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志輝

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銀行，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銀行之一，也是民國時期的四大銀行之一。雖然馬克思主義在銀行業的傳播并不始于交通銀行，銀行業第一個中共支部也不是誕生在交通銀行，但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和中共組織的建立，對這家當時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國家銀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個體覺醒

進步青年追隨黨的旗幟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發源地、誕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長期駐扎地。20世紀30年代初期，由于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中共臨時黨中央不得不于1933年初遷入中央蘇區。此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接連遭到6次重大破壞，到1935年7月，也不得不停止活動。這一時期，在國民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銀行里，雖然馬克思主義尚未得到有效傳播，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在全國各地呈燎原之勢。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主張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對日作戰。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受全國人民擁護，有力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此時上海的黨組織雖已遭嚴重破壞，與黨中央也暫時失去聯系，但“星星之火”并未就此熄滅，大部分黨員也未曾喪失斗志、動搖信仰，在黨的方針政策的感召下，他們依然獨立地、英勇地開展斗爭，做好發動群眾、建立統一戰線的工作。

交通銀行總管理處發行部辦事員楊修范，是較早具備覺醒意識的文化青年。早在1929年秋，他就與沙千里、許德良等進步青年一起，組建過青年之友社，這是在中國共產黨影響和領導下的職業青年文化團體；青年之友社被國民黨當局查處后，1930年12月，他又沙千里、李伯龍、許德良等成立“蟻社”，成為全國性的以職業青年為主的文化團體；1934年，楊修范和蟻社的部分骨干一起，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蘇聯之友”社，與進步人士共同組織哲學座談會、國際問題座談會、婦女問題座談會等；1936年2月9日，他又和沙千里、章乃器、許德良、李伯龍等成立了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這是由商業、銀行、保險等各界職員組成的抗日救國團體，主要進行抗日救亡和團結職業界青年的工作。

上海市銀錢業業余聯誼會登記表

在進步活動的實踐中，楊修范深切感受到抗日救亡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唯一正確道路，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一切愛國力量團結起來，才能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經受了種種斗爭考驗后，1936年10月，楊修范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成為交通銀行最早入黨的職員。

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楊修范在參加抗日救亡的同時，也在交通銀行內外從事秘密活動。他的言行舉止和以身作則，不僅成為金融業中黨員的楷模，也感染帶動了交通銀行內的一批青年，逐步在行內形成一股進步思潮，為這家舊銀行帶來了新氣象。1937年8月，經楊修范介紹，張承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張承宗后來擔任了上海金融黨委首任書記，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長）。

楊修范具有很高的政治覺悟。當時職業界救國會的黨員約有10人，分別編為幾個黨小組，楊修范、王明揚、陳敏之是一個黨小組。楊修范團結銀錢業進步青年張承宗、袁君實、楊子發、王心明等，在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有序開展進步活動，凝聚了一批銀錢業的愛國進步同人，為日后上海市銀錢業業余聯誼會（簡稱“銀聯”）的成立做好了準備工作，也為更廣泛地團結組織銀錢業的職員群眾奠定了基礎。

群體參與

群眾工作壯大黨員隊伍

“銀聯”成員在慈善募捐大會上演唱

全面抗戰爆發后，金融業職工的愛國熱情不斷高漲，這與黨組織的領導密不可分。經過中共上海三人團的過渡，1937年11月初，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江蘇省委正式成立。根據黨中央確定的白區中心城市黨組織的建立和恢復，不以地區而以產業與職業劃分工作的有關指示精神，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后不再按地區建立區委，而是按照不同系統設立了6個系統黨委。6個系統黨委中，職員運動委員會與銀行業密切相關。上海地方黨組織逐步恢復和發展后，盡一切可能打開廣泛的群眾運動新局面，馬克思主義在上海銀行業也得到了更為迅速的傳播和發展，為金融業基層黨支部的創建奠定了基礎。1937年下半年，中共在辛泰銀行建立了金融業第一個支部，隨后于11月成立中共銀行業支部。1938年初，鑒于“銀聯”組織不斷擴大，中共江蘇省職員運動委員會決定在“銀聯”成立中共銀聯黨團。7月，中共銀行業支部擴建為中共銀錢業總支委員會（以下簡稱“總支”）。“總支”除了直接領導銀聯黨團外，還在1938年下半年陸續成立了4個支部，分別為銀聯班會支部、保險業支部、中國銀行支部、“北四行”聯合支部。在“總支”的領導下，黨的秘密活動和在群眾團體中的公開活動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

雖然黨的基層組織在金融業發展較為迅速，但在交通銀行卻顯得相對“落后”，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方面，上級黨委十分注重工作重點，避免平均使用力量，先期將中國銀行（國家銀行代表）、金城銀行（“北四行”代表）、浙江實業銀行（“南四行”代表）、新華銀行（中、交合股設立，“南四行”代表）等作為重點單位來抓。交通銀行與中國銀行是當時體量最大、聲譽最高的兩家銀行，職員間交流較多、關系密切，交通銀行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大多參加了中國銀行黨支部組織的職工進步活動。另一方面，作為一家具有較久歷史的銀行，交通銀行的老職員待遇較為優渥，崗位較為穩定，因此，老職員大多安于現狀，對業務比較專注，較少關心政治。

交通銀行不少上層人員和普通職工都參加或支持了“銀聯”

1933年開始，交通銀行通過考試招錄了幾批“甲種試用員”和“乙種試用員”，他們雖然是作為低級職員和練習生進入交通銀行工作，但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愛國熱情較強、思想較為活躍，有學習業務和參加文體活動的愿望。年輕人的大量進入，給交通銀行帶來了新的氣象，不僅同事間的感情變得“泄泄融融”，還時常結伴旅行或開聯誼會，為進步活動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交通銀行的不少青年在群眾工作中表現出較大熱情，被黨組織列入了考察和發展的對象。例如，1934年以“乙種試用員”考入交通銀行無錫支行、1939年因戰事而撤退到上海的辦事員儲祖弼（后改名為儲偉修），平時積極發動交通銀行職工參加“銀聯”話劇團的活動，組建了由交通銀行職工組成的話劇團第14分隊，反響良好。同時，儲祖弼還是“乙種試用員聯誼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他和民國路支行辦事員孫震一一道，在行內聯合王厚渭、朱德隆、王毓鈞等人，組織開展閱讀進步書籍、舉辦歌詠比賽、練習乒乓球等文體活動，深受職工歡迎。其中，較有影響的是他們組織的“雪影讀書會”，一方面針對當時的一些進步書籍進行閱讀和分享，如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斯諾的《西行漫記》等；另一方面寫稿揭發斥責當時偽華興銀行所發行的鈔票，指出該銀行的目的在于欺騙民眾、掠奪物資并破壞中國的金融。在孫震一入黨后不久，1939年5月，孫震一又介紹儲祖弼入黨。

“雪影讀書會”曾學習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傳閱斯諾的《西行漫記》等書。

1939年12月，孫震一被派往湘行服務，儲祖弼劃歸金融黨委委員江春澤、葉景灝聯系領導，秘密從事金融黨委的組織工作。1940年初，儲祖弼又介紹1934年2月入行的“乙種試用員”朱德隆入黨。1943年，經金融黨委江春澤介紹，總管理處業務部辦事員游鳳起入黨。

交通銀行的黨員學歷未必高、家庭經濟條件也大多欠佳，但普遍有著敬業的精神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因而在職工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實際上，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職業能力，享有群眾威信，既是黨組織對黨員的要求，也是發展黨員的重要標準。抗戰時期，地方黨委明確要求基層黨組織：“選拔出那些群眾中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分子……以便得到好的發展。” 而這些黨員，也在進步活動中得到錘煉和成長，成為交通銀行乃至整個金融業內永不熄滅的“星星之火”。

化繭成蝶

革命斗爭錘煉黨的組織

上海市四行二局員工聯誼會會章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漸成為一個組織遍及全國、充滿活力和政治上成熟的黨，如何按照著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建黨，同時在組織上建黨的要求，加強黨的支部建設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交通銀行總管理處從重慶回遷上海，建立交通銀行支部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

當時，重慶的接收人員到達上海后，在政治上、經濟上對淪陷區人員加以歧視。金融黨委反復研究后，決定帶領行局職工發動一場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相結合的反歧視斗爭。在持續幾個月的斗爭后，黨領導下的行局職工取得完全勝利。同時，金融黨委抓住時機，迅速行動，于1946年3月3日成立上海市四行二局員工聯誼會（簡稱“六聯”），為廣泛深入聯系群眾、開展經常性的進步活動提供了一個新陣地。交通銀行職工中的約三分之一都加入了“六聯”，并積極參加“六聯”舉辦的各項活動。通過在“六聯”的錘煉，一批積極分子得以涌現出來，并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時，還有幾位黨員從不同途徑轉入交通銀行，地方黨組織黨員人數不斷增加。

1946年4月，上海分行打字員羅經北由復旦大學羅經文介紹入黨；隨后，游鳳起介紹上海分行辦事員宋書元入黨；11月，黨員王自慎考進交通銀行，被派在總管理處會計處工作。不久，黨內成立行局總支，由中國銀行劉善長任書記，中國銀行周耀瑾、交通銀行王自慎任委員。

1947年4月，原在老閘分局做便衣警的黨員陳品梅進入上海分行當便衣警，成為交通銀行工友中的第一位中共黨員。9月和10月，工友中的積極分子任龍生和李經芳先后由陳品梅介紹入黨。12月，總管理處信托部試用生馮寶豫、虹口支行雇員嚴孝修先后入黨，組織關系也轉入交通銀行。這些黨員都在各項活動和斗爭中發揮了突出作用。1948年2月，行局總支建立行局工友支部，由陳品梅任支部書記。

擔任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時的葛一飛

1948年3月13日，中國銀行職工罷工斗爭后，國民黨當局意欲取締“六聯”。為了做好斗爭應對工作，同時加強交通銀行內部的力量，金融黨委于5月把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儲蓄股辦事員葛一飛的組織關系轉到交通銀行，并隨即成立中共交通銀行支部，由王自慎兼任書記，葛一飛任組織委員，馮寶豫任宣傳委員。交通銀行支部的建立，標志著這家舊銀行里有了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

在保衛“六聯”的斗爭中，交通銀行支部的黨員們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不僅扛住了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壓力，而且組織積極分子和群眾，采取靈活主動的方式有效化解了多次正面沖突。在“六聯”被限令解散后，他們又改變策略，避免和國民黨當局硬拼，轉向分散活動，繼續開展斗爭。正是在交通銀行支部的領導下，以黨員和積極分子為骨干，交通銀行內先后成立了“交通劇團”、“員工互助會”等職工組織，同時，還廣泛開展政策宣傳、情報收集等工作。

在斗爭中，交通銀行支部的黨員隊伍不斷發展。1948年9月，交通銀行霞飛路支行實習生張鳳儀的組織關系轉入支部；下半年，陳品梅介紹高岐山、許學連、吳海濤、鄭泉、凌永浩等五位工友入黨。1949年2月，經葛一飛介紹，唐榮鈺入黨，同時，總管理處信托部東大名路倉庫的臨時雇員劉奮之（1946年10月入黨）和虹口支行提籃橋辦事處的臨時雇員杜夢陵（1948年10月入黨）的組織關系分別轉入交通銀行支部和行局工友支部。中共交通銀行支部的黨員隊伍日益壯大，他們進一步團結職工，凝聚人心，為迎接解放做了充分的準備。

破舊立新

迎接解放完成歷史使命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上海市民在仔細閱讀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

為了適應新的斗爭形勢，便于黨和群眾組織更靈活有力地配合解放軍解放上海，上海市委于1949年2月開始，在黨內普遍開展會師教育和城市政策教育，使每位黨員明白，黨員的任務主要是配合和協助解放軍，上海解放后，應立即在思想上、組織上與解放軍結成一體，形成新的組織系統來統一領導。

根據上級指示，交通銀行支部全力做好里應外合的配合工作。支部首先布置葛一飛，通過她的哥哥、交通銀行總管理處業務室專員葛師良加意搜集交通銀行的股份組成、人事派系、投資去向等相關資料。4月下旬，人民解放軍渡江后，支部組織黨員和積極分子廣泛調查收集交通銀行的資金、財產及倉庫物資儲存情況，以及交通銀行機構鄰近地區的國民黨軍政機構動態。在接到上級統一部署后，支部進一步組織黨員深入搞好調查研究，在東大名路交通銀行倉庫工作的黨員劉奮之和積極分子曹爾階對倉庫內的儲存物資進行登記造冊，并對倉庫管理人員的簡歷和政治態度進行排摸；陳品梅則與許學連等，調查搜集倉儲情況及鄰近地區國民黨軍政機構地址，寫出了詳細的書面材料。這些材料，為上級黨組織系統掌握交通銀行的情況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交通銀行支部還積極爭取上層分子留滬，發動群眾組織起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生活。

1987年，葛師良（前排左一）與葛一飛（前排右一）共同參加交通銀行香港分行聚會

在上海臨近解放的最后幾天里，敵我斗爭十分尖銳。交通銀行支部和行局工友支部的黨員們全力以赴為迎接解放、協助接管做好準備。當時，湯恩伯派出部隊日夜不停地搶運中央銀行庫存的金銀外幣、證券賬冊準備逃跑，工友支部的黨員們冒著極大的風險，對搬運工人進行說服工作，動員他們盡量慢裝少裝，“留一點，好一點”，起到了組織怠工的作用。陳品梅還以負責收藏保管為名，集中控制了交通銀行警衛班的全部槍支彈藥，并組織工友和警衛人員站崗巡邏，防止破壞。

5月24日，解放上海的戰斗在郊區打得激烈。當晚，王自慎帶領陳品梅來到江海關，向上海人民保安隊總部領取到人民保安隊袖章幾十個和《上海人民》報數百張，起到迎接解放、穩定人心的積極作用，形成了配合解放軍解放上海的強大政治力量和組織力量。

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接管舊金融機構的隊伍隨同解放軍進入上海。解放次日，軍代表儲偉修、副代表楊修范進駐交通銀行總管理處，執行軍事監督及辦理一切接管事宜。軍代表進駐交通銀行后，立即向交通銀行支部了解情況，聽取對接管工作的意見。支部黨員積極配合接管，并發動和團結在交通銀行工作的進步職工和愛國的高級職員，為接管工作的順利開展貢獻了力量。此后，隨著新的中共交通銀行支部成立，原交通銀行支部光榮地完成了歷史使命。

上海市軍管會派儲偉修為軍代表，接管交通銀行總管理處和上海分行人員和資產

上海解放后，交行員工成立“交行職工協助接管委員會”，協助軍代表接管交行，此為當時交協會印發的會刊——《接管通訊》

上海解放時，整個上海金融業有中共黨員163人，分布在43個單位，其中交通銀行職工黨員有22人，分別為交通銀行支部的王自慎、葛一飛、游鳳起、馮寶豫、羅經北、嚴孝修、唐榮鈺、劉奮之、張鳳儀等9人，行局工友支部的陳品梅、任龍生、李經芳、吳海濤、高岐山、許學連、鄭泉、凌永浩、杜夢陵等9人，以及黨組織關系在外的楊修范、王正安、錢祖恩、笪中等4人。與此同時，支部在交通銀行職工中還培養造就了一批具有共產主義傾向的積極分子。

1949年11月1日，交通銀行總管理處和上海分行復業。依據“能稱職的地下黨同志則大膽提拔”“在解放后工作中表現良好的積極分子也酌量選擇提拔”的原則，原中共上海地方黨組織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均得到了重用，如楊修范擔任上海分行副理，葛一飛擔任上海分行人事課長，張宗祜擔任上海分行襄理兼業務課長，吳志本擔任上海分行襄理兼文書課長等。

從抗戰初期到上海解放的十幾年中，以交通銀行支部為代表的中共上海基層組織在舊金融機構的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在嚴峻、險惡的白色恐怖環境中，不斷克服各種困難和挑戰，成長蛻變。在各種職工進步活動和反抗斗爭中，馬克思主義日益顯現出真理的光芒，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而為交通銀行第一個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也為上海解放后的順利接管、清理和整編鋪平了道路。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