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維舟

酒桌和魚頭

意味著什么？

這一波的反思熱，之所以集中吐槽酒桌和魚頭，當然不是因為北方經濟的問題只在這里，而是因為由此以小見大，折射出北方社會的某些癥結，正是這看似具體而微但無處不在的小問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經濟活動。

酒桌文化禮儀之繁瑣，常常連北方人自己也搞不明白，這并不只是喝酒吃飯，而意味著當地對尊卑位次的秩序極為敏感，并為每個賓客都規定好了一套必須遵守且不得逾越的規范。“魚頭朝向”問題也是一樣，這之所以重要，當然是因為魚頭得對準尊客，那都是“有講究”的。

問題是，如果一個地方的人心思都花在這些上面，那勢必會產生一種對秩序的偏好，導向對權威的尊崇，而不鼓勵顛覆創新——還“打破規則”？你連主陪、副陪都不敢坐錯！

既然尊崇權威，那這地方多多少少是“聽市長，不聽市場”的。去年8月，河北唐山一家醫療科技企業被山東成武縣市場監管局罰款2558萬元，在流傳出來的一段錄音中，該局執法人員竟公然宣稱：“扶持一個企業我沒本事，干垮一個企業太簡單了。”所以才有這樣一個梗：“浙江一心搞企業，山東一心搞企業。”——都是“搞”，涵義大不相同。

可想而知，接受了這一套價值觀的人，會更適應體制內那種井然有序的等級體系，所以有山東人自嘲，杭州有科創企業六小龍，山東也有自己的“七小龍”：考公、考編、磕頭、主陪、副陪、魚頭宴、僅退款。久而久之，相應的話語、官腔都會不自覺地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去，有個段子說，在山東吃酸菜魚，碰巧那家店上菜特別慢，焦急等待中只聽隔壁桌傳來一聲怒吼：“這道菜怎么還沒有落實好？！”

本來，注重這些禮節也沒錯，但過分在意繁瑣的形式主義，難免就會重面子、輕里子。甘肅的人均GDP在全國各省當中墊底，但哪怕是當地民企，也存在嚴重的好面子情況。

東南沿海的民企，億元銷售額以下的往往只是家庭工廠，大多都在簡陋的鐵皮工棚里生產，再大一些才租廠房，成本怎么低就怎么來，把投資主要用在流動資產方面，拓展銷售成為重要支出。廣州有個做電腦機箱的老板，雇70多人，最主要的設備就是壓模機，把鐵皮切割后放在模具上一壓一個機箱就成型了，再噴漆包裝就出廠，一個機箱就掙3元，2013年就做到了每天出廠9000個，現在已經是亞洲最大的電腦機箱生產廠商。然而他一直都在村建的鐵皮工棚里生產、辦公，開的車也一般，根本不在意什么面子、形象，更別提給當地政府掙面子了，悶聲發大財。

然而甘肅的民企，上千萬銷售額就覺得很大，基本就要買地建廠房，建辦公樓，投資大部分在固定資產上，巨大的辦公室，看起來很氣派。流動資金再四處找銀行借貸，負債率很高，市場范圍不大而運營成本很高。其結果，沒有幾個是有競爭力的。

這也不只是企業經營者的意識，因為甘肅省的各有關部門要求規范化經營，不準像南方一樣弄簡單的生產線，政府讓你搞好了才能生產，否則企業開不了業。有了解當地情況的朋友感嘆，甘肅的地方政府“也是好面子”，因為“有大廠房，有氣派的辦公樓，形象好，好帶上級領導參觀，表示自己治理有方。當然，在甘肅，沒有高大氣派的廠房，沒豪華辦公室，沒有豪車，誰也瞧不起，社會上辦事也難。”

對權力等級敏感、滿口官腔，難免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放不下架子。甘肅某縣到廣州招商，需要招蔬菜深加工項目，本來縣委書記要來，廣東的甘肅商會就約了一家供港蔬菜公司的董事長座談，那家公司每年從山東進蔬菜20多億元，從寧夏也要輸入數千萬元，合作前景不錯。結果縣委書記沒有來，由該縣一位常委兼武裝部長帶隊，對方公司就讓總經理接待。席間總經理贊許該縣韭菜很好吃，公司也有意在當地建造蔬菜深加工工廠。本來商會安排了午宴，可以進一步交流，然而，這位縣武裝部長卻因公司董事長沒出席，覺得對方不重視，心底不快，到會議結束時起身就走，將那位總經理晾在一邊，商會也十分尷尬，會談無果而終。

可想而知，官員們放不下架子，很自然地就會“以我為主”，很難降貴紆尊，對企業有什么“服務精神”，你投資太少他還看不上。我就聽說過這樣的事：北方某縣級開發區要建一個化工園區，但是省里審批的前置條件是先有一個10億級的項目意向落地，這完全是不考慮當地實際情況的拍腦袋；還有企業想投資湖南，覺得其業務和當地有很多場景合作的機會，本來前面都鋪墊好了，結果地方領導出席時來了一句“好像不是很合適”，這事就黃了。

有位多年來協助各地招商引資的經濟學者感嘆：“我遇到過西南的招商隊伍，嫌接待方檔次低的，這種屬于超出我的認知，我還以為現在的領導已經不在乎吃飯了，敝司真的已經接待過不止一波吃快餐盒的領導了，現在的領導搞招商，哪還關心吃飯檔次？——當然，僅限于長三角珠三角。”

林樹森2007年調任貴州省長后，曾被問起是否考慮去珠三角和香港拓展招商引資，他回答：“我在廣州任職十年（市長+書記），但我從來沒有去香港招商。”為什么呢？他說：“現在有些招商活動的表演成分太重，相當一部分協議是事先準備好后去簽，然后大肆宣傳簽了多少多少錢。”但在他看來，政府真正應該做的，首先是把環境搞好，包括交通等硬環境和提供良好服務等軟環境，其次是培養已進駐投資的企業，樹立樣板和典型，放水養魚，這才能讓企業安心發展。

北方的問題

可不只是北方的問題

近些年來，南北差距的拉大已經不止一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這其中真正的關鍵，還不在于發展速度的一時快慢，而在于北方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有點跟不上杭州、深圳這些南方發達城市的節奏。

在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南方城市想盡辦法搶占產業鏈中下游的位置，北方城市卻陷入對投資的路徑依賴，多數停留在產業鏈上游、供應原材料的位置。尤其是2008年以來，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的發酵，以煤炭、鋼坯為代表的大宗商品進入了下行周期，依賴傳統資源和重工業的北方經濟模式遭受重挫，加上東北、內蒙古、山西等省份的產業結構均比較單一，轉型艱難，許多人才紛紛“孔雀東南飛”。

山東是北方經濟最強省份，但也是傳統企業為主，這么多年來的金融、互聯網和高新企業等大潮都沒有踩到點上。互聯網科技博主盧詩翰對此有一段分析：“真正的原因，其實是版本變了，而且變的極快。山東的保守和傳統，讓其在制造業版本擁有更多具備組織性和紀律性的工人。但保守和傳統的特點，也注定了一旦面臨版本變化期，會陷入一定被動。二十年前制造業版本，山東企業戰績可查，其實非常給力啊，電視機電冰箱行業的吃雞大賽都笑到最后。然后現在AI時代來了，你說杭州六小龍，MVP，山東戰績不佳，因為魚頭酒，那人家是不認的啊。我大山東要打的就是正面團，大江大河硬橋硬馬大工業那種，真男人就來玩制造業。你給我整個無人機云計算，版本不適合我有什么辦法？一個地區的命運啊，固然要靠自己的努力，但也要考慮時代的進程。”

這話固然不無道理，但如果一個地方的經濟要向前發展，就不能逆潮流而動，產業轉型盡管痛苦，卻是必由之路。然而北方不少地區的問題就在于：在遭遇轉型期的挫折時，上上下下不是去推動變革，而是轉身去擁抱穩定。

數據來源：各省市區公積金年報

本來，北方的官本位思想、計劃經濟遺留就更重。從2021年公積金繳存情況來看，職工體制內占比最低的十個省份，除了北京、天津這兩個直轄市比較特殊之外，其余八個全部都是南方省份。當然，一些南方省份的體制內人員占比也和北方省份不相上下，體制外活力最強的其實也就是廣東、江蘇、浙江三省，體制內人員占比僅25%左右，山東雖然經常因酒桌文化被吐槽，但其實它的體制內人員占比也就51%，而像山西這樣的省份竟高達78%。

這當然會對當地的經濟活動乃至社會意識產生深遠的影響。一位在上海金融圈多年的山東人感慨，圈內聽到的都是諸如“健康發達的商業環境會主動追求更合理的制度”，但回到老家，聽到的卻都是：“還是吃公家飯好啊，風不打著，雨不淋著，疫情來了也不影響發工資。”很多人之所以迷戀編制，當然是因為明顯能感到在風險面前更有安全感，而像濟南這樣的城市原本科創等新興企業就不多，人們的就業選擇有限，想來想去，那就最好還是去考編吧。

現在“杭州六小龍”的崛起，對正處于新舊產能轉型的山東來說，也是一次觸動和反思的機會。然而，雖然濟南和青島也在追問、對標，但與此同時，山東各大官媒日前又都在轉發一篇《有一種現象，叫山東黑子》，強調山東只不過行業比較傳統，但“山東是全國唯一一個擁有全部四十一個工業大類的省份”，“或許山東的步子小了點，但更穩健；山東的速度慢了些，但更踏實。山東人看上去笨拙了一點，其實是骨子里的溫良恭儉讓”。

像這樣的自我辯護，或許能讓自己心里好受點，但其實說到底是一種自我麻痹，因為那意思是：“我做得也不差，也有優點，所以不需要改變。”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正是這種固步自封的思維，導致本地在轉型的過程中慢一拍，錯失了機會。

經濟學者任澤平團隊通過大量數據研究后，得出結論：南北差距根本上是市場化程度的差距。北方這些年之所以被逐漸拉開差距，表面上是“步子快慢”的問題，但往里一層來看，是當地社會的價值觀偏好安穩的非經濟性崗位、抵觸創新變革，特別是官本位、一言堂、缺乏服務精神、注重形式主義、好面子而不重實干、行政效率低下、營商環境較差，民營企業缺乏活力，年輕人難有自我實現的機會。

這當然不是酒桌和魚頭問題解決之后就能一掃而空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反思，看見現有的弊病，那更難期望當地有變革的可能。北方當然也可以搞好經濟，因為那原本就不是地理的問題，而取決于人的思維和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