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四平后，由于不樂觀的形勢，東北局做好最壞的打算：“準備游擊，放棄哈爾濱。”對此中央復電同意，并表示“作長期打算，目前應爭取休整，恢復疲勞，提高士氣”。可是杜聿明為什么選擇“抬手”，沒讓這一最壞打算出現呢？

1946年2月，羅榮桓在蘇軍醫院確診為腎癌，同時杜聿明離開錦州到北平，在醫院確診腎結核。二人都必須越快接受切除手術越好。就在一個月后，第二次四平戰役爆發。

解放戰爭時期，國共雙方在四平這個地方爆發過四次大規模戰役，雙方互有勝負。第二次四平戰役開始前不久，周總理、張治中和吉倫還剛簽完《調處東北停戰的協議》。

蔣介石利用政治協商會議和國共停戰談判所拖延的時間，火速調兵遣將，把6個軍18個師調到沈陽附近。如此一來，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手下的人馬，達到31萬之巨。這是個駭人的數字。

1946年3月31日，杜聿明集中5個軍11個師的部隊，分兩路出發，向南滿、北滿大舉進攻。國民黨軍對蘇軍撤離區的行動，使得中央必須馬上開始第二次四平戰役的部署。

剛開始，四平是在蘇軍手上的，國民黨利用獲得的接收東北的“合法身份”輕松拿下。1946年3月18日，東北民主聯軍攻克四平。四平于東北的重要性，從蔣介石丟失四平后的口頭禪可以看出一二：“四平是黨國命運所系，沒有四平就沒有東北。”

3月22日，國民黨新1軍攻占鐵嶺。這令蔣介石信心倍增，急命新1軍在東北停戰協定正式生效前拿下四平，不要“落人口實”。另一邊，國民黨又在國民黨參政會上發誓表態：“不奪下四平，不停止戰爭。不打到長春，不商談和平。”

東北民主聯軍在4月初開始準備，聯軍總部從東滿、西滿和南滿調兵遣將，集結部隊于四平南部，準備跟國民黨在四平地區來場大會戰。

第二次四平戰役開始于1946年4月18日，國民黨軍新1軍第30師向位于四平南郊的我軍陣地，開始正面進攻。一開戰，國民黨軍就表現出勢在必得的決心，連續攻城9天。

聯軍司令其實是不想在四平跟杜聿明會戰的，他認為我軍成功固守四平、奪取長春，以及迅速實現東北和平的可能性都不大，應把戰略方針擬為消滅敵人為主，而不應該以保衛城市為主，以此避免被迫作戰。

黃克誠的意見也是如此，認為敵我力量懸殊，堅守四平的困難很大，成功率也很低。到59年的廬山會議，黃克誠還對“堅守四平”這一戰念念不忘。

然而，當大戰開始，聯軍司令電報中央表態：“敵已開始直接攻擊四平，我守軍決戰至最后一人。”從4月18日到5月18日，第二次四平戰役持續了31天，以東北民主聯軍撤出四平告一段落。

對于當時兵力、裝備、訓練、后勤等遠遜于國民黨軍的東北民主聯軍，應當避免這樣的陣地消耗戰。雖說四平保衛戰，我軍傷亡8000余，斃傷國軍16000余。但這在東北民主聯軍高層眼里，這仍是得不償失的一仗。

但堅守四平、放棄四平，我軍并非什么都沒得到。國軍猛攻四平的一個月時間，我軍成功拿下重要城市長春。長春的政治意義非凡，它在當時是統治東北的象征。

但是，東北民主聯軍撤出四平后，難以組織起有效的防御陣線，做不到中央所要求的“堅守公主嶺，如公主嶺不能守，應堅守長春，以利談判”。國軍攻占四平后，分兵三路，采取快速急進的方式，繼續北進追擊。

當時聯軍內部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司令主張的撤出長春，撤到松花江以北；另一種意見是堅守長春。兩種意見相持不下，羅榮桓支持司令，一錘定音：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至哈爾濱。

數十萬國軍的一追再追，東北民主聯軍退到松花江北岸，終于把戰線穩住了，但這只是暫時的。

6月1日，聯軍司令下定決心，說如果國軍還要往北打，就放棄哈爾濱，準備游擊戰。理由很簡單，打不下去了，武器彈藥嚴重不足，士氣低迷，軍心不穩，等等。經過兩天的思考，中央復電同意。

若是這時候國軍真打過來，恐怕會得到一個大大的驚喜，可是為什么沒打過來？國軍統帥杜聿明是怎么想的？

攻占長春、吉林和松花江以南的一大片地區后，國軍出現戰線延長、兵力分散、機動作戰部隊銳減擰不成一個拳頭等情況。5月30日這天，還出現海城、營口的國軍第184師起義的事。

杜聿明認為應繼續乘勝追擊，他有充分的理由，東北民主聯軍一定守不住。奈何蔣介石不支持、下面的部隊不執行命令。如新1軍的孫立人，公然違抗杜聿明的軍令。杜上門討說法，又是好說歹說，孫就是不從。四個月后，蔣介石追悔莫及，杜聿明搖頭嘆息。

一念之差，局勢天翻地覆。蔣介石長于政治，卻對軍事七竅只通了六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