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期間，斯大林向美國總統小羅斯福介紹了自己身邊的得力干將貝利亞，他的介紹詞令羅斯福印象深刻：“他是我們的希姆萊。”

希姆萊，希特勒的內政部部長，黨衛軍頭頭，掌管蓋世太保和集中營，對納粹的大屠殺、種族滅絕負有頭等責任，直接或者間接死在他手下的人超過百萬之巨。

斯大林把貝利亞比作希萊姆，這確實是一個恰當的比喻，因為在斯大林時期，貝利亞具體推動的“大清洗”等運動，同樣導致了超過百萬人的死亡。

貝利亞1899年出生于格魯吉亞的一個農民家庭，在青年時代，他在學校學習機械建筑工程，之后進入軍隊，擔任軍隊的水利工程師。1918年，29歲貝利亞加入契卡，即后來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別烏）。此后，他在政壇摸爬滾打十幾年年，成為格魯吉亞共產黨（布）第一書記、聯共（布）外高加索地區第一書記。

貝利亞在擔任格魯吉亞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前后，積極鎮壓格魯吉亞的民族起義運動，曾創下一次處決約一萬人的紀錄，因其表現出的“布爾什維克的無情鐵腕”，受到斯大林的的關注和提拔。

到1938年，貝利亞調入蘇聯中央，成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即蘇聯的政治局委員，并擔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副部長。此時，大清洗的高潮已經過去，清洗的方式開始從“全面清洗”轉為“定點清除”，貝利亞實際上主持了“定點清除”的工作，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鞏固著自己的權力。

貝利亞處理“內務”狠辣果決，處理“外務”也是如此，比如1940年，他下令執行了臭名昭著的“卡廷大屠殺”，將俘虜的波蘭知識分子、警察、公務員悉數處決，遇害人數約為2.2萬人，波蘭的社會精英因此損失殆盡。1944年，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占據上風后，貝利亞隨即就對國內的車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亞人等下手，以通敵的名義將他們流放到中亞。

二戰結束后，貝利亞擔負起了搶奪德國專家和研發核武器的重要任務。資料顯示，早在1939年，貝利亞已經負責在科雷馬河附近開采鈾礦，當時他將大量的犯人集中起來，在沒有任何防輻射的措施下強迫他們的勞動。二戰結束后，貝利亞對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用“犯人”們的生命推動了蘇聯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

貝利亞有沒有什么貢獻呢？當然是有的。二戰時期，他是蘇聯國防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負責情報、外交、武器生產、游擊隊等工作，相當于戴笠在國民黨中軍統中的作用，但地位要比戴笠高得多。

不過，貝利亞和戴笠之間的差別還是很大的，戴笠一生對蔣介石頗為忠誠，他的名字“君乘車，吾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表達的就是他對蔣介石的“忠君思想”。而在貝利亞那里，我們是完全看不到這種忠誠的。從赫魯曉夫晚年回憶錄中對斯大林逝世時場景的描述，我們能看出貝利亞和斯大林的這種復雜關系。

“斯大林一病倒，貝利亞就開始來回走著，說斯大林的壞話，嘲笑斯大林。”赫魯曉夫寫道，“但有趣的事，只要斯大林臉上有任何表明可能恢復的跡象時，貝利亞救回跪下，抓住斯大林的手吻。當斯大林又失去知覺，閉上眼睛時，貝利亞就站起來吐唾沫。”“斯大林剛一去世，貝利亞就欣喜若狂。他是那樣的得意，那樣的精神煥發。”

在斯大林逝世僅3個月后，貝利亞就在一場宮廷政變中被捕，隨即被拉到地下室槍決。

當時蘇聯給貝利亞定的罪名是：“背叛祖國，為外國資本家賣力，糾集仇視蘇維埃國家的叛徒陰謀團伙，妄圖奪取國家政權，推翻工農蘇維埃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和重建資本家的國家。”這些罪名并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如今公布的蘇聯檔案充分顯示了這樣一個結論：貝利亞確實是斯大林去世后第一個要搞“非斯大林化”的人。

斯大林病逝后8天，貝利亞就發布了《重新審理特大案件》等多個命令，下令將幾個勞改集中營關閉，數百萬犯人因此獲釋；他還提交了《蘇聯部長會議關于修改1953年建設計劃的決議草案》，并開始市場化嘗試和機構改革；他還嘗試和鐵托秘密接觸，對東德采取放棄政策……

很多人認為，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打響了“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槍，實際上，貝利亞要比他們早3年。而正是因為貝利亞的這些“去布爾什維克化”政策和“對歐美屈服”的外交政策，使得蘇聯的一眾元老下定了將他拿掉的決心。

貝利亞在自己生命盡頭的時刻，一反從前的面目和立場，是不是讓我們想起了康生臨終前對江、張二人的“反戈一擊”？在歷史的大舞臺上，政治人物的面相就是如此復雜而不可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