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江橙

我們最頂尖的大腦，正被硅谷批量收割。

前陣子，美國公司Meta為前蘋果高管龐若鳴，開出2億美元的天價年薪，不僅超過蘋果CEO庫克的7460萬美元薪酬，甚至直逼體育巨星C羅，創下AI人才的薪酬天花板。

與此同時，Open AI的核心負責人余家輝、趙盛佳、畢樹超、任泓宇四人，也被高薪挖走。

據說，光余家輝一人的薪酬，就包含了八千萬美元的簽字費和三億多的股權。

Open AI 的內部人士直呼：“領導層沒能留住他們，我感到非常失望。”

但，更應該感到惋惜的是我們。

因為被挖走的這幾個人，除了都是AI領域的頂尖大佬，還有一個共同點：全都出身自中國的頂級學府。

龐若鳴畢業上交大，余家輝出身中科大少年班，趙晟佳畢業清華，畢樹超出自浙大，任宏宇畢業北大。

這還不是個案。根據寶爾森基金會報告，全球47%的頂尖AI研究者，本科畢業于中國院校，僅在美國頭部AI機構中，就有38%的研究員為華人。

為什么我們精心培養出來的人才，總在為別人點亮燈塔？

為什么我們培養的華人科學家站在全球尖端科技的前沿，卻并不為國人效力？

這難道不諷刺嗎？

當然，如果只是指責他們不愛國，解決不了問題。

站在他們的角度考量，是二十載的寒窗苦讀，回國后卻難以得到相匹配的回報。

有數據統計，清北交大畢業生，在2021年平均年薪才一萬出頭，換算成年薪大約13萬人民幣左右。

而硅谷任何一個普通公司，都能開出10萬美元的年薪，谷歌中位數更是高達三十萬美金，近兩百萬人民幣。

更別說還有頂級的算力、自由的研發權、全球的協作網絡，這些條件在國內堪稱鳳毛麟角。

而且，就算國內頂級科研崗位有這個條件，數量也非常有限。

國內頭部科技公司，如華為、百度、阿里等，每家AI實驗室約擁有100–500名高級研究員，領軍崗位通常不足10人。

而我們每年光清北的畢業生，就有上千人。

于是，更多的高材生，為了求一個崗位，被迫向下內卷。

杭州余杭區一個街道辦的事業編就招了五十多個清北碩士博士。

今年高考，不少考了六百多分的學生自愿浪費分數去警校。

頂尖人才與資源的錯配，讓更多的人才，選擇出走。

近五年，中國AI領域已有超200名頂尖學者流向硅谷，僅2024年就有47名清華、北大畢業生被美國科技公司“預定”。

2024年清華電子系碩士畢業生中72%選擇赴美深造或就業，比2019年上升了23%。

頂尖人才出走，絕不是簡單的個人選擇。

它像一面鏡子，照出我們在高端科研生態價值回報體系上的深層困境。

要知道，那些站在AI前沿的頂尖人才，不僅決定著大模型能力的上限，更掌握著未來科技生態的定義權。

若想在這場全球科技的角逐中占據主動，我們唯有更加善待人才，留住人才，才能讓更多華人科學家不僅在硅谷發光發熱，更愿意扎根中國的土壤，在國內的科研舞臺上點燃世界的目光。

當下，貿易保護主義的陰霾籠罩全球，地緣沖突此起彼伏，通縮壓力如影隨形，普通人如何在這場風暴中守護錢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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