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釗精神大家談】李大釗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標志研究

——兼論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

史小滿

【內容提要】作為公認的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在一眾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中國先進分子中是最早將目光轉向北方并且熱情頌揚“十月革命”的人。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研究、分析、比較，他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完成了由一名愛國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其標志性事件就是《再論問題與主義》的發表。與此同時，李大釗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探索。

【關鍵詞】李大釗；馬克思主義者；標志；中國化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并被毛澤東稱作“真正的老師”。學術界對于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基本上沒有爭論，但是，對于李大釗究竟何時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它的標志是什么，卻沒有明確的說法。筆者認真研讀了李大釗在1918年至1919年間所著的幾篇宣傳“十月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章，考察其在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所持的一些重要觀點，以期探明李大釗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究竟于何時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其標志性成果是什么，從而更加明確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所處的歷史地位。

一、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兩個基本要素

要考察李大釗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標志，首先需要明確怎么樣才能夠稱得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1936年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由此可見，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需要“思想”和“行動”兩個基本要素，并且需要思想的自覺和行動的自覺：一是思想層面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對馬克思主義有最基本的認同；一是行動方面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南，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只有具備了這兩個要素，才能說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倪德剛.毛澤東眼中的馬克思[J].人民周刊，2018年,(10).

二、李大釗對“十月革命”及世界大勢的早期認知

早在1918年，李大釗就已經密切關注俄國“十月革命”，并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介紹、研究、歡迎、頌揚“十月革命”的文章。

在1918年7月1日發表在《言治》季刊第3冊上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李大釗提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鮮明指出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認為“十月革命”不僅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而且拉開了世界革命的序幕，帶來了“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并基于其深厚的史學功底告訴人們，不要因為革命初期局勢的動蕩、混亂而對革命抱悲觀的態度，因為“一世紀新文明之創造，新生命之誕生，其機運每肇基于艱難恐怖之中”?。五個月之后，在當年12月6日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的《庶民的勝利》一文中，李大釗進一步指出，這種革命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們應該準備怎么能適應這個潮流，不可抵抗這個潮流”?，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其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潮流“翹首以迎”的熱切態度。在1919年1月發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的《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的指導思想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指出，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這是Bolsheviki的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認為布爾什維主義將成為新的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在文末，他更是提出“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認為“十月革命”必將開啟一個嶄新的時代，并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潮流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信心，寫下了著名的論斷“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當時一眾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先進中國人中，李大釗可算是第一個“舉目北望”的，而且這樣的認知，確實展現了他優異于他人的開闊的國際視野、敏銳的世界眼光、深厚的學識功底、深刻的洞察力和精準的預見性；也正因如此，李大釗才能最早認清世界大勢、歡迎世界大勢、把握世界大勢，從而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此時的李大釗，還沒有實現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上和行動上的自覺。比如，在《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戰敗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盡管提到了社會主義和Bolshevism，但這里邊還是各種思想混雜的，只能說明在關注、考察、研究“十月革命”的過程中，李大釗在不斷地思考、分析、比較，正在迅速地由一名愛國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

?楊琥.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222-223.

?同上，224.

?同上，222.

?同上，229.

?同上，232-233.

?同上，235.

?楊琥.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232-233.

三、標志著李大釗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光輝文獻——《再論問題與主義》

1919年8月17日，當時由胡適主編的《每周評論》第35號（前25期由陳獨秀主編，26期以后為胡適代主編）刊載了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學界對于此文章，多從李大釗與胡適二人爭論的性質、影響等方面著墨。比如，影響較大的有中共黨史大家胡繩的觀點，他認為，“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是朋友之間對于當時的中國社會是需要改良還是革命的不同認知導致的爭論，而非敵我矛盾?。董國強則進一步指出，李胡二人在對待問題與主義的態度上非但不是針鋒相對，而且有共鳴之處。?侯且案則認為，“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具有分界線意義的事件。?

通過仔細研讀《再論問題與主義》這篇文章，并與李大釗的其他相關文獻比較，筆者認為，《再論問題與主義》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是李大釗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標志。在這篇文章的第三節中，李大釗首次鮮明地表達了一個觀點，表明了他已經成為了一名馬克思主義者。這個觀點就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此時的李大釗已經具備了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基本的兩個要素。一是達到了思想上的自覺，即“認定我們的主義”，也就是說，認定了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認定了馬克思主義是改造中國社會的良方，并且在此基礎上要積極“宣傳我們的主義”。二是具備了行動上的自覺，不僅自己用馬克思主義“作材料、作工具”來從事“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而且要通過積極宣傳，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當時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并且一針見血地指出，“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這也顯示出了他在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所具備的堅定性和徹底性。

按照李大釗在文中的說法，他是在讀了胡適所作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之后，“發生了一些感想”?，所以才有此作。也就是說，胡適的這篇討論“問題與主義”的文章，促使正在五峰山休假的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做了進一步的深入思考，并且在這種思想的碰撞之中，更加明白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而堅定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因此，要發出“對社會的告白”?，向全社會表明自己已經認定馬克思主義是根本改造中國社會的良方，并要將其與改造中國的實際運動相結合，為改造中國社會做“相當的準備活動”?，而這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埋下了伏筆。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李大釗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標志，是他于1919年8月17日發表在《每周評論》第35號上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又因為這篇文章是李大釗在家鄉休假時完成的，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李大釗是在家鄉完成由一名愛國的民主主義者向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從而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

?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節錄）[J].中共黨史研究，2001（3）.

?董國強.論“問題與主義”之爭前后的李大釗思想——對爭論性質的再探討[J].社會科學研究，2004.

?侯且案.關于“問題與主義”之公案的歷史還原[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6（6）.

?楊琥.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284.

?同上，285.

?同上，285.

?同上，281.

?同上，281.

?同上，285.

四、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探索

在與胡適辯論“問題與主義”哪個更重要、中國社會是需要逐步改良還是根本改造的過程中，李大釗對如何避免馬克思主義成為空中樓閣，如何讓馬克思主義適應中國實際、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從而更好地指導發生在中國的實際的群眾運動，進行了緊鑼密鼓的思考，并初步達到了“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高度。他認識到，社會主義“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并且“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早期就為避免教條主義打了預防針。在此基礎上，李大釗提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這樣就初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課題。

由此可知，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初，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便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和空洞的說教，而是“主義的本性，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李大釗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所具備的與中國人民的實踐相結合的特質，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打開了第一扇窗戶，并且積極投身到領導群眾運動的實踐中去，這才有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楊琥.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282.

?同上，282-283.

?同上283.

五、從邏輯上簡析《再論問題與主義》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先后關系

有學者認為，《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最后定稿時間是在該期《新青年》交付出版之時的1919年8月初，盡管如此，李大釗實際上在1919年5月就完成了該文的主體；而《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是寫于1919年7月21日，因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要早于《再論問題與主義》。?筆者對此有不同見解，試從兩個邏輯點分析之。

其一，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七節中引用了刊載于《每周評論》第33號上的“歐游記者明生君通信”的內容，經楊琥考證，此“明生”即為北大教授陶孟和。?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李大釗同樣提到了陶孟和去歐洲游歷這件事，即“孟和先生歐游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由此可知，李大釗在寫作《再論問題與主義》的時候，雖然知道陶孟和已經從歐洲游歷回來，但還沒有看到陶孟和有關歐洲游歷的文字，還不知道他的思想變動情況；而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李大釗已經見到了陶孟和發表在《每周評論》第33號上的“明生通信”。所以，據此可以判斷，《再論問題與主義》成文早于《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其二，李大釗在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便自覺地擔負起了系統介紹原真馬克思主義的開山重擔，?正如他自己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所說，要“宣傳我們的主義”，這也符合李大釗“鐵肩擔道義”的一貫志向。為什么要系統介紹原真馬克思主義呢？還是與其時關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有關。從李胡二人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上，各種社會思潮紛繁蕪雜，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很多，各種打著“主義”幌子的人宣揚自己的思想，又大多陷于空談；即是社會主義，也有諸如“安福派的社會主義”混雜其間、以假亂真。又有關于布爾什維主義的各種肆意污蔑、無端指責，把布爾什維主義說成是過激主義、邪說異端、洪水猛獸，等等。這不僅引起了胡適的反感和隱憂，亦為李大釗所深惡痛絕。因此，他才認為更加應該加強原真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從這個邏輯上說，李大釗應該是先完成了《再論問題與主義》這篇文章，實現了從愛國的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之后，再去有意識、有目的地系統介紹原真馬克思主義，最終完成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作為對當時社會上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誤解、曲解、攻擊的回應。

因此，筆者認為，《再論問題與主義》無論是成稿時間還是發表時間，在邏輯上均應早于《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也印證了筆者關于《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是李大釗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標志的判斷。

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思想傳統是一以貫之的，時至今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大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堅定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信仰，并用以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去“作實際的運動”。

?牛大勇，歐陽哲生.五四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五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牛大勇，歐陽哲生.五四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五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楊琥.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284.

?石仲泉，鞠俊俊.熱話題與冷思考——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2）.

?楊琥.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283.

【作者簡介】

史小滿，男，中共樂亭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三級主任科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