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周文，許多人也許不知道，但提到一本《薛仁貴征東》，不少人會感到很熟悉。那本《薛仁貴征東》的作者，就是周文。

作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重要成員，周文與毛主席也有過交往。他們的交往，始于延安時期……

1949年10月1日，周文應邀登上天安門觀禮臺，參加了開國大典。

當天，聽到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世界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時，周文像所有人一樣，感到全身的熱血都沸騰起來。

新中國成立后，周文的心情更加愉快了。那時候，鄭育之總會見到丈夫的臉上笑意盈盈，就像春風拂面般，讓人陶醉。

1951年，周文的母親也來到北京。能夠就近對母親盡孝，周文的心里別提有多高興了。

后來，周文的岳父也來到北京。對此，周文非常高興，還帶著妻子、母親、岳父和孩子們一起到頤和園，好好地游玩了一回。

1952年，周文被指定負責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的院“三反”、“五反”運動。期間，周文經過細致的調查后，最終查到了群眾舉報的副秘書長劉元士貪污等的問題，并形成了文字材料。

那時候，在看到呈遞上來的一份《打劉元士“大老虎”的經驗》的周文的署名材料后，毛主席非常滿意，還專門作出批示：“此經驗很好，轉發全黨參考。”

不久后，打“老虎”的問題告一段落。后來，上面經過重新調查后，得到了劉元士沒有貪污行為的結果，便取消了扣在劉元士頭上的‘大老虎’的帽子。之后，又開始了對周文的清算。

這樣一來，周文便處在了浪尖之上。

最終，在經過無休止的批判、檢討后，周文依然無法過關。對此，周文感到非常絕望。在多次申訴無果后，周文于7月1日猝然離世。

對于丈夫周文猝然離世，鄭育之心里感到非常難過。此時，鄭育之與丈夫周文結婚，已經19年了。

1933年2月，在楊乃生的介紹下，鄭育之參加了共青團。

后來，在聆聽了左翼作家丁玲所作的《如何作文》的演講后，鄭育之受到了左翼文學影響，加入了左聯，開始參加革命。期間，鄭育之認識了同樣在左聯工作的共產黨員周文。

那時候，由于工作需要，鄭育之和周文之間的接觸越來越多，相互之間產生了感情，并逐漸升華為愛情。

4月，在組織的同意下，鄭育之與周文結了婚，成為了一對革命夫妻，為共同的革命信仰而努力奮斗。

在為革命奮斗的同時，周文創作了許多著作，其中就包括了《薛仁貴征東》。

1939年12月，周文應邀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擔任教授，便帶著妻子鄭育之、孩子們以及在川招收的一百多名民大新生離開成都，準備前往山西。

1940年，在來到西安附近時，周文得到了閻錫山和共產黨鬧摩擦的消息，便改變了行程計劃，于2月2日到達了延安。

來到延安后不久，周文便在延河邊偶遇了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雖然是第一次見到周文，但好像對他并不陌生，在簡單的交流后，便約他到自己家里談話。

在談話時，毛主席于周文談了許多，并對他說：“延安的文盲多，文化水平低，很希望辦一個出版社，為基層干部和廣大群眾辦報紙，出書籍。”

那時候，周文在工作方面雖然又許多選擇，但最終還是決定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一個大眾讀物社，提高邊區干部和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

后來，毛主席還多次找周文談話。交流中，周文給毛主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周文的工作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在給周文的一封信中，毛主席這樣寫道：

“周文同志：群眾報及大眾習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義、有成績的。我們都非常高興。大眾習作封面寫得不好，請改換一個，如何？敬禮！”

后來，周文帶頭響應黨中央號召，主動提出調到晉西北去工作。對此，毛主席表示支持，他對周文說：“好的，到晉西北真好，賀龍要人，要一批知識分子到晉西北。”

不久后，周文便告別了延安，和妻子鄭育之前往晉西北，參加了工作。

在延安時期，除了毛主席外，周文也見到了周恩來，并且得到了周恩來的關心。

對于周文的情況，周恩來記在了心里，并安排四川省地下黨組織，負責關心和照顧了周文在家鄉的親人。

1949年5月，周文接到了一個通知，要他到北平參加在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

期間，周文聆聽了毛主席和周恩來等人所作的重要講話，心里非常激動。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結束后，周文便住在了北平，等待分配工作。

此時，周文接到了周恩來的專電通知，調他到中央政府政務院寫作班工作。

對于這份工作，周文沒有推辭。然而，想到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周文還是想要先到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學習一段時間。

很快，周恩來便批準了周文的請求，還任命他為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的。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秘書長。

在談話的時候，周恩來告訴周文，馬列學院已有個副秘書長，擔任行政事務工作，他可以抽出時間邊工作邊學習。

對于周恩來的安排，周文非常感激，便開始了在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邊工作，邊學習的生活。

不久后，周文的愛人鄭育之，也帶著孩子們來到北平，并在全國婦女聯合會參加了工作。這讓周文的心里感到非常溫暖。那段時間，周文的心情很好，工作和學習都非常積極。

然而，令鄭育之想不到的是，她的丈夫周文卻在1952年7月1日猝然離開了人世，還被定性為自殺，并被黨內除名。對此，鄭育之的心里感到非常難過。

1967年，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干部群眾提出周文之死是個“謎”。這件事情，燃起了鄭育之心里的申訴之火。

此后，鄭育之多次給中央和毛主席寫申訴信，匯報了周文之死的情況，希望中央能夠對此事重新審查。

1975年10月，毛主席終于看到了鄭育之寫給他的一封申訴信。看完鄭育之的來信后，毛主席作出批示：

“此件印發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時送李井泉鄭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壓迫，他不會死，此點我看沒有疑義。請中央組織部予以復查，妥善解決。”

不久后，周文被恢復了名譽和黨籍。

1976年，在八寶山烈士公墓大廳，中央組織部為周文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隨后，鄭育之和子女及親屬們一起將周文的骨灰，安放在了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