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和西方列強有本質的不同，西方列強是來要錢的，太平天國是來要命的。

太平天國運動起義發生在1854年，距離清朝和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已過去了十二年，當年清政府戰敗后，“只不過”賠償了英夷二千一百萬兩銀元，割讓了一個“荒無人煙”的香港島，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與英夷協定關稅，準許英商在華自由貿易。

這些條約對當時的清政府可以說“無關痛癢”，畢竟清朝在當時地大物博，物產豐富，賠償這點東西“無關大局”。

鴉片戰爭之后，清政府發現原來西洋人來這邊不是為了征服這塊土地，只是想做生意，這跟自己當年入關情形完全不一樣。

不是來征服奴役，清朝就不怎么慌了，不就是做個生意嗎，做就是了，還能順帶手多收點關稅。

而太平天國就完全不一樣了，清朝雖然出身游獵民族，但也讀史書，知道洪楊“逆賊”就是秦末的陳勝吳廣、漢末的張角、唐末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王小波方臘、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是奔著推翻清朝來的，是來要清朝命的。

一個是來逼著你做生意，一個是來取你命，對清政府而言，孰輕孰重，自然一目了然。

所以，對付太平天國，清朝本著“除惡務盡”、“斬草除根”的原則，務必要將起義鎮壓下去。

太平天國起義也暴露出了清朝軍制的過時和軍隊的腐朽，八旗軍已經無力消滅太平天國，清政府不得不下放權力，讓漢族官員在地方搞團練。

清朝的目的很明確，寧肯冒著地方做大的風險，也要消滅掉洪楊“叛匪”，“防漢”甚于防川的清朝將剿滅起義軍作為第一優先級，其他像地方督撫做大、西洋入侵，都讓位于“剿匪”。

誠然，地方督撫做大和西方列強的蠶食都會危及清朝的統治，但兩權相害取其輕，地方督撫畢竟是清廷任命，清廷仍能駕馭，西方列強用錢可以打發，暫時不用憂慮，只有洪楊起義是心腹之患，必須盡快平定。

在清朝之前，從沒有西方列強入侵的案例，站在清廷的角度，也不可能高瞻遠矚看出西方列強入侵的危害性更大，洪楊起義在歷史上有前車之鑒，自然把平定它當成頭等大事。

在太平天國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又發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甚至打進了北京城，把皇家園林圓明園都燒了，但清廷仍舊秉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對英法進行割地賠款，加開通商口岸。

對清廷而言，西方列強是喂不飽的狼，時不時來咬一口，但還不至于讓清廷喪命，而太平天國就是餓極了下山的猛虎，隨時能要清廷的命。

清廷把所有的資源都投入到剿滅太平天國起義上，甚至英法列強為了保住自己在清朝獲取的利益，還幫著清廷攻打太平天國。英法的“仁義”在清廷看來，已經從“英夷”變成“友邦”了。

清廷耗時十四年終于將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下去，元氣大傷，但也感到慶幸，居然在這么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存活下來，“大清”比大秦、大漢、大唐、大明要“強”太多。

有了這個經驗，清廷對待之后的捻軍起義、陜甘回亂就更加堅定，攘外必先安內。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廷和西方和平了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清廷的關稅收入大幅增加，清廷覺得“因禍得福”，這就給后續的對外政策提供了一個錯誤的指導，清廷以為，列強來華仍不過是請求開關通商，只要滿足即可，無需硬拼。

但日本、俄國和西方列強不同，他們是近鄰，其目的不只是通商這么簡單，他們的野心是占領清朝的土地。

李鴻章倒是看出了日本和俄國與其他列強的不同，打算洋務自強，但甲午海戰一敗涂地，只能繼續割地賠款。

清廷喪失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圖謀自強的機會，沒能搭上近代化的便車，仍舊停留在封建時代，打不過西方和日本列強。

面對清廷的孱弱，西方和日本列強的胃口一步步變大，但終不能滅掉清朝，一來清朝畢竟是個龐然大物，一口吞不下，二來列強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也有矛盾，他們都不想讓任何一國獨占清朝，這反而成了清廷的“幸運”。

從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中茍活下來的清廷，不反思自身統治的腐朽，反而覺得是祖宗保佑和“友邦”幫忙，對待國民更加苛刻。

待到維新變法興起，清廷部分權貴甚至發出“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口號，如此倒行逆施，豈有不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