，與攝取食物的化學構成，存在對應關系，揭示地中海沿岸地區出土的希臘-羅馬古典時期約2000塊骸骨，涉及各類食物消費。

上述人群食譜中，海洋食物對陸地食物的比例，大致估算出魚肉提供10％-40％的食物蛋白質，當地的波爾都斯人可能食用大量魚肉。論文大膽推測，優質食物與營養成分，對于地中海地區的人類體質發育和人類文明萌芽，具有內在的人類學邏輯聯系。我們不妨據此類推，江南的岡身族群，應該也發育出更加強壯聰慧的體魄，從而具備了文明演化的基本素質。

本文刊發于2024年12期《上海灘》

菘澤與良渚文化開始升起精神層面的曙光

考察華夏第一波技術文明，不難發現岡身周邊區域，各處呈現的菘澤與良渚文化，開始升起精神層面的曙光。自移居此地居家裝飾時，我有意篩選有關的原始刻符，演繹我愛我家的世俗生態。我請設計師與建造商，將選中的LOG融入墻面、地面和門面，聊表吾乃岡身原住民后裔的意思。

這幅原始圖案1991 年面世，出自昆山趙陵山大墓的陶制圓形器，推測為陶罐殘蓋。這件不起眼的小家伙上，勾畫著淺談的刻劃線條，遵循竹編、草編、麻編的基本規律，上下疊壓，左右糾纏，環繞始終。在菘澤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陶器中，這類特征顯著的裝幀紋飾，稱編織紋。而上述圓形殘器傳遞的信息，比同期刻符更神秘，暗藏著更多有待詮釋的密碼。蓋因出自高等級大墓，堪稱王侯族徽。

從這幀無限循環的脈絡中，我從解剖學視角，立足樸素生活場景，讀出完整的卵生動物胃腸道。但各路學問大家更高深，歷史學者基于生殖崇拜理論看見女陰器官；自然學者注重天人合一發現白蛇青龍；美學家抽象出無始無終、變化詭異的圖案，類比后世推崇的太極圖；哲學家則更形而上，將其環環相扣的內蘊邏輯，意念疊加，升華演繹至終極，認定它屬于太極圖的雛形，應稱“源極圖”。

與地中海文明衍生出古希臘科學曙光一樣，沿海的岡身一帶，出土玉雕、石器、陶藝及其附著的刻符，均已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在重固鎮福泉山遺址，這樣玄乎與精美的王侯等級文明證據尤甚，只有衣食無憂的社會，收獲這樣的精神產品，才符合自然與歷史的邏輯。

農業的起源于上海遠古文明

良渚時代，農田環繞福泉山，如今出土的石器中就包括水稻耕種所需的關鍵工具石犁。也就是說，定居此處千年的先人，開始進入積極主動的人生層面。他們從向海洋討生活，升級到引進農耕技術，從事為更加精巧，同時也更加辛勞的種植業。但是，傍著富饒的近海漁業，卻轉向高技術含量的農耕，良渚人是否面臨現實困惑？這樣就引出農業起源的理論探討。

主流觀點歷來認為，當人口增長速度超越自然供給的能力，食物狩獵采集機制才會轉軌走向人工栽培和畜牧，以彌補物質的短缺。問題是，面對社會生活的逐步繁榮和精神需求的逐步提高，飲食用酒和祭祀用酒同時出現，在大量的釀酒和用酒需求中，供不應求的食物狩獵采集機制，是否可以承受社會日益增長的各種需求？在人口的壓力與釀酒的需求中，哪樣才是農耕社會起源的主導因素，即糧食的規模化生產到底起源何時？

加拿大考古學家海登（B. Hayden）提出與農業發展的人口壓力理論相左的競爭宴享理論，農業可能起源于資源豐富且供應較為可靠的地區，這些地區的社會結構會因經濟富裕而相對比較復雜，于是一些首領人物能夠利用勞動力的控制，來馴養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種。馴養這些物種的勞動力投入比較高，比如馴養某種美食或研發大規模釀酒等，只有在復雜化程度較高的社會中才能產生。

在此之前，也有人提出過類似的見解。比如美國考古學家索爾（C. Sauer）在1950年代初提出，農業不大會產生在受饑荒威脅的環境里，因為在饑謹陰影之下生活的人們，不可能也沒有時間來從事緩慢而悠閑的試驗步驟，以及用人工選擇來改良植物品種。只能在天然條件非常富饒的自然環境里，人們才能有相當大的余暇，來嘗試這種無法預料收成的栽培實踐。

早在1937年，我國歷史學家周其昌先生也根據對甲骨文、鐘鼎文和古文獻的考證，認為遠古時代人類的主要食物是肉類，農業的起源是為了釀酒，與上述競爭宴享理論不謀而合。這樣看來，菘澤、良渚先民生逢其時，天然擁有作物改良、釀酒祭祀、慢工琢玉的外部條件與原創技術，精美的文化產品與該時期天然配套的歷史產物，最終導致輝煌的良渚文明。

本文刊發于2024年12期《上海灘》目錄

馬橋先人退回森林的重要啟示

大部分情況下，習慣性的歷史預言應該是，朝著一往無前的美好前景，大踏步發展。前赴后繼的勤勞先民，理應年復一年技術創新、文化更新，從學術上建構這樣的社會模型，既勵志又直白。然而，良渚晚期恰遇氣候變暖，致海平面上升，沿海內陸遭受海浸。先民離故土，避他鄉，當人跡再度回到岡身，后世所見的已是文化蛻變與衰落，這便是馬橋文化特征。相對良渚文化的精致，馬橋文化割裂前緣，與良渚文明恍若隔世，甚至南轅北轍，來此定居者似乎亦判若兩人。

考古出土證實，良渚晚期耗工費時的稀世玉器，細劃精刻的陶器、象牙器等技術進步特征，馬橋遺存均未呈現。馬橋人更習慣使用粗陋的日常陶器，馬橋刻符的形式結構和傳達方式，比良渚時期更原始。加上稻作規模縮小，采集比重增加，也被視作馬橋文化的退步指標。馬橋的簡陋炊具和日常飲食，粗放雜蕪替代了細巧考究，良渚茁壯的農耕萌芽折斷了，只好重啟采集漁獵作息程式。也就是說，馬橋不得不重新適應500年左右的復古生活，這倒讓我從醫學起源的專業視角出發，思考有關細節。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按圣賢敘史邏輯，馬橋部落回歸原始，當有不堪之饑餓、疾病，危及身心健康。馬橋人居的環境倒轉，為探究啥是健康生活，意外提供了活生生的反思模塊。多食天然野果，少進魚肉葷腥，到底會導致疾病，還是能喚醒人體潛能？

古人所謂“疾病毒傷”，有別于現代醫學的不治之癥，僅算生理失調。在職業醫生面世之前，部落人人懂自救，“神農乃始教民”的保健竅門，原屬動物本能。比如，飲水療法促進排毒；泥漿療法治愈傷口；唾液療法消炎殺菌；催吐療法緩解腸胃；外敷療法嚼草消炎；接骨療法草泥固定，不一而足。當今前衛者極力推崇的極簡主義生活，其實馬橋人4000年前就實踐了并做好了，且并未耽誤其邁入先秦文明。

醫學意義上的疾病變得難以對付，是農業昌盛之后的事情，與食物數量、種類和形式過于豐盛，乃至成為負擔有關。上溯百萬年前，原本最適合靈長類的是野生果實，其糖元和維生素等成分，可輕松維系體內新成代謝。自農耕以降，人類食譜改為草本類小麥、水稻、大麥為主，或者由轉化草本的家禽畜肉構成。人類剛剛度過的幾千個春秋，時時沖擊著300萬年形成的生理機制。或者說，欲望膨脹的人類，試圖打破自然規律，人體卻來不及適應，或不堪負擔新資源，終致疾病纏身。

馬橋案例重見天日，并非提倡退回森林，其歷史意義重在警示當下的生活方式。人類學會用火，遂將難消化食材，可以咀嚼下咽，擴充了養分來源；人類追求烹飪，則漸離原生食材，不顧破壞天然微量活性因子。美妙口感促食欲，瓊漿佳肴填滿腹。照說，體內三羧酸循環所需的理論值，日取甜橙一枚能源足矣。多余的攝入，只得忙于血管添堵、細胞變異、甚至腫瘤惡化。

穿過緊挨滬青平公路的菘澤文化博物館，不經意間就抵達大運河。思緒順著往北蜿蜒的水流，數里之外便是舊青浦，至今還聳立著巍峨的青龍塔，也就是當年指點來往船舶的東方明珠，好一個唐宋版的北外灘啊。比起遠古土著追求食物與精神的萌芽時代，岡身也是中古時代經營海內外經貿模式的起點。那可是距今2000年之間的另一個輝煌的時代啊！

作者簡介

方益昉， 旅美學者MD PhD 歷任上海交通大學講座教授、上海中醫藥大學外籍教授、上海健康醫學院奧斯勒健康人文與醫學中心特聘教授。研究領域聚焦社會醫學、科學政治學、分子生物學、生命科學史和科學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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