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中國公共輿論有一個普遍的自相矛盾：一邊嫌1200萬大學畢業生太多導致就業難、學歷貶值，一邊又為900萬新生兒“出生率創新低”而哀嚎不已。

一個國家的青年多了是“負擔”，少了卻成“危機”。這有點像房價，漲了也不對，跌了也不好——到底為什么會這樣？

說到大學生太多的問題，剛開始是一些名人和著名媒體帶風向，認為大學生都是“無用廢物”，或者需要“脫下長衫”，好像是大學生自己有問題，社會沒問題。

那么多人上大學，難道是他們自己選擇的？

隨著“985廢物”、“全日制社恐”成為熱詞，“高學歷=高失業”的調調在社交媒體上風行，對學歷的污名化和新的讀書無用論開始了。

而與此同時，出生率下滑又被解讀為“重大危機”，各種“生娃補貼”輪番上陣，甚至連“生三胎獎勵一套房”的口號都喊出來了。

難道就不怕現在促進出生率，再過十幾年大學生又太多了？

作為900萬新生兒，都是“香餑餑”；一旦成長為1200萬大學生，卻成了“社會負資產”？這就是當下之怪現狀。

不過轉念一想，如果這1200萬大學生不是大學生，而是“指哪打哪”的工作者，讓你做工就做工，讓你種地就種地，可能會更受歡迎吧。畢竟那樣的話，他們就既便宜又安分，干得多說得少。

哪像現在的大學生，動不動就問“社保繳嗎？”、“雙休嗎？”、“有發展嗎？”，還要整頓職場、拒絕PUA、要求更多休假。

其實，不是年輕人不努力，而是某些人不希望他們太聰明。

從經濟上來說，這是結構性矛盾已經極其尖銳的表現，而不是真的“大學生太多”。

當人口紅利成了人口負擔，問題根本是長期畸形發展帶來的“結構錯配”。

經濟體的吸納能力決定了大學生就業市場的寬度。當中國從“世界工廠”向“消費社會”和“科技強國”轉型，原有的就業結構卻還停留在“制造密集型+低附加值服務業”的組合上。

你讓一個自動化專業畢業的學生去送外賣，是資源錯配，不是能力不行。

就算是理工生去做其他工作，最好也是由高附加值的服務業給他們提供職業，而不是靠外賣和網約車。

不能總指望靠種地來吸納大學生，也不能指望大學生都“靈活就業”。問題根源不是大學擴招，而是擴招的同時，沒把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升級。

中國制造業占GDP比重超25%，但真正的“高技術、高附加值”企業仍然偏少，而之前吸納了大量就業的互聯網等新興產業，又在前些年的“暴風”之后經歷寒冬。

這樣一來，就業市場“既要高素質、又給低工資”的怪現象就出現了：普通小私企的文職，月薪3000還要求985、研究生。

至于新生兒“太少”？請先回答，他們長大后到底是要干嘛的？不解決產業結構問題，他們長大繼續當“負資產”？

生育率持續下滑是事實。從2016年“全面二孩”放開，到2023年跌到900萬新生兒，人們用行動明確表示：你不解決養育成本，我就不生。

但輿論對此的回應方式相當“可愛”：不反思育兒成本、稅收制度、住房政策，而是一味煽情：什么“民族危機”、“國家責任”。

還是歇歇吧，咱不能總是靠煽情來解決社會問題。

這邊催生，那邊卻罵年輕人“躺平”、“不婚不育”，仿佛一代人只要不上戰場生娃、下戰場搬磚，就是國家的負擔。

那么問題來了：一個對年輕人既不友好、又不信任的社會，憑什么要求他們多養幾個新的“背鍋俠”？

更何況，900萬新生兒長大后如果依然面臨“高考卷死、大學貶值、畢業即失業”的命運，他們的出生意義又是什么？用來再一次承接“經濟轉型的陣痛”？還是繼續被推向下一輪“房奴+奶爸+社畜”的三重角色？

你要的是“人口”，還是“人”？這問題得說清楚。

從根子上講，一個現代社會不是靠“人口紅利”活下去的，而是靠“人才紅利”。中國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靠的是農村轉城市、文盲變工人，但現在不能再指望這條老路了。

口頭上總在說“創新驅動”，但實際上卻給創新者低薪、過勞和“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工具人態度。已經發明出來上百年的8小時工作制，至今還沒有實現。

“高質量發展”，不僅僅指高大上的科技制造，而是要愿意花錢給年輕人更專業的職業培訓、住房補貼、更好的醫療社保、以及育兒上的足夠資源。

所以真相其實恰恰相反：1200萬大學生不是負擔，是機遇；900萬新生兒不是風險，是責任。

問題不在于他們人數的多還是少，而在于整個社會如何對待他們——是把他們當資源，還是當工具和韭菜；是給他們有保障的未來，還是迫不及待壓榨他們的現在。

如果沒有給年輕人一個值得奮斗的未來，那么就不要鼓勵生育。

新一代人終將成長，他們要的不再是“螺絲釘意識”，而是一個可以人人有尊嚴地活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