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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語錄

（2025年3月1日）

我很想做一個勇敢的人，但我并不知道當真正的挑戰來臨的時候，我會不會像自己所想象的甚至所宣稱的那般勇敢。

——〔中〕羅翔《圓圈正義：作為自由前提的信念》

02

小國研究的發展態勢與理論架構

作者 / 韋民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小國研究是國際政治現實的反映。二戰結束以來，隨著國際體系的不斷變遷、小國大量涌現且其國際影響的逐步提高，小國日益成為國際問題研究的重要對象。然而，小國研究雖然取得了較為可觀的學術成就，在寬泛的國際問題研究領域卻依然處于弱勢地位，學科建設滯后，研究存在諸多不足，有必要對小國研究進行態勢評估和學理思考。

小國研究的發展態勢

小國研究與國際體系的演進和小國的發展狀況高度相關。迄今，小國研究經歷了繁榮、停滯和復興三個發展階段。

20世紀50至70年代，雖然兩極格局和冷戰主導著社會科學，但伴隨著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和小國數量的大量增加，作為一個專門領域的小國研究方興未艾、繁榮發展，小國理論在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兩個方面競相發展起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小國規模決定了其財富規模，小型經濟體被假定為要比大的國家更依賴外貿、更容易發生貿易赤字、更依賴某個單一出口產品，以及很難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商品。與此同時，國際關系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的物質規模或相對權力決定了其國際政治行為。因此，類似規模的小國被預期追求類似的對外政策。在這個階段，廣泛探討的基本問題是小國的生存問題，脆弱性是解釋小國思維和行為的常用工具。

到了20世紀80年代，許多學者認為小國概念不是理解世界政治的有用分析工具，小國研究陷入一個爭論不休的停滯階段。在冷戰格局下，學界主要關注超級大國的對抗及其影響，小國不過是一個附帶提及的話題。新興民族國家的獨立高潮業已過去，并逐漸淡出了學界的視野。大多數小國建國不久，正處于國家轉型的過渡階段，在許多方面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難題，缺乏具有分析意義的典型案例。總體上看，小國群體問題依舊，但發展趨勢不明，在大國對抗的國際態勢下根本不具有影響國際關系的能力。小國研究乏人問津當在情理之中。

冷戰結束之后，小國研究迎來了全新的發展階段。與此同時，以科技快速發展、貿易自由化和地區一體化為特征的新的全球語境改變了邊界的傳統意義，有效緩解了小國固有的規模缺陷，更有利于小國的生存與發展。在良好的外部環境下，許多小國在國家治理、國際影響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就，成為國際政治經濟中引人注目且充滿活力的國家類別。這些變化挑戰了小國經濟與外交政策的傳統觀點，吸引了人們對小國問題的重新關注，再次推動了小國研究。

縱觀研究文獻可以看出，小國研究具有這樣的總體特征：小國界定、小國特性、小國行為在過去、現在、將來都是小國研究的基本命題。相對于大國研究來說，小國研究遠遠滯后，受到關注的程度更低。相對于微觀或國別的小國探索而言，宏觀的或整體的小國理論研究更為滯后。

小國研究的學術缺憾

小國雖小，但小國研究卻較為復雜困難。小國是一個高度多樣性、差異性和復雜性的群體，研究存在著諸多缺憾甚至內在困境。

首先，沒有一個通用的小國概念。小國概念一直是小國研究中的最大難題，它本身引發的爭論還在進行之中。由此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大多數小國研究者都在使用自己的小國概念。概念的巨大伸縮性和多樣化的衡量標準，不可避免地給小國研究制造了混亂，給爭論埋下了伏筆，也大大削弱了小國研究的學術價值。許多小國研究所提出的論斷被歪曲、被夸大、被誤解、被爭論，大多皆根源于此。

其次，缺乏系統性小國研究理論框架。一方面，多樣性嚴重制約了小國研究普遍性知識體系的建構，因為復雜的小國現實總是提出形形色色的論據以及反例，因而，小國整體研究存在重大的內在困境。另一方面，小國研究中的國別研究、地區性或領域性的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論基礎，研究的理論價值和適用范圍受到制約。

此外，以偏概全問題較為突出。擴大研究的意義、延展研究的適用范圍可能是社科研究存在的弊端之一。對于不少學者而言，研究特殊性的小國問題易于過度強調和延伸研究的普遍性，并試圖從某一特定研究對象或問題領域抽象出一個整體的理論規律。這是有失偏頗的研究樣式，但在小國研究的現實中并不少見。小國研究中的許多爭論同樣根源于此。

最后，研究主體的小國認知多有偏差。小國研究主體可以分為大國和小國的研究群體。這兩類研究主體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小國認知偏差。對前者而言，小國似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話題，往往帶有不切實際的主觀想象，將龐大的小國群體符號化為某種特定的國家形象。對后者來說，研究主體可能更易于偏離價值中立的學術要求。小國研究者在小國問題上往往傾向于強調小國的積極面，而對客觀存在的消極面視而不見。似是而非的認知偏差對于理解小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而言是不利的。

小國研究的學理思考

探究小國的共性和行為規律是小國研究的基本目標。在這個方面，體系視角的小國研究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然而，綜合性小國研究存在研究對象高度復雜、動態演進的難題，從豐富多樣、高低不同的龐大群體中抽象出小國的共同特征和普遍性規律是極為困難的工作。推動小國研究進程，就要對小國理論探索進行學理思考和總結。

第一，小國獨特性是小國研究命題得以成立的理論基礎。作為一個規模狹小、脆弱性顯著的群體，它們具有不同于較大國家的諸多認知、行為方式。這些獨特性是描述和闡釋小國問題的基本途徑，也是小國研究理論探索的關鍵依據。沒有小國的獨特性，就沒有小國研究。

第二，小國研究是基于國際比較的相對性研究。從國家規模視角理解國家行為是小國研究的理論源泉。對小國而言，在不同性質的國際體系下，規模效應在不同維度的表現是顯著的，也是獨特的。然而，這些獨特的行為模式是在與較大規模的國家相互比較的基礎上歸納而來的。沒有大國和中等國家作為標桿，就無法揭示小國的行為特征。因此，小國研究本質上屬于比較研究。這同時也意味著小國研究的相對性。小國的任何行為特征都是相對于大的國家的概略性描述。二者之間的行為特征沒有質的不同，只有“量”和“度”的差別。

第三，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是小國研究的重要理論思路。作為人類集合體和主權國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國際關系理論、國家發展與變遷的一般性規律同樣適用于小國。這是小國研究必須遵循的普遍性原則。然而，小型社會和小型國家有別于其他規模國家的顯著特點就是“小”。規模特性也會作用于人類社會和主權國家的普遍性發展規律，強化或弱化這些規律的外部效應。從這個角度看，小國研究又須遵循特殊性原則。二者不可偏廢。

第四，傳統的辯證思維的特別影響。就內外因關系而論，通常的思維模式認為內外因均在發揮作用，但內部因素是主因，外部因素是次因。這可能更適用于大的國家。一方面，在小國行為成因中，這個規律的適用性較之大的國家或許有所不同。在許多情況下，外因可能是小國行為的主因和直接動因。另一方面，偶然性因素對小國行為的影響更為顯著。很大程度上，小國的行為選擇和國際表現往往取決于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這些要素。

總體而言，通常用于大國的思維模式和理論范式不宜機械套用在小國研究之上，小國研究需要適合該群體的特別思維和理論架構。現有的缺憾絕不意味著小國研究沒有學術希望，相反，這也表明小國研究尚有巨大的挖掘空間，是學界應予重視的學術增長點。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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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觀察

駐緬甸大使馬珈與緬方就聯合打擊網賭電詐犯罪等交換意見

2025年2月14日，中國駐緬甸大使馬珈與公安部部長助理劉忠義一行同緬甸副總理兼外長丹穗、內政部長吞吞楠舉行會談，就深化中緬執法安全合作、聯合打擊電信詐騙及跨境犯罪深入交流。中方積極評價緬方保障中國公民安全的努力，強調愿與緬泰等鄰國強化雙多邊協作，綜合施策鏟除電詐“毒瘤”，維護地區正常秩序。緬方介紹近期打擊電詐具體舉措，表示將嚴厲打擊此類犯罪，與中方加強協調并探討建立常態化合作機制，共同遏制跨境犯罪蔓延。雙方一致同意推動執法合作務實落地。

05

《改變心理學的40項研究》

作者：〔美國〕羅杰?霍克

譯者：白學軍

出版社：人民郵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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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觀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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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日）

大外交青年智庫（簡稱“大外交智庫”）（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創辦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社會/青年智庫，總部在中國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庫、中國首家青年智庫，創始人是王蓋蓋。GDYT一直堅持“只有修煉好內功，才能放心去實戰”的發展理念，從2017年創始初期穩扎穩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創評論組（于2022年改組為《智本青析》編輯部）并創辦《智本青析》電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開設分支機構即海南大外交學會，同年成立青年發展研究中心，該中心在2019年創辦“大外交青年發展與實踐啟航項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創辦“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講座項目”至今；2020年成立應試就業研究中心并創辦《真題解析》付費專欄；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決策咨詢公司，集中研究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海外利益分析與保護、青年外交與青年發展、區域國別與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與全球治理等事務；2021年成立外文編譯評議組并創辦《大譯編參》電子刊至今（該編輯部于2022年創辦《每日信報》微電子日刊），同年成立區域國別研究中心（該中心于2022年創辦《新國別簡報》欄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數據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該中心于2022年創辦《鴻士論天下》欄目）、國家安全研究中心、黨的理論創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專訪項目（青坊談、最有影響力人物訪談、21世紀中國外交天團、學人專訪等）整合為《與名人對話》欄目，組建“青年智庫特種部隊”全職高精尖部門和全球范圍內的“大中華菁英圈”，開啟“Smallibrary·小書屋”全球青年閱讀挑戰計劃（該計劃于2022年創辦《智庫書屋》欄目），運營新知太學（網絡）書院（該書院于2022年創辦《線上共讀》欄目）；2023年，成立全球創業研究中心、全球灣區研究中心、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數字經濟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開設分支機構“香港大外交學會（GDYT HK）”，創辦“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國際人才交流平臺等。GDYT從2021年以來，多次舉辦全國（含全球）青年國際問題學術研討、政策分析與思想交流等活動，如“國際問題研究型青年智庫發展模式探索論壇”、“新型國際問題青年智庫建設與發展論壇”、“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最佳辯手論壇”、“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系列講座”、“國際問題/區域國別學術研討會（GDYT·ISAS）”系列活動、“《與名人對話》系列采訪活動”、“《鴻士論天下》系列講座活動”、“新時代中國國際戰略高端論壇與菁英論壇”、“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系列活動、“GDYT與國際知名學者對話”等等。自創辦以來，GDYT一直致力于“讓壹億中國大外交青年智慧與方案被全球看見”，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為實現個人、企業、社會、國家和世界和平發展而奮斗，至2021年底，已發展成集專家顧問、研究員（含高級）、特約研究員（含高級）、助理研究員、編譯評議員、時政評論員、實習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國際人才體系（200人）的樣本標桿青年智庫，聚焦中國與全球大外交領域青年的原創方案、發展計劃和外交延伸等助力與服務，在“對照全球外交發展、對接世界高端智庫、對比新型平臺建設”的三原則指導下，為中國的外交與安全發展貢獻青年力量和方案，為政府、企業、智庫、高校、非政府組織以及個人都有提供過咨詢服務，被海內外青年譽為現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腦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庫的開創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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