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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使命,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武裝沖突中的所有相關方接觸,包括與非國家武裝團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長期以來一直以保密的人道方式與武裝團體接觸,以減輕和預防生活在這些團體控制區域內的人員的苦難。然而,這種接觸變得越來越復雜。因此,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每年都會進行一次內部評估,以審查其與武裝團體的關系,并確定未來加強全球范圍內與這些團體進行接觸的方法。
在這篇文章中,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顧問馬修·班伯-茲里德討論了這一評估的關鍵發現。2024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估計全球約有 2.1億人生活在由武裝團體完全控制或爭奪控制的地區。目前,全球共有450多個引發人道關切的武裝團體,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這些團體的接觸保持穩定。盡管委員會已成功與60%的武裝團體進行了聯系,但仍有部分團體難以接觸。造成這一障礙的主要因素包括各國政府實施的反恐立法以及某些國家嚴峻的安全環境。
2024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與武裝團體的接觸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沖突中的所有相關方接觸,以便抵及生活在被沖突各方控制地區的有人道需求的民眾,包括被非國家武裝團體控制的地區。因此,委員會長期以來始終與武裝團體開展保密對話,這一做法使其能夠向這些地區的民眾提供至關重要的援助和保護措施。這些行動包括探視武裝團體關押的被拘留者以監督其狀況,協助紅十字通信的交換,作為中立調解人協助戰俘的釋放,并向因武裝團體封鎖而受困的平民提供人道援助等。因此,與武裝團體接觸是一項人道要務,對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履行其使命以及開展工作以減輕和預防生活在武裝團體控制地區的民眾的苦難至關重要。
與武裝團體的接觸至關重要,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這種接觸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安全進入受武裝沖突或其他暴力局勢影響地區的前提條件。其次,接觸對于確保武裝團體理解并接受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作為一個獨立、中立和公正的人道組織至關重要。第三,這種互動有助于推動國際人道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框架的實施,從而促進法律得到遵守,且因此減少和防止受難者的苦難。最后,1949 年《日內瓦公約》第 3 條明確提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作為一個可向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各方(包括非國家武裝團體)提供人道服務的組織。
武裝團體的形勢可能快速變化,沖突可能突然爆發,團體可能迅速占領或失去領土。因此,為了有效履行其人道使命,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每年都會通過其各地代表處對武裝團體進行內部調查。這項調查有多個目的:幫助該組織評估其當前與武裝團體的接觸程度,分析這些團體行為的趨勢,并評估加強接觸的機會。
本文呈現了2024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關于武裝團體接觸情況調查的關鍵見解。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數據反映的是該組織各地的代表處的優先事項和關注點,因此,它更是作為一項人道行動評估,而非一項科學研究。每年的數據可能會因武裝沖突的外部變化、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行動優先事項的調整以及調查方法的改進而有所波動。
2024年的武裝團體
據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估計,截至 2024 年,全球有超過 450 個引發人道關切的武裝團體。其中,130多個被歸類為非國家武裝團體。這些團體符合非國際性武裝沖突方的定義,因此受到國際人道法的約束。
與往年一樣,非洲仍然是武裝團體分布最多的地區。2024 年,全球武裝團體總數的44%(195個)在非洲。在其余的武裝團體中,20%分布在近東和中東地區(89個),18%分布在美洲(84個),17%分布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76個),2%分布在歐亞地區(11個)。
根據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評估,在過去六年里,引發人道關切的武裝團體數量一直超過450個。大量武裝團體的存在極大地增加了人道組織與武裝團體接觸、并試圖抵及受其控制地區的受影響人群時面臨的復雜行動挑戰。
2024年,全球生活在完全由武裝團體控制或爭奪地區的人口預計已增至2.1億。其中,約8300萬人生活在完全由武裝團體控制的地區,1.27億人生活在武裝團體爭奪的地區。
與去年類似,全球近一半生活在武裝團體控制區的人口位于非洲,總計1.02 億人(其中4600萬人生活在完全控制區,5600萬人生活在爭奪區)。在近東和中東地區,約 4000萬人生活在武裝團體控制區,其中絕大多數生活在完全控制區(3200萬人處于完全控制區,800萬人處于爭奪區)。在美洲,共有 4100萬人生活在武裝團體控制區,其中大多數位于爭奪區(200萬人處于完全控制區,3900萬人處于爭奪區)。亞洲共有 2600萬人生活在武裝團體控制區(200萬人處于完全控制區,2400 萬人處于爭奪區)。在歐亞地區,約70 萬人生活在完全由武裝團體控制的地區。
2024年的一個關鍵趨勢是,生活在武裝團體完全控制地區的人口數量增加,同時完全控制領土的武裝團體比例也有所上升。與2023年相比,生活在武裝團體完全控制地區的人口增加了1900萬人。這主要是由于非洲和亞洲多個武裝沖突地區的武裝團體擴大了對領土的全面控制。
作為對武裝團體調查的一部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根據武裝團體的結構、動機和意識形態進行區分,以改進其與這些團體接觸的方法。雖然本博客無法詳細列舉所有發現,但其中一個對人道領域影響重大的武裝團體類別是那些以伊斯蘭教作為行動和意識形態指導框架的武裝團體。2024年,全球生活在武裝團體控制區的人口中,約40%生活在這些團體控制的地區。其中,至少有3800萬人生活在完全由這些武裝團體控制的地區,另有3600萬人生活在這些團體爭奪控制權的地區。
在以伊斯蘭教為指導框架的武裝團體中,有一類特殊的子類別,即自稱與基地組織(al-Qaeda)有關聯或與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相關的圣戰武裝團體。全球生活在由武裝團體完全控制或爭奪控制的地區的2.1億人中,近五分之一位于由這些圣戰武裝團體控制的區域。具體而言,這一比例占總數的18%,約 3700萬人。
大量人口生活在這些不同類型的武裝團體控制區域,這突顯了相關工作的重要性:對接觸以伊斯蘭教為參考框架的武裝團體投入資源,深化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對伊斯蘭法律作為一個行為約束根源的理解,以及開展在國際人道法與伊斯蘭法之間搭建橋梁的開創性工作。
許多控制領土的武裝團體——甚至一些不控制領土的武裝團體——在其控制的地區提供一定程度的事實性治理和公共服務。2024年,80%的武裝團體(365個)在其控制地區提供公共服務和/或向當地居民征稅。這一比例與去年相似。從地區分布來看,非洲有157個武裝團體提供公共服務或征稅,美洲有81個,亞洲有51個,近東和中東有65個。
在所有武裝團體中,超過56%(253個)實施安全管理措施,51%(233個)征收某種形式的稅收,34%(154個)提供某種形式的司法或爭端解決機制。更復雜的公共服務——如社會救助(23%,103個武裝團體)、醫療服務(14%,63個)、教育(14%,63個)、公共基礎設施(9%,39個)或法律文件服務(4%,19個)——通常由長期穩定控制某一地區的武裝團體提供。然而,僅憑本次調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無法評估在武裝團體控制區內的居民如何看待這些服務、這些服務的可及性程度,以及公共服務在武裝團體控制地區的覆蓋有多么普及。
然而,這些數據凸顯了武裝團體對領土的廣泛控制,以及全球范圍內大量人口生活在其控制之下的現實。居住在武裝團體管轄區域的個人面臨復雜的脆弱性和特殊風險,包括由于身處戰事前線而增加的平民傷亡或受傷的可能性;有限甚至完全無法獲得基本基礎設施和服務的困境;封鎖、圍困或制裁的威脅進一步減少了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務的可獲得性;以及由于政府當局的缺位,平民難以獲得必要的法律文件服務。
盡管一些武裝團體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務,但在許多武裝團體控制的區域,民眾的基本需求常常得不到充分滿足。因此,獲得進入這些地區的通道、與武裝團體建立聯系并開展對話至關重要,這些對話涉及援助、法律和保護等方面的問題——如被拘留者的保護、重建家庭聯系,以及更廣泛地確保武裝團體按照國際法和相關標準對待當地居民。這些對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理解和滿足這些居民的人道需求至關重要。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2024 年
與武裝團體的接觸
成功與武裝團體建立聯系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面臨諸多挑戰。然而,為了履行其人道使命,減輕并防止受武裝沖突影響地區民眾的苦難,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必須開展這項工作。
2024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武裝團體的接觸程度與去年相比保持穩定。目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近60%引發人道關切的武裝團體保持聯系。這種聯系可以采取多種形式,并圍繞不同議題展開對話。
目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至少54%的武裝團體開展人道行動方面的對話,聚焦有關人道準入的談判及安全保障。此外,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還向超過三分之一的武裝團體開展國際人道法的傳播工作,并向約三分之一的武裝團體提出具體的保護關切,旨在保護受武裝沖突及其他暴力局勢影響的個人,并推動這些武裝團體遵守國際人道法或其他適用的規范和標準。
在對武裝團體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基礎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識別出多個影響其成功接觸武裝團體的關鍵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武裝團體的地理活動區域、組織結構及其對領土的控制程度。通常,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作為武裝沖突當事方的武裝團體保持更加頻繁和直接的溝通,并開展更廣泛的保護和預防活動,例如探視被拘留者、協助家庭團聚,以及宣傳國際人道法和其他法律框架。這一點對于深深扎根于當地社區或連續四年以上全面控制某一地區的武裝團體來說,尤其如此。
在2024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加大了與“民間黑客”(亦稱“黑客活動人士”或“愛國黑客”)的接觸力度,因為這些群體在武裝沖突中的參與度正不斷上升。據報道,數百個此類團體已在近期武裝沖突中開展行動。基于其在武裝沖突網絡行動方面長期積累的法律專長,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已開始通過公眾傳播、直接接觸部分黑客團體以及提高各國政府對該問題的認識,來傳播適用于此類網絡行動的國際人道法。
2024年接觸武裝團體的挑戰
盡管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目前在與武裝團體的接觸程度方面表現不凡,但仍面臨諸多挑戰,阻礙了其與部分武裝團體有效接觸的能力。其中,安全局勢以及接觸武裝團體可能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國家關系產生的負面影響,依然是全球范圍內最常見的兩大障礙。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50%(228個)的武裝團體的接觸因所在國的安全局勢而受到不利影響,與48%(213個)的武裝團體的接觸因國家施加的限制而受到阻礙。
在武裝團體活動的國家,這些團體被列為“恐怖組織”的情況仍然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接觸能力產生明顯的不利影響。全球范圍內,超過四分之一(28%,共126個)的武裝團體在所在國被列為“恐怖組織”。由于這一認定,我們完全無法接觸到其中18%(23個,占總數的5%)的武裝團體,而對于其中45%(80個,占總數的18%)的武裝團體,與其接觸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在2024年,與往年一樣,武裝團體本身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接觸的抵觸態度并未成為主要障礙。事實上,僅5%的武裝團體因自身不愿意接觸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而導致完全無法建立聯系。這一現象值得關注,因為捐助方、國家或其他人道組織常常將武裝團體不愿意接觸人道組織作為其不提供資金支持、不促進或甚至不嘗試接觸武裝團體的理由。
2024年的情況表明,國家對接觸武裝團體施加的挑戰最多,并且相比去年,國家完全禁止接觸武裝團體的情況增加了7%。遺憾的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通過改變當前安全局勢來改善與武裝團體的接觸方面,其可作為的空間有限。然而,上述發現表明,國家施加的障礙以及“恐怖組織”認定對接觸工作的影響,進一步凸顯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及其他人道組織加強保護和拓展人道空間的必要性。這需要通過與國家及多邊機構加強倡導,減少這些阻礙。例如,在反恐立法中納入人道豁免條款,以確保與武裝團體的接觸不會被視為犯罪行為,同時保障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向生活在武裝團體控制區的民眾提供支持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國家立法層面中。此外,繼續勸說各國當局在其領土內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與武裝團體的接觸提供便利也至關重要。
2022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第2664號決議允許在人道援助活動中對聯合國及其他多國制裁機制實施的資產凍結措施進行豁免,同時一些國家也據此決議推出了額外的通用許可及人道豁免措施,這一進展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有助于應對上述挑戰。然而,該決議的實際影響仍需進一步觀察,并將取決于其在實踐中的有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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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馬修·班伯-茲里德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武裝團體事務顧問
免責聲明
雖然本博客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辦,但除非特別指出,不應以任何方式將其解讀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立場,其內容也不構成委員會的官方政策或信條。
01
●人道法與政策博客| 與非政府武裝團體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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