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崔庸健

原朝鮮軍事委員會委員、朝鮮人民軍最高副司令官。

崔庸健（朝鮮文：???，1900年6月20日—1976年9月19日），生于朝鮮平安北道龍川郡，又名崔秋海、崔石泉等，化名金志剛。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次帥。

1919年投身反日運動。后到中國求學，曾在中國云南陸軍講武堂學習，畢業后任黃埔軍校教官。1926年參加中國北伐戰爭并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起在中國東北從事抗日武裝斗爭。1933年6月參與創建饒河抗日游擊隊。1936年11月任東北抗日聯軍第7軍參謀長，次年春任代理軍長。1940年任東北抗日聯軍第2路軍總參謀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回國。1946年2月起先后任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朝鮮人民委員會保安局長。

云南陸軍講武堂是

崔庸健革命征程的起點

在20世紀初的亞洲，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朝鮮的崔庸健便是其中一位杰出的革命志士。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而在中國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學習經歷，成為他革命生涯中至關重要的起點，為他日后在軍事和政治領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堅實基礎。

1900年，崔庸健出生于朝鮮平安北道龍川郡的一個農民家庭。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黑暗時期，朝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崔庸健從小就目睹了祖國遭受侵略、同胞飽受欺凌的悲慘景象，這在他心中種下了反抗的種子。1919年，年僅19歲的崔庸健積極投身反日運動，因向同學宣傳反日獨立思想，被日本警憲逮捕入獄。

1922年，崔庸健出獄后，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尋求民族解放道路的征程。他與20多名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從宣川乘船奔赴中國上海。在上海，他進入南華學校學習，在這里，他接觸到了馬列主義思想，深刻認識到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必須依靠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為了學習軍事本領，崔庸健聽聞云南陸軍講武堂接受外籍學員，于是，他懷著對知識的渴望和對革命的堅定信念，輾轉來到了地處中國西南邊陲的昆明。1923年，崔庸健順利進入云南陸軍講武堂，開始了為期兩年的學習生涯。

在講武堂，崔庸健如饑似渴地學習軍事技術和作戰指揮知識。學校開設的課程豐富多樣，包括步兵操典、射擊教范、戰術學、兵器學、地形學等，這些課程為他打下了堅實的軍事基礎。崔庸健以頑強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學習中。他認真鉆研每一門課程，積極參加各種軍事訓練，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訓練場上，都表現出了極高的熱情和專注度。他的努力和才華得到了教官和同學們的一致認可，成績優異，為日后的軍事生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除了軍事課程的學習，崔庸健還在講武堂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當時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各種思潮涌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逐漸傳播開來。在講武堂，崔庸健與其他追求進步的同學一起，深入鉆研馬克思主義學說，探討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讓他看到了朝鮮民族解放的希望之光，進一步堅定了他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決心。他深刻認識到，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才能實現朝鮮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

在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學習生活中，崔庸健還結識了許多來自不同地區的優秀青年，其中包括后來在中國革命和朝鮮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周保中等。他們志同道合，相互交流學習，共同探討革命理想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些寶貴的友誼不僅豐富了崔庸健的校園生活，也為他日后的革命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幫助。他們在講武堂的經歷，不僅是個人成長的重要階段，也為中朝兩國革命事業的交流與合作奠定了基礎。

1925年，崔庸健以優異的成績從云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從此踏上了波瀾壯闊的革命征程。他的第一站是廣州，當時的廣州是大革命的中心，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崔庸健來到黃埔軍校，先后擔任軍事教官、第五期第六區隊長等職。在黃埔軍校，他與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識并共事，進一步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積極投身于中國革命的偉大洪流。

1926年，崔庸健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是他人生中的又一個重要轉折點。同年，他參加了北伐戰爭，在戰場上，他充分運用在云南陸軍講武堂所學的軍事知識和技能，與戰友們并肩作戰，為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立下了赫赫戰功。他身先士卒，沖鋒陷陣，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堅定的革命意志，成為北伐軍中的一名優秀將領。

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中國革命陷入了低潮。但崔庸健并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倒，他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一邊，繼續為革命事業而奮斗。同年12月，他參加了廣州起義，擔任黃埔軍校特務營第二連連長。在起義中，他率領部隊攻打沙河，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戰斗。盡管廣州起義最終失敗了，但崔庸健和他的戰友們的英勇表現，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為中國革命保存了火種。

廣州起義失敗后，崔庸健受黨組織的派遣，前往東北開展革命活動。在東北，他與中共滿洲省委北滿特委接上關系，深入到松花江和烏蘇里江沿岸的朝鮮族農民中，積極組建黨組織，開展土地革命和抗日武裝斗爭。他組織群眾，建立了松花江同盟、婦女會、兒童團、農民同盟等群眾革命團體，領導農民進行清算“三益堂”（由日本特務、朝鮮族中賣國敗類和反動軍閥三股合資組建）的通河暴動，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動勢力。雖然通河暴動最終因敵強我弱而失敗，但崔庸健并沒有氣餒，他繼續在東北各地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和黨小組，為抗日斗爭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侵略中國東北，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崔庸健積極響應中共滿洲省委的號召，組織和領導抗日武裝斗爭。他參與創建了饒河抗日游擊隊，后發展成為威震敵膽的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崔庸健擔任第七軍參謀長、代理軍長等職務。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中，他帶領部隊與日軍展開了多次激烈戰斗，給敵人以沉重打擊。他運用靈活多變的戰術，巧妙地與敵人周旋，在白山黑水間留下了許多英勇戰斗的傳奇故事。1937年，他成功擊斃日軍少將日野武雄，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士氣。

在東北抗日斗爭的艱難歲月里，崔庸健不僅是一位杰出的軍事將領，還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者。他注重加強部隊的思想政治建設，關心戰士們的生活，與戰士們同甘共苦，贏得了廣大戰士的衷心擁護和愛戴。他還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他與其他抗日武裝力量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共同為保衛祖國、抗擊日寇而戰。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崔庸健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祖國朝鮮，投身于朝鮮的建設和發展事業。回到朝鮮后，崔庸健迅速投入到朝鮮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中。他先后擔任朝鮮人民軍總司令、民族保衛相、內閣副首相兼民族保衛相、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等重要職務，為朝鮮的國防建設、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崔庸健的一生，是為民族解放和國家建設而不懈奮斗的一生。他在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學習經歷，是他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講武堂不僅培養了他的軍事才能，還讓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為他的革命事業指明了方向。他在中國的革命活動，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回到朝鮮后，他又為朝鮮的獨立、發展和繁榮奉獻了全部精力。崔庸健的事跡和精神，不僅在朝鮮和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內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將永遠被兩國人民銘記和敬仰。

撰稿：楊丹堯

初審：班 文

終審：杜 拉

編輯制作：云南拓雅文化產業發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