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中國四大軍事名校為保定軍校、東北陸軍講武堂、云南陸軍講武堂、黃埔軍校。論歷史功績和顯赫程度，首推黃埔軍校。2024年是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它的產生是歷史的選擇。建校時，孫中山明確提出了“親愛精誠”的校訓，采取軍事與政治并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針。它是國共合作的結果，是國民黨建軍的起點，也是中共組織武裝力量的發源地。黃埔軍校師生在統一廣東、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中，功勛卓著，而且培養了近代中國一大批杰出的軍事將領，國共兩黨高級將領許多出身于黃埔。黃埔軍校中包含著若干云南元素，早于黃埔建校15年的云南講武堂，對黃埔軍校無論在人才支援、教材借鑒、精神感染等多方面都有重要影響，這充分說明云南講武堂精神與黃埔精神也有一脈相承的蛛絲馬跡。

關鍵詞：百年黃埔；功勛卓著；云南講武堂；云南元素；重要影響

作者簡介：謝本書，教授，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

2024年，黃埔軍校百年來臨。回顧百年，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人們普遍認為保定軍校、東北陸軍講武堂、云南陸軍講武堂、黃埔軍校是著名的四大軍校。這四所名校在2017年還組建了近代中國軍事紀念館聯盟。并在保定軍校紀念館舉辦了首次“中國近代四大軍校校史聯展”，聯合編撰并出版了《中國近代四大軍事名校》一書，圖文并茂，展現了四大軍校的魅力和雄姿。而論其歷史功績及其顯赫程度，無疑應當首推黃埔軍校。在黃埔百年來臨之際，我們就不能不從黃埔軍校說起。

一、歷史選擇了黃埔

（一）黃埔的創辦

自1840年以后，中國由于列強的入侵，封建統治的腐敗，被迫簽訂了若干不平等條約，遭遇了諸多的困難，使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化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中國近代的志士仁人，為反對列強的入侵，反對清王朝的腐敗統治，進行了前仆后繼的斗爭，經過改良、革命的多次斗爭，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革命，終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使中國進入了共和民國。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篡奪，中國隨即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局面。資產階級革命派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長期斗爭中未能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這一聲炮響也影響了孫中山，他從中受到鼓舞和啟發，決心向列寧學習，建立革命政黨和革命軍隊。在孫中山的要求下，共產國際派出馬林來到中國，并由中國共產黨派出張太雷陪同，1921年底和孫中山在桂林舉行多次秘密會談，內容涉及三個方面：“一、改組國民黨，與社會各階層，尤其與農民、勞工大眾聯合。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三、謀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作。”[1]孫中山對此表示了極大的興趣。這次會談促使孫中山做出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兩黨合作及建立軍官學校的決定，為黃埔軍校創立奠定思想基礎。

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革命，炮轟孫中山在廣州的總統府，迫使孫中山在廣州白鵝潭附近水域的“永豐艦”上停留了55天。叛變使孫中山深受刺激和痛心，他曾說：“文率同志為民國奮斗，垂三十年。中間出生入死，失敗之數，不可縷指。顧失敗之殘酷，未有甚于此役者。”[2]孫中山深深感到，依靠一派軍閥去打倒另一派軍閥，是不能取得成就的，必須建立一支經過訓練的忠于革命的軍隊，才可能取得真正的勝利。治軍先治校，所以周恩來所說，“開辦黃埔軍校，應該說是孫中山軍事上失敗的結果”[3]。1923年，孫中山在上海同蘇聯代表越飛會談，建立革命武裝是主要議題之一。這年8月，孫中山派遣由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聯合組建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軍事和政治，并商談蘇方提供援助、派遣軍事顧問幫助編練革命軍隊等問題。

1924年1月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在會上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為“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次會議，宣告國共兩黨合作的正式形成，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并通過了建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決定，組織“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籌備委員長，王柏林、李濟深、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宋榮昌、張家瑞為籌備委員[4]。從1924年3月軍校開始招生，5月確定軍校在黃埔建立。歷史選擇了黃埔。

廣州黃埔島又名長洲島，是珠江的江中之島，占地約8平方公里。軍校建于黃埔，即以“黃埔軍校”馳名于世。1924年6月16日，軍校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孫中山任軍校總理，廖仲愷任黨代表，蔣介石任校長。校本部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孫中山在開學典禮上作了長篇演講，持續一個多小時。他明確提出了以“親愛精誠”為校訓，以“創造革命軍，以挽救中國危亡”，即“救國救民”為宗旨，以學習蘇聯建軍經驗，采取軍事與政治并重，理論與實踐結合為辦學方針[5]。

從此，黃埔軍校屹立于中國的大地上。黃埔軍校的創辦，是國共兩黨合作的結果，它既是國民黨軍隊建軍的起點和源頭，也是中國共產黨組織武裝力量的發源地。

（二）黃埔的戰績

黃埔軍校創辦后，以黃埔廣州本校時期最為有名。黃埔廣州本校前六期畢業生，共有8 107人，其中第一期至第四期為4 971人。這一時期，由于國共合作的推動，辦學卓有成效，特別是黃埔一期成就最為突出。據統計，黃埔第一期師生中共有共產黨員103人，其中教職員15人，學員88人[6]。當時黃埔軍校與農民運動講習所、東園（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山大學，并稱為廣州的四大革命基地。

隨著形勢的發展，黃埔軍校名稱略有變化，并設立十多處分校，直到1949年底。南京、成都及分校畢業生計12萬余人[7]。雖然軍校名稱略有變化，習慣上人們仍統稱為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一成立，以貫徹孫中山的革命宗旨、培養軍事與政治人才、組成以黃埔學生為骨干的革命軍、實行武裝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完成國民革命為目的。軍校師生在統一廣東和北伐戰爭中，經歷百戰，功勛卓著。

1924年10月，軍校開學不久，孫中山依靠黃埔軍校學生，在工農群眾的支持下，平定了商團的叛亂，首次樹立了軍威。1925年2月，廣東政府舉行東征，軍校師生和教導團組成的校軍擔任右翼作戰，浴血奮戰，舍生取義，連戰皆捷。兩個月間，取得了第一次東征的勝利。6月，東征軍回師，在一周之內平定了滇系軍閥楊希閔、桂系軍閥劉震寰之亂，光復了廣州。隨后又舉行了第二次東征，對統一廣東、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國民革命軍已先后擴建為8個軍，約10萬人。軍校師生，不少人在北伐軍中成了各級將領和戰斗骨干。北伐軍出師不到一年，連克武漢、南昌、南京和上海等地，擊潰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等的數十萬大軍，取得了偉大勝利。并為統一中國發揮了重大作用，創造了反帝反封建武裝斗爭的鼎盛局面。北伐亮劍，使黃埔軍校威望達到了高峰。正如毛澤東在抗戰時期說：“國民黨的軍隊本來是大體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軍的精神的，那就是1924年到1927年的時代，那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組織新制度的軍隊，在開始時不過兩個團，便已團結了許多軍隊在它的周圍，取得了第一次戰勝陳炯明的勝利。往后擴大成為一個軍，影響了更多的軍隊，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8]

抗日戰爭時期，在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的條件下，數以萬計的國共兩黨黃埔師生再度并肩作戰。在淞滬會戰、平型關大戰、臺兒莊戰役、百團大戰、中國遠征軍滇緬戰斗等重大戰役中盡顯黃埔軍魂，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了不朽戰功。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黃埔軍校各期師生共2萬多人[9]。

（三）黃埔的人才

杰出人才的培養是一所學校成名的重要標志，黃埔軍校培養出的一代將帥，成了黃埔軍校的名片。在嚴格的教育訓練和嚴峻的武裝斗爭實踐中，從黃埔軍校中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將領，無論在國民黨方面，還是在共產黨方面，黃埔軍校的杰出將領們都曾在某些方面或某種程度上留下了重要的影響。

在國民黨方面，出身于黃埔軍校的兵團司令以上的高級將領有100多人，30多人被授予上將軍銜，50多人被授予中將軍銜。他們分別擔任集團軍總司令、兵團司令以上職務。其中有三人任國防部長，四人任軍兵團總司令。而校長蔣介石后來成了中華民國“總統”，總教官何應欽成了“行政院長”。

在共產黨方面，在黃埔軍校工作學習過的共產黨員，不僅參與了民主革命時期的多次武裝斗爭和抗日戰爭，其中約40人擔任過不同時期的正軍職以上職務。1955年新中國授銜的10位元帥，有5位是黃埔軍校的教官或學生，他們是林彪、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在10名大將中有3位，57名上將中有9位出身于黃埔軍校。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學生陶鑄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隊長崔庸健（朝鮮籍）1972年當選為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最高常任委員會委員長[10]。在1955年，新中國授銜中，計有81名黃埔人獲得將帥銜。

二、黃埔軍校的云南元素

在近代中國四大軍校名校中，保定軍校創辦于1906年，東北陸軍講武堂創辦于1907年，云南陸軍講武堂創辦于1909年，而黃埔軍校成立于1924年。換言之，黃埔軍校在這四所軍校中成立最晚。在它的創辦過程中，自然要借鑒已有軍校的辦學經驗及其人力物力的支援。其中，云南講武堂對黃埔軍校的影響和幫助尤其值得關注。

（一）云南陸軍講武堂歷史回顧

在清末民初，云南講武堂已負盛名。龍云將軍的大兒子、曾是云南講武堂學員的龍繩武回憶說：“云南講武堂和保定軍校、東北講武堂并稱中國三大軍校，是清末為了訓練新軍而成立的新式軍校。”[11]這里沒有提及黃埔軍校，因為清末民初黃埔軍校尚未出現。可見，黃埔軍校建校之前，三校已經出名了。

云南講武堂建立于清代宣統元年（1909），結束于民國二十四年（1935），總共有22期。培養了學員近萬名。雖屬于省屬（非中央屬）邊疆的本土軍事學校，卻可以和全國軍事名校并駕齊驅。在云南講武堂存在的26年里，從這里走出了中國、朝鮮、韓國、越南等幾個國家的領導人，以及數名元帥、數百名將軍等一大批杰出的軍事將領和知名人士。在辛亥革命、護國戰爭、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直至解放戰爭中，云南講武堂師生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先進分子還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成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

如果說黃埔軍校是中國將帥的搖籃，那么可以說，云南講武堂是滇軍將帥的搖籃，卓著功勛的民國滇軍的許多重要將領出身于云南講武堂。一個學校的教學質量和成就及其知名度，表現在培養出的人才對民族、對國家和世界所做出的貢獻。作為中國西南邊疆地區云南的一個本土軍事學校，走出幾個國家領導人、幾名元帥和數百名將軍，這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跡，相當罕見。今天，它已成為昆明市最具影響力和知名度的重要歷史文化景點，是云南省和昆明市的一張閃耀著光輝的歷史文化名片。

從近代中國的四大軍校發展歷史來看，黃埔軍校影響更大，聲名更為顯赫，因此有人說云南講武堂乃云南之黃埔，此說可以理解，卻不符合歷史事實。首先，云南講武堂比黃埔軍校建校早15年，怎么能夠說后來建校的軍校影響了早先建校的軍校呢？其次，更重要的是，云南講武堂無論在人才支援和教材的使用上，對黃埔軍校都有重要影響，還有云南講武堂師生堅忍刻苦的精神及其輝煌戰績，也不能不影響黃埔軍校。當然，黃埔軍校對云南講武堂后期有一定影響，然而在它開辦之初，云南講武堂對黃埔軍校的影響卻是客觀存在的，不可低估的；黃埔軍校中的云南元素是明顯的，也是豐富的，這一段奇異的歷史，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二）人才支援

云南講武堂的若干精英、重要教官及一批師生，是黃埔軍校創辦時期的骨干和后來建設中的重要力量，這是黃埔軍校建校時的重要云南元素，是云南講武堂對黃埔軍校的直接貢獻。

1924年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時。新式教官甚為缺乏，為此，孫中山指示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給云南去電，請求支援新式教官。云南方面為顧全大局，慷慨應允，先后派出云南講武堂主要四大兵科科長，支援黃埔，擔任重要職務，他們是云南講武堂炮兵科科長、后為教育長的王柏齡，工兵科科長帥崇興，步兵科科長、后亦為教育長首長的劉耀揚，騎兵科科長林振雄。

王柏齡（1889-1942），別字茂如，江蘇江都人，曾入學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日本陸軍振武學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17年來到云南講武堂，先后任戰術教官、炮兵科科長、講武堂教育長，后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教授部主任等職。

帥崇興（1891-？），云南昆明人，曾就讀于云南講武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23年任云南講武堂工兵科科長，1925年任黃埔軍校學科主任教官、學員總隊大隊長等職。

劉耀揚（1892-1967），河南盂縣人，曾就讀于保定軍校、日本陸軍大學，1923年任云南講武堂教官、步兵科科長、教育長，后任黃埔軍校教官、步兵科科長等職。

林振雄（1887-1964），別號毅強，祖籍廣東興寧，曾就讀于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14年來任云南講武堂教官、騎兵科科長，1924年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校本部管理部主任，教育長等職。

關于四大兵科科長調動一事，樂銘新(1)1946年所著《云南軍事學校教育史稿》明確記載：“民國十三年（1924）總理（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校長蔣公（蔣介石）電調原武校科長王柏齡、林振雄、帥崇興、劉耀揚等先后入粵襄助，其他干部亦多為講武學校畢業同學。”[12]云南講武堂，民國后改稱“云南陸軍講武堂學校”，不過習慣上仍稱為“講武堂”。

王柏齡等四位兵科科長都是云南講武堂精英，云南講武堂割愛，同意調往黃埔是很不容易的，說明云南講武堂對黃埔軍校的支援是不遺余力的。而且這四大兵科科長，到了黃埔軍校后，皆被委以重任。

樂銘新還說，“其他干部亦多為講學講武學校畢業同學”，并非虛言。我們可以列舉曾在云南講武堂工作或學習過，后在黃埔軍校擔任重要職務的人員，名單如下，可資證明。例如，葉劍英，黃埔軍校教官、教授部副主任；何應欽，黃埔總教官；徐成章，上尉、特別官佐；嚴鳳儀，黃埔學生總隊第四隊副隊長；楊林，原名金勛，黃埔學生總隊第四隊上尉、隊長，技術部主任、教官、中校；曹石泉，黃埔第1期第2隊中尉區隊長；白肇學，黃埔入伍生連長、營長、技術部副官；張定璠，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主任；李卓元，黃埔教官；葉劍雄，黃埔教官；溫建剛，黃埔教官；趙一肩，黃埔教官；林賜熙，黃埔教官；劉紹武，黃埔教官；張與仁，黃埔第2期步兵隊長；王祿豐，黃埔區隊長、團長、副師長；吳濟民，黃埔區隊長；余東帆，黃埔第2期學生隊長；王根僧，黃埔第3期入伍生總隊步兵大隊中隊長；馬崇六，黃埔第12期翻譯官、工兵教官；萬夢麟，黃埔少校教官、訓練部主任；盧浚泉，黃埔區隊長、中隊長；龍翔，黃埔學生隊第6期區隊長；陳奇涵，黃埔學生第3隊上尉隊長；趙錦雯，黃埔教官等[13]。

王柏齡在回憶中還說：“保定畢業生在黃埔軍校占據中等職務的人數，約占全體工作人員的20%。黃埔的更低一層的人員，大部分由云南軍校的畢業生組成，人數占全體工作人員的60%”[14]，這是一個很大的比例。其中一部分人員進入黃埔軍校，并非云南講武堂所派，而是通過其他渠道進入黃埔的，不過仍然離不開云南講武堂元素的淵源。云南講武堂究竟支援了黃埔軍校多少教官和工作人員，至今尚無一個準確的數字，然而肯定不會少，這種支援無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教材的借鑒

云南講武堂與云南新軍都曾使用過《曾胡治兵語錄》作為精神講話的材料和輔導教材。《曾胡治兵語錄》為蔡鍔編輯，并加了若干精彩的按語[15]。

蔡鍔（19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陽人，著名愛國主義者、軍事學家。早年留學日本，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1911年初來到云南，擔任新軍第19鎮第37協協統（旅長）之前，曾集中一段時間，就清末名將曾國藩、胡林翼兩人著述中有關治兵言論，分為將才、用人、尚志、誠實、勇毅、嚴明、公明、仁愛、勤勞、和輯、兵機、戰守等12類，編撰湊集，附以蔡鍔的精彩按語，成為蔡鍔訓練新軍的“精神講話材料”。而在辛亥前后，蔡鍔曾兼云南講武堂教官，這部著作也就成了他兼職教官時所使用的輔導教材。這部語錄式的兵書問世后，影響越來越大，被譽為“中國十大兵書”之一[16]。

1924年，在廣州建立黃埔軍校時，被譽為“治兵者之至寶”[17]的《曾胡治兵語錄》曾作為教材和輔導讀物，印發給學員。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看中了這本書，親自編撰“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發行。蔣介石在“序”中說：“余讀曾、胡諸集既畢，正欲先摘其言以可以為后世圭臬者，成為一書，以餉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國戰史于將來。不意松坡（蔡鍔）先得吾心，纂集以治兵語錄一書，顧其間尚有數條余心之所欲補集者，雖非治兵之語，而治心即治兵之本。吾故擇曾胡治心之語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左宗棠）之言可以為后世法者，附錄于其后。”“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編，則將來治軍治國均有本矣。”這說明《曾胡治兵語錄》當時已有較大影響。云南講武堂用這本教材在先（而編纂者又是云南講武堂兼職教官），黃埔軍校借鑒使用在后，顯然云南講武堂這本教材對黃埔軍校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1943年，劉達武編輯之《蔡松坡先生遺集》出版時，蔣介石又為該遺集寫“序”，再次提到蔡鍔所輯《曾胡治兵語錄》說：“二十年來，已為軍中通習之書，其有裨于勵志者，為效彌溥。”[18]可見，該書影響不一般。黃埔軍校借鑒云南講武堂的教材，也成了黃埔中云南元素的重要內容。

（四）精神的感染

云南講武堂對黃埔軍校的影響，不僅有物質方面，還有精神方面。樂銘新說：“及于黃埔建軍，創設黨軍學校，亦多以吾滇武校為原任教職員及畢業同學為中堅干部。”而且“武校精神，訓練黃埔健兒，造成光榮歷史”[19]。武校精神，對黃埔軍校的影響，也是可圈可點的。

云南講武堂的精神是什么？朱德生前滿懷深情的評價云南講武堂是座“革命熔爐”。“革命熔爐”體現了云南講武堂的核心精神，這與講武堂創辦時期的主要領導人李根源提出的“堅忍刻苦”的校訓是不可分割的。李根源對“堅忍刻苦”四字，曾經做了如下解釋：“學莫先于立志，三軍可以奪帥，堅忍也；學莫過于有恒，鍥而不舍，弗得弗錯，堅忍也；學莫大于有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堅忍也；學莫難于有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堅忍也。”又說：“夫堅忍刻苦者，為學之要，立身之本，豈第軍人為然，而于軍人則尤切。”“軍人之生活，堅忍刻苦之生活也；軍人之修養，堅忍刻苦之修養也。極而言之，戰爭之結果，堅忍刻苦誠績試驗也。”[20]后來，在民族危亡之抗日戰爭時期，李根源又大談“中國精神”“云南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堅忍刻苦之精神，更是為抗戰勝利而“拼命”“拼死”的精神[21]。換言之，“堅忍刻苦”的校訓就是“拼命”“拼死”精神，這正是云南講武堂精神之所在，這是閃光的精神。

“堅忍刻苦”的精神，貫穿于講武堂的各個方面以及歷史發展的始終，朱德回憶：“學校的制度和作風，是仿效日本士官學校，紀律非常嚴格，每天上課六小時，下課兩小時操，那是一種緊張的、高度鍛煉性的學習生活。”[23]

有人說，“講武的操場，黃埔的課堂”，意思是說，云南講武堂在操場訓練方面下了若干功夫，黃埔則在課堂教學方面下了許多功夫，其實講武堂在課堂上也下了許多功夫，每天上課六小時就是一個例證，課程安排比較重，也比較多。

講武堂剛創辦兩年，就遇上了辛亥革命的爆發，講武堂師生立即投入了反對清王朝的云南三次起義（滇西起義、昆明起義、滇南起義），并且迅速奪取了勝利，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彰顯了以云南講武堂師生為骨干的滇軍力量，而且出現了“滇軍精銳，冠于全國”的輿論[24]。又過了4年，發生的反對袁世凱復辟封建帝制的護國戰爭，以講武堂師生的核心力量為反袁護國軍,更是大顯身手，大放光彩。從云南組建的護國第一、二、三軍，營長以上官佐（重復兼職未計）72人，曾是講武堂教官和學員的人數達61人，占官佐總數人數的85%，而且護國三軍總司令都是云南講武堂教官，說明反袁護國戰爭指揮權事實上掌握在云南講武堂師生手中。在決定戰爭勝負關鍵的川南戰場上，護國第一軍第一、二、三梯團（旅）營長以上官佐25人中，除劉云峰（也是國民黨員）1人外，全是云南講武堂出身。換言之，這幾乎是清一色的講武堂師生指揮的一支堅強的滇軍。護國戰爭事實上是云南講武堂師生率領云南健兒對敵之戰最終的勝利，這更使云南講武堂聲名鵲起，威震環宇[25]。

孫中山先生對云南講武堂的價值也是從反袁護國戰爭中看到的。在護國戰爭結束前的1915年5月1日護國軍云南駐滬代表李宗黃舉行的歡迎會上，孫中山高度評價從云南開始的反袁護國起義：“霹靂一聲，云南起義，其目的之正確、信心之堅強、士氣之昂揚、作戰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奮，響應之迅速，與黃花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謂先后輝映，毫無軒輊，充分表露中華民族之正氣，中華革命黨之革命精神，不唯使籌安丑類，膽戰心驚，即袁世凱，亦何異天奪其魄。”[26]

云南講武堂的精神及其偉大戰績，對黃埔軍校不能不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就是“武校精神，訓練黃埔健兒，造成光榮歷史”的歷史事實。而且，后來黃埔軍人控制了國民黨軍隊，似乎可以看做是云南講武堂師生控制滇軍的翻版，或者說是一種重要借鑒。武校精神與黃埔精神，有一脈相承的蛛絲馬跡。

三、結語

黃埔的輝煌歷史，是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其中借鑒之前軍事名校的成就，不能不是原因之一。這里我們探討了云南講武堂對黃埔軍校的影響，但是同時我們也承認，黃埔軍校對云南講武堂也曾有一定的影響，影響是相互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單方面的。一個重要事例，是朱家璧將軍的成長。

朱家璧（1910-1992），別名嘉弼，字夢良，云南龍陵人，1933年畢業于黃埔軍校（1930年10月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第二總隊步兵大隊第六隊）。畢業后返回昆明，任國民革命軍討逆軍第十路軍教導團第二期（后比敘云南講武堂）教官，繼任滇軍排長、連長、中隊長等職。朱家璧在黃埔軍校第八期的經歷，不能不影響他返回云南及其在云南講武堂最后一期（二十二期）的活動。抗戰時期，朱家璧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員訓練班學習，并于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返回云南進行卓越的革命斗爭[27]。

還有一個事例也值得一提，就是滇軍朱培德部參加北伐戰爭的事跡。朱培德（1889-1937），云南鹽興（今屬祿豐）人，云南講武堂第三期畢業，與朱德同為講武堂第三期丙班學員，畢業后在滇軍任職，后追隨孫中山。1925年7月廣州革命政府成立，被推選為國民政府16名委員之一，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事部部長，后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1926年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七月，國民黨革命軍在廣州北伐出師時任檢閱總指揮，隨后參加北伐戰爭，攻克九江、南昌。1932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等職，1935年4月續任陸軍上將，1937年2月病逝。朱培德作為云南講武堂走出的滇軍軍官，成為國民黨軍政大員，這與他同蔣介石黃埔系軍人的協同作戰、密切合作有很大的關系，也可以看作是黃埔軍校對云南的影響之一。朱培德所率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后稱為“老三軍”，其長官和士兵多為云南健兒，在其后來的斗爭，既繼承了滇軍的優良傳統，也吸取了黃埔精神的滋養[28]。

不過，黃埔軍校于1924年建成之時，云南講武堂的歷史已進入其尾聲，蔣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以后，于1928年統一政令，下令各省不得自辦軍校。所以1928年后，云南講武堂已不再招生，名義上歸屬講武堂的最后三期延續至1935年，即第20、21、22期，實際上是國民革命軍討逆軍第十路軍（滇軍系列）訓練的第一、二、三期，后經指批準列入講武堂系列。之后，講武堂舊址變成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昆明分校（第5分校）所在地，這與云南講武堂已經沒有什么關系。可見，黃埔軍校對云南講武堂的影響，是有限的。

當百年黃埔來臨之際，論及黃埔建校中的云南元素，也許有助于更全面了解黃埔的歷史發展，同時也突顯云南近代歷史發展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這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值得探討和重視的問題。

注釋：

[1]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M].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11.

[2]孫中山.致海外同志書[M]//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555.

[3]參見：關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系.周恩來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4.

[4]《本校籌備之事略》，載于《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26頁。值得注意的是，在七名籌備委員中，有兩名原是云南陸軍講武堂的骨干，即王伯齡和林振雄。

[5]孫中山.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演說[M]//孫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290-300.

[6]郝政利.述說軍校[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39。

[7]黃埔軍校——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著圖志[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2-3.另有人認為，黃埔軍校到1949年，共計招收23期，招收學員29萬余人；另有分校12所，畢業學員17萬人。見：王曉華，張慶軍.黃埔恩怨[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8.

[8]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M]//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0.

[9]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黃埔軍校——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著圖志[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6.

[10]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黃埔軍校——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著圖志[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6-7.

[11]張朋園.龍繩武先生訪問記錄[M].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5.

[12]樂銘新，云南順寧人，曾任云南講武堂之后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昆明分校(即第5分校)秘書、主任秘書多年，所著之《云南軍事學校教育史稿》多使用云南講武堂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昆明分校之檔案材料，記載大體可信。

[13]樂銘新.云南軍事學校教育史稿[M]//謝本書.清代云南稿本史料：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55.

[14]參見：2017保定軍校紀念館等編《中國近代四大軍事名校》第177-181頁。

[15]參見：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37.

[16]蔡鍔《曾胡治兵語錄》手稿，作者在云南發現，校刊后公開出版，改正50多處，成為唯一根據手稿校訂過的版本。見謝本書.蔡鍔墨跡詩文選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17]中國辛亥革命以前，被稱為“十大兵書”的是：《孫子兵法》《司馬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兵法》《六韜》《黃石公三略》《諸葛亮兵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和《曾胡治兵語錄》。中國歷史上兵書約有四千部，三萬卷左右，從中認定“十大兵書”，說明“十大兵書”價值很高，因而《曾胡治兵語錄》是中國兵書經典之一。

[18]郝政利.述說軍校[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45.

[19]劉達武.蔡松坡先生遺集[M].長沙：湖南邵陽亞東印書館，1943.

[20]樂銘新.云南軍事學校教育史略[M]//謝本書.清代云南筆記本史料：上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251.這里的“武校”，即指云南陸軍講武堂。

[21]參見：《韶州講武堂第一、二期學生入學訓詞》，《曲石文錄》卷二，第17-18頁，蘇州鉛印，1935年版。

[22]參見：《云南人的真精神》《拼命》，見《曲石文錄》卷四，第1-5、11-14頁，蘇州鉛印，1941年版。

[23]辛亥回憶[N].解放日報,1942-10-10.

[24]趙鐘奇.護國運動回憶[J].近代史資料，1957(5):25.

[25]謝本書.威震環宇：云南講武堂師生主導反袁護國戰爭[J].學術探索，2018(11):97.

[26]李宗黃.李宗黃回憶——八十三年奮斗史：二[M].臺北：中國地方自治設計委員會,1973:151.

[27]參見：朱家璧同志生平[M]//中共云南黨史研究室.朱家璧紀念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503-504.

[28]參見：謝本書.北伐名將朱培德[N].昆明：云南政協報，1995-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