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漢趙寶溝，光耀七千年

——趙寶溝文化發現親歷記

文 / 邵國田

一個人煙稀疏、滿目荒山與溝壑的小山村，一些執著探訪遼西史前聚落的考古人，一段艱難尋覓的斑斕歲月，一項震驚海內外的考古大發現......

這個小山村就是內蒙古東南部的敖漢旗新惠鎮高家窩鋪村的趙寶溝。20世紀80年代初，敖漢旗的文物普查隊員在這里發現了“趙寶溝文化”。

趙寶溝西距旗政府所在地——新惠鎮約15公里，南距遼代武安州約8公里。

所謂趙寶溝，是指村中一條河溝，這條溝是從西向東流至最東約2.5華里處拐了一個彎折向東，流到北三家匯入驗馬河川，再向東至大敖吉村即匯入教來河，屬西遼河水系。現河流已干涸，僅在趙寶溝溝里見有泉水涓流細細。

河之南北各有一道與河流相一致的山嶺，南側的較陡峻，北側的較低平。從溝口到溝里分布的四個自然村，均在北道嶺的緩坡地帶上，即上趙寶溝、下趙寶溝、腰營子、張富營子，村部設在張富營子的溝下河灘地上。如果坐在村子的每戶農家從窗戶外看，山南的梯田、樹地及勞作的農民們等像是一幅幅垂掛的民俗畫。

就在沿河溝兩岸的南北坡地上，無論陡與緩，均分布著距今6000-7000年和距今3600-4200年兩個時段的遺址，尤其早期青銅時代遺址分布密集達32處，有的遺址圍墻保存還很高，當地稱其為“城茬子”，酷似一個經歷了一場戰亂后剛廢棄村莊的感覺。在這兩個時段，這里各存在一個較為封閉的社會團體。而趙寶溝文化的先民可能是最早開辟這片土地。

下面就將對這支文化的命名地及相關重要發現的經歷過程做一番回憶。

趙寶溝遺址國保單位保護碑（照片作者提供）

一、村部風雪夜

那是43年前即1982年秋冬所進行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的敖漢第二期文物普查，這期普查開始的時間是10月4日。這一期普查原計劃三個鄉，即王家營子（今已合并到貝子府鎮）、大甸子和寶國吐（現合并成興隆洼鎮）。這些鄉均位于敖漢旗東南隅，三個鄉的河流均流向牤牛河，即大凌河主要源頭之一。地處東西走向的努魯兒虎山脈東段北麓，多低矮山丘，河流與山地之間黃土發育，向陽緩坡，很適宜古代人居住。

這三個鄉普查結束時，恰到12月初。由于發現了興隆洼文化這類文化性質單純的遺址激發出的興趣正濃，加之又是暖冬，再堅持半個月搞完一個鄉沒有問題。選擇地處敖漢旗中心位置的豐收鄉，這個鄉與興隆洼之西有30多公里，這個鄉面積大，是屬于教來河水系，當時主要目標是搜尋興隆洼文化聚落，如果教來河也有，證明興隆洼文化便有了廣泛的分布空間。還沒有想到能夠發現單純的趙寶溝文化聚落址。

豐收鄉分組時，我與徐桂林、馬貴昌分到一個組，普查的范圍是白塔子、三家、杏核營子、趙寶溝4個村，前兩村在驗馬河川（也稱豐收河），后兩個村在此之北面的山溝里。

屬于單純的興隆洼文化遺址在三家村的范杖子就發現一處，還采集到一件在秋翻地時剛犁出來的完整的筒形陶罐，看來興隆洼文化有了空間與時間的分布，其器物獨特，命名一種新的文化類型三個要素已經具備。

白塔子和三家村調查共發現60余處古遺址。從三家村到杏核營子村，也是從大川走向山溝過渡地帶，到了杏核營子只發現了幾處遼代遺址，包括村子東頭的一處遼代寺院遺址。這證明從史前到青銅時代，這里是屬于聚落成群分布的空白區，符合遺址群與群之間自然分割的分布規律。

我們在杏核營子村僅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便奔向趙寶溝。上午陽光燦爛，又無風，視線清晰。剛到溝口，便看到了十分密集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我們將北面坡的幾處遺址調查清楚后，也快到下午吃兩頓飯的時候了，就奔村部去了，進了屋只見一個小伙子，他說村干部全到白蒿溝村民組查賬去了。我們向他說餓了只求一口飯吃，他說村里啥也沒有，他說完就奔南山去白蒿溝找村干部。我們三個人在冰冷的屋子里根本呆不住，索性就去山上調查。此時天也漸漸暗下來，陰云密布，隨后便是雪花飄落，又經北風吹打在臉上感到刺骨的涼，真是感受到了嚴冬數九的天氣了。天更黑了，我們只好返回村部，只見院子里數只麻雀跳來跳去地叫著，似乎也在著急找糧食。我們在院子里停留片刻不見村干部回來，只好扯一床又黑又臟的破棉被蓋上大腿坐在炕上，但還是瑟瑟發抖。

已是晚上八九點鐘了，依然不見村干部回來。饑餓難忍，我們點起小煤油燈，搜尋可吃的東西，發現外屋小缸內有點生芝麻，便每人抓起一把胡亂吞嚼起來。又在碗櫥里找見半碗食鹽，嚼幾口芝麻，再嚼幾顆鹽粒，總算是護著心口窩了。此時感到又累又困，一鋪小土炕很涼。我們三個扯下一套鋪蓋蓋在中間，分三個方向合衣而臥，不一會兒都睡著了。

網格紋石缽（圖源：《敖漢文物精華》）

趙寶溝遺址出土，現藏敖漢博物館

半夜時分，村干部們從白蒿溝才返回來，村李書記、村長、會計，加上找他們的那個小伙子，有的背著柴火，有的提著蕎面和羊肉，叫我們開門。我們從夢中驚醒。打開房門風雪從門外刮進來，李書記第一話就說：“把你們餓壞了吧！”進屋便開始做飯，這是一頓半夜飯，但這頓飯可能是我們三個一生中吃的最香的一頓。

下了一夜的雪將山村厚厚的埋下。第二天雪雖然停了，但北風卷著飛雪呼嘯刮來，如此惡劣的天氣，我們仍堅持上山調查，但艱難的走到山上已看不到遺跡，也采集不到標本，再加上飛雪打到臉上像刀割一樣的疼，沒調查幾處就被白毛旋風刮回來。

第三天天氣轉好，大風刮走局部雪，能看到一些遺跡和標本。就在這天下午，我們步入趙寶溝文化的命名地——趙寶溝北大地遺址。這處遺址實測為9萬余平方米，測量時東偏北一大塊地是生荒地，未算作遺址，辟為耕地后發現也是遺址，兩者相加其總面積要超過10萬平方米。

我們在遺址采集一批石器，根本拿不動，就同樣的選精品，從眾多的石器中各選出5件，陶片也遍地皆是，收獲滿滿，因大風雪造成的郁悶心情一掃而光，內心充滿了喜悅和希望，因為這樣的單純一種文化，又保存十分完好的大遺址很少見。

溝北側山梁遺址調查結束后，又在南側見到三處趙寶溝文化遺址，在一處較高的小面積遺址上，還采集一件花口網格紋石杯。靠溝門的一處遺址面積也較大，有5萬平方米，還見有寬8米的環壕，后來解剖環壕時還出土一件完整的陶豬。

除了趙寶溝文化的遺址外，還另外發現4處紅山文化遺址。

第二期普查一直到12月23號才結束，共進行了50余天。這是整個普查中用時最長，發現遺址最多一期普查，興隆洼、趙寶溝兩種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在此期間同時被發現。

二、搜尋“接骨丹”

在1983年春天所進行的第三期文物普查中，分別在敖音勿蘇鄉燒鍋地（現歸下洼鎮）和敖吉鄉（現歸牛古吐鄉）南臺地兩地各發現一處，同樣屬文化性質十分單純的趙寶溝文化聚落址，后來我與豐收文化站站長韓殿琮復查了這兩處遺址。燒鍋地遺址在一個小山崗的東南坡上，與之相鄰是一處紅山文化聚落址，兩者各有環壕，兩壕最近相距6米，趙寶溝文化在上坡，相對高于紅山文化聚落。這兩種文化的遺址相間分布肯定是與時間先后有關系。

南臺地趙寶溝文化遺址編號3546地形圖 （圖源：《內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

南臺地遺址更為明顯。地處教來河之西與山連接的臺塬盡頭，較為隱蔽，東距河床1公里。這中間有一處紅山文化遺址。南臺地遺址的面積為1.5萬平方米，成排分布40余座房址，最高一座房址的陶片像魚的鱗片一樣密集。我們就用手指當耙子從谷茬的間隙中將陶片摟出來，事先也沒有準備袋子，只得將上衣脫下來裝陶片運回。

1984年冬天旗文物管理所全所人員投入到對普查中采集的標本修復工作中，一個冬天修復了不同時代的陶器180余件。其中的重點也是南臺地遺址采集的陶器，修出15件，有4件陶尊，其中的3件陶尊為雙鹿紋，一件為一鹿一鳥，將最精細的一件調撥給內蒙古博物院，另一件調撥給赤峰博物館，敖漢博物館尚存2件，雙鹿紋陶豆1件，未能修復的有雙鹿紋陶尊1件，鳥紋陶器蓋1件。有3件鹿紋陶尊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這4件鹿紋陶尊最精細的那件的領部根本無法接上，原認為是較矮的折沿，后來修多才知道這類尊為高領，上下共分三節的特殊器形從未見過，器形復雜難以修復。

為弄明白陶尊的領部到底怎樣，就只能找到連接中間的接茬，我決定再去現場搜尋找到能上下接通的“接骨丹”。同去的還有館內的一名臨時工，我們在高山西面的叫作義發號的小村下車后即奔東梁直達現場，這樣可以節省時間，到了遺址時天快黑了。經過一秋一冬的風吹雨剝，這里有新露一些小碎片，就在這一片碎陶片中，恰好找到屬于要找那件尊的領部殘缺，也就指甲蓋大小，有了這小塊“接骨丹”這件尊的高領就能接上去，使這件殘器才能修完整。

神鹿紋陶尊線圖（3546F1：2） （圖源：《內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 現藏內蒙古博物院

當我們往回往返時，天也全黑下來，在爬那座高山西坡時迷了路，走了一陣子又轉回原點，一連走了幾圈還是沒走出那個山洼。我們心里有些慌了，不能再打轉了，坐下來冷靜一下確定方向，看到遠處有燈光，并聽見狗叫聲和汽車的發動機聲，有了方向感。當我們回到下車公路那個村，已是午夜時分。我敲開我朋友老家的門時，我朋友的父母一看是我們便說，怎么這么晚才到家，老太太聽完我們迷山后說：你們膽真大，那個山洼很邪性，走夜路多轉不出來，有的還摔了腿。老兩口邊說邊給我們做飯吃。

神鹿紋陶豆 （圖源：《內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 現藏敖漢博物院

這處遺址比較特別，采集標本也很多并得到蘇先生的指點，所以便專門寫了一個調查報告，發表在《內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上。文中發表的那張地形圖有的引用者多標注是實測圖，其實是用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復印放大后再清繪出底圖標上房址和環壕。這幅圖與趙寶溝遺址實測圖成了海內外學者們研究趙寶溝文化聚落形態必用的兩幅圖。

南臺地遺址修復的這批陶器群，使考古界大吃一驚，許多器型第一次見到，如陶尊，最初叫做尊形器。還出現帶圈足器，橢圓體筒形罐，無論大器小器皆施紋飾，出現以鹿為主，以鳥和豬為輔的動物紋飾群，有一些顯然不是實用器，如尊、橢圓形器。有些考古專家看后舉例說這就像人民大會堂的茶杯和普通人使用的茶杯性質上是不一樣。同興隆洼文化的陶器一樣，選擇一些標本送京給蘇秉琦先生把關是認識這些考古發現重要價值最佳的途徑。

三、一封半信

2021年的12月，由劉瑞編著，郭大順、蘇愷之審定的《蘇秉琦往來書信集》中的第二集收錄了我寫給蘇先生的一封半信。一封是1983年5月之后，即我被邀請去貴陽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之后，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工作隊劉晉祥捎給蘇先生，并隨信捎去我在貴陽會議上作典型發言的材料，收錄這封信時僅存信的前半封，后半封失落。

第二封是完整的信，是1985年8月20日書寫。信開頭說“去年臘月我在北京辦事見到您，向您匯報了敖漢旗文物普查中發現一批能夠復原的器物，其中一部分去年臘月已經復原。您曾向我要圖，先復印一部分奉上”，其中的“去年臘月在京辦事”一語，是指1984年12月份國家文物局在京西賓館召開的“全國文博系統表彰大會”，敖漢旗文物管理所因文物普查業績突出被授予先進集體，我為代表參加了這次表獎會。

左.《蘇秉琦往來書信集封面》（圖源：作者提供） 右.邵國田寫給蘇先生的信

信中接著便是寄給先生的共11頁陶器的器物圖的注解，這些圖包括興隆洼文化向趙寶溝文化過度的一環（遺址編號為5603），當時稱為“千北類型”。主要介紹的是第三期中所發現的小河西文化（編號為5612），當時稱為“千西類型”，即千斤營子西梁小河西文化發現的第一個文化單純的聚落址。

其中“‘第十、十一頁’是去年八月份您見（到）的拓片展視圖，這樣更明了些”，去年指的是1984年8月份給先生呈送的南臺地趙寶溝文化陶器紋飾拓本，這次寄去的是該遺址陶片的線圖，主要是陶尊上鹿首龍紋等整體動物紋飾展開圖，所以更“明了”些。后來蘇先生在《中華文明新曙光》一文中的《紅山文化玉雕龍和趙寶溝文化陶器刻劃龍紋圖案》圖案中采用了小山出土的豬首龍和南臺地出土的鹿首龍（35461F：1）龍首部線圖。

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觀察敖漢小山出土的 趙寶溝文化四靈紋陶尊（圖源：《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這一封半信記錄即是當年蘇先生對敖漢旗二普的關心和指導，有了這些陶片，他對敖漢旗考古發現也最先做出評價。下面按時間先后羅列先生對趙寶溝文化的一部分論述：

1、1984年8月于呼和浩特

“第四個縱剖面——位置在老哈河、大凌河中間地帶，以教來河為中心，近年普查工作中發現一批新型考古學文化遺址。其一，擬暫訂名為‘趙寶溝類型’，特征因素組合相當鮮明，同時也含有‘之’字紋陶器。”

2、1985年10月13日于遼寧興城

“近年全國文物普查工作中，在內蒙古昭烏達盟敖漢旗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除紅山文化之外，初步被認定的還有兩種文化類型，一暫名趙寶溝類型，一暫名興隆洼類型，還有些不屬于前三者的遺址（當指小河西文化），有待進一步分析。它們主要分布在老哈河、大凌河中間地帶的教來河與孟克河流域”。

3、1986年2月28日給陳晶的信

“內蒙古的敖漢旗出了個邵國田領隊搞普查，十來個地方（縣級）小青年，用了二、三年時間，花了五千來元錢，查出三千多處地點，資料齊全，擺出‘紅山——夏家店下層’等分布規律，還提出趙寶溝、興隆洼兩種新的文化類型，又與紅山、富河并列。起始，別人有些不信，開過現場會，莊敏局長又親自驗收核實，大家還不都‘心服口服’？”（摘自《關于太湖地區考古的通信》）

4、1986年初于昆明

“近幾年文物普查工作，我聽說，內蒙古敖漢旗成果比較突出，他們的部分材料我看過，我認為，對我們整個普查工作具有典型性，他們的經驗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典型性、普遍意義在哪里？主要一點是目的性比較明確，‘課題’明確，達到初步査清家底的目的。其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主要貫徹了或基本貫徹了我前面講的兩個原則（即實踐與理論結合、科學發展與社會目的結合——引者注），這就說明了課題的重要性，又說明了我們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做到這一點不容易。一項具體工作能夠完成得比較好，既有科學價值，又取得社會效益。因此，我認為，我們的文物點普查還應該搞下去，要大搞，搞好，限期完成，這是一項對于子孫后代負責的大事。”

蘇秉琦在《中華文明新曙光》中的插圖 （圖源：《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

5、1988年，摘自《中華文明的新曙光》一文

“紅山文化壇廟冢所出多姿多彩的玉雕龍具有很高的工藝和美術水平，而在它之前千余年的趙寶溝——小山類型文化中已有長期發展歷史，并已出現達到神化境界的陶器刻劃麟（麒麟）與龍在云端遨游的圖案”，“由此可見，遠自距今8000年以來的興隆洼——趙寶溝類型到距今2000余年的燕下都，上下五千年，燕山南北地區，由于一個‘凌源——建平——喀左’小三角的新發現，使我們不能不刮目相看，它涉及到中國歷史兩大課題（中國統一多民族大國如何形成的和中華五千年文明連綿不斷的奧秘和軌跡），意義重大，不可不認真對待，花大力氣，搞個水落石出。”

6、1996年11月中旬，香港《明報月刊》對蘇秉琦先生訪談

“裂變的又一例是遼西古文化中“前紅山文化”與紅山文化前期之間發生的裂變與發展，前者以阜新査海遺址下層為代表，后者以趙寶溝、小山等遺址和阜新査海上層為代表。趙寶溝與小山遺址出土的迄今所知最早的豬頭‘龍’與鹿首‘麟’刻畫神獸圖案，是有更多附加價值的宗教信念的祭器，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新階段。”

“制玉成為特殊的生產部門，石質工具的專業化，制陶技術明顯改進，彩陶開始出現等等，都說明社會大分工已經開始形成，社會大分化已經開始。距今6000年前的趙寶溝文化，以小山遺址那件刻有豬龍、鳳鳥和以鹿為原型的麒麟圖案完整的黑陶尊為代表，充分說明社會分化已經明顯......，而在中原最早的‘藝術神器’是河南濮陽西水坡的龍造型的蚌殼擺塑。但它的年代約距今6000年，要比燕山南北地區晚了一步。”（摘錄于蘇先生所著《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02頁和115頁）

以上是蘇秉琦先生有關 趙寶溝文化諸多的論斷中的一小部分。在沒有發掘趙寶溝遺址之前的前兩年，即1984年在內蒙古呼和浩特是最先提出“趙寶溝類型”，并認為是第四個縱斷面。這一認識即與那一封半信中提到的給先生送去陶器標本、拓片、線圖相呼應。趙寶溝遺址發掘以后，先生將“類型”改為文化，尤其小山趙寶溝出土的那件趙寶溝文化黑陶尊刻畫的“四靈紋”圖案，先生曾提出“中華第一藝術神器”。

四、發掘兩遺址

我們再回過頭看對趙寶溝文化的認識過程，最早始于1977年正月中旬的一次征集，即從薩力巴鄉章京營子開始順驗馬河順流而下調查、到七道灣子，又反轉到烏蘭召村，在一農家中征集到兩件夾砂黑灰陶罐，格外引人注目。那年來大甸子考古發掘劉晉祥看到這兩件陶罐，讓我去查一查出土地點。第二年春天我又去了一趟烏蘭召找到撿到陶器的農民，他領著我們到西南梁上發現地，一看全部被細沙覆蓋住。

1981年夏，劉晉祥和我坐班車在古魯板蒿下車后步行去李家營子看粟特金銀器出土地點的路上，途經老哈河右岸的吳家營子和三圣美時，采集到幾何紋夾砂灰褐陶罐、盂、圈足缽、碗以及三角形鋒的石耜，更進一步認為這是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隊長劉晉祥先生 （圖源：《蘇赫先生紀念文集》）

1982年冬，即敖漢旗第二期文物普查結束寶國吐鄉后，我便帶領宋百齡復查興隆洼遺址時，即在興隆洼遺址所處小山之南叫鷹膀地發現一處60000平方米的趙寶溝文化遺址，又在之西與此相呼應的侯家墳發現了只有12座房址面積較小的遺址。1984年10月和1985年10月，在此發掘興隆洼遺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的楊虎先生共發掘侯家墳遺址190平方米，其中兩座有面積分別是20和30平方米的小房址。遺址的名稱也改侯家墳為小山。

這兩座房址雖然很小，但卻出土了2件舉世聞名的神器，除了前述的那件四靈紋陶尊外，還有一件刻有頭像的石斧（鉞）。這便證明，這處僅12座房址的“小”遺址屬于鷹膀翅那處大的聚落的祭祀之所。

小山遺址發掘之后的1986年6-7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劉晉祥主持，朱延平參加進行了考古發掘了趙寶溝遺址。該遺址地表見橢圓形環壕，壕內分布有房址100余座，分A、B兩區，A區為居住區，B區為祭祀區，見有石砌的四面坡的祭壇和小房子為主要遺存，共清理18座房址，其中A區9號房址最大，面積超90余平方米，居住面有二層臺階，北面高臺階，類似火炕，抹有細泥，南半部分有圓形灶坑，繞灶坑有四個柱洞。前壁正中有門道。

在9號房址中出土的雙鹿紋陶尊1件 ，第13號房址出土麟紋陶尊，B區出土陶人面像和陶塑鹿首。

小山遺址發掘的早，趙寶溝遺址發掘的晚，曾一度以哪個遺址命名有所議論，據郭大順 先生回憶：“最后還是蘇先生在一次會議上稱為“趙寶溝文化”才一錘定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主任楊虎先生 （圖源：本文作者提供）

在發掘期間，我僅去看過幾次，吃住均在上趙寶溝村，這個村就幾戶人家。當地文化站站長單志軍配合發掘，旗里沒有再派人。在村子前小河的拐彎處，人工修筑一個小水塘，中午可在水塘洗滌。

從遺址回村有東西兩條路，東路較近，有一天中午我陪著劉晉祥回村時無意間發現一座房址。下午進行了清理，方形房址很小，灶址在一個角上。出土的陶片即同1984年夏我們在千斤營子北梁調查的一樣，當時稱其為“千北類型”。這里又出現單獨的遺址，說明其分布有一定的空間，這是興隆洼文化與趙寶溝文化之間的過度階段。有了它，遼西地區新石器文化序列真正完整了，這個缺環本應在1984年和1986年兩次遇見，可惜沒有及時公布是一大遺憾。

小山遺址出土的四靈紋陶尊（圖源：來自網絡）

另一個遺憾是在編寫趙寶溝考古報告時，我去京見劉晉祥，他提議將敖漢旗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發現的60余處趙寶溝文化普查材料算作報告的一個部分，我欣然同意，但再找楊虎商議時，他極力反對，因此普查資料上書作罷，現在看實為可惜。

趙寶溝遺址第105號房址照片 （圖源：《敖漢趙寶溝——新石器時代聚落》）

由劉晉祥、朱延平主編的《敖漢趙寶溝——新石器時代聚落》一書于1997年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并榮獲第二屆中國社會科學院離退休人員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這是繼《大甸子》一書之后的有關我旗的第二本考古發掘報告，并冠以敖漢之名。這些考古資料發表后，對研究趙寶溝文化起到了關鍵作用。除前舉蘇秉琦先生對趙寶溝文化的論斷外，主持發掘的考古專家們和相關學者對該文化的基本特征、聚落形態、生產生活、宗教信仰諸方面進行了研究和探討，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一條共識很重要，那就是其生產技術是遼西地區諸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中最高的一支。而且有了明確的社會分工，比中原的河南濮陽早出了一千年。甚至有認為那件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符號的C形玉龍也歸屬于趙寶溝文化，并得到部分考古頂級專家的認可。這些都使考古人及學術界感到意外。然而使人們深感意外的考古發現還有一些，這里重點介紹那幅神圖。

《敖漢趙寶溝——新石器時代聚落》封面 （圖源：來自網絡）

五、“深感意外”

1996年，被譽為“紅山文化考古第一人”的郭大順先生在（臺）《故宮文物月刊》第159期發表一篇題為《六千年前的一幅透視畫——遼河文明巡禮之一》的文章，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的影響。

該文開篇一段說：“1984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敖漢旗小山遺址出土了一件刻劃動物紋圖案的陶尊。此前，該旗南臺地遺址也出土過這類刻劃動物紋飾的陶尊，后者都全為鹿紋（引者注，其中3546F1:3為一鹿一勾喙的大鳥）。前者除了鹿紋以外，還有豬和鳥紋。......這幾件陶尊發現時雖已有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女神頭像和以神化的玉器出土，但因為這是陶器上紋飾，與同時期諸考古學文化的陶器紋飾，包括彩陶紋飾在內相比，無論是各種動物題材的使用和寫實而神化的藝術手法都要進步得多，所以深感意外。然而，更為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小山遺址出土的那件陶尊上的動物紋圖案，竟是幅完整的透視畫。”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延平 （圖源：來自網絡）

郭先生這段引言中用了兩個“意外”，第一個“意外”前綴“深感”二字，指發現于敖漢旗南臺地和小山趙寶溝文化陶尊上動物紋飾與紅山文化等文化中相比較有二點進步性，一是各種動物題材使用，二是實而神化的藝術手法，都要進步得多。先生寫此文時，還都停留在趙寶溝與紅山兩種文化相對持平，年代相仿，其后經碳十四年代測定，趙寶溝要早于紅山500—600年，即距今7000年左右，那兩點更是超時代的進步，更顯“意外”得多。

郭先生文中第二個層次的意外是那幅“四靈圖”是一幅“完整的透視畫”。

一幅“透視畫”，距今7000年，超乎尋常的“意外”。

眾所周知“透視”一詞是來自西方的繪畫理論術語，源于拉丁文“Perspclre”，指在平面上描繪物體的空間關系的方法或技術，即用線條來顯示物體的空間位置、輪廓和投影的科學，也稱之為“透視學”。

“四靈圖”透視效果是發掘和趙寶溝考古報告的編寫者朱延平先生首先提出的，他在《小山尊形器“鳥獸圖”試析》一文中說：“鹿和豬相距很近，豬的軀體有一部分已為鹿頭遮蓋，這里似乎表現了一種透視效果，因此，盡管豬在鹿前，但仍給人以二者并排前進的感覺”。郭大順敏銳的指出說：“但該文同時卻將鳥作為與鹿和豬不同的另外一組看待，而未將畫面視為一個整體”。造成這一原因主要在第一次發表這幅繪于整體形器物的圖不是由大及小，由近及遠，原繪畫者所采取透視關系去排列，而是將最遠的豬給排在中間，把占位最大的鳥排在最遠端，有搞天時的學者竟以此錯誤排列為依據，豬位中位，鳥與鹿列于邊位，說明以豬為中心。這種現代人的排列和用意是違背距今7000年那位繪畫大師的本意。

四靈紋陶尊紋飾展開圖 （圖源：圖1《考古》1986年6期；圖2《郭大順考古論文》上冊）

郭大順先生是以原繪畫的“起終線”從近及遠重新排列，三個動物個體和一個似牛角的圖案，分別測量其長度和頭的高度，其結果是自左至右為“鳥”、“鹿”、“豬”。這三種動物“從頭部到軀體均依次按比例由大而小，由長而短，身體重心則由下而移至上，強烈的體現一種由近而遠的立體感。“一幅標準的透視畫赫然在目。初看令人眼花繚亂的畫面一旦被解開，對其中繪畫的構思和技巧的認識，似無窮盡。”

郭大順先生按照新排列的圖案作了詳盡而精彩的分析和認識，他說：“這確是一幅極不尋常的上古藝術杰作。考慮到它出自6000年前先人之手，我們對所謂的原始藝術確要刮目相看。當然，這幅‘四靈’圖畫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內容及其產生的背景也因此而更為引人注目。”

他最后總結說：“趙寶溝文化這件‘四靈紋’陶尊，作為一幅包含豐富而深邃思想文化內涵的透視畫，時代甚早，藝術水平極高，對后世影響至為深遠，堪稱‘畫壇’之祖。”

紅山文化考古第一人郭大順先生 （圖源：《郭大順考古文集》）

畫壇之祖，這是一個多么有重量的評價。它竟然發現于敖漢，而且是“時代最早”極不尋常，刮目先看，“藝術水平極高”,包含豐富而深邃的思考文化內涵,用一系列的排比句，用最美的語言來描繪這幅“透視畫”，來謳歌史前這位沒有名字藝術家的創造能力和智慧。而且，自趙寶溝文化發現40余年，所出這類藝術神器南臺地7件，小山1件和趙寶溝1件，僅在這三處遺址，其他地點雖見趙寶溝的材料和一件陶鳳杯，還沒有見到這類刻畫動物圖案的陶器。

敖漢趙寶溝，光耀七千年！

作者簡介：邵國田，1947年6月生于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王家營子鄉北洼子村。1968年新惠師范畢業后，先后任旗總工會宣傳干事，旗文化館副館長、館長，旗文管所所長、旗博物館館長等職，副研究員；旗政協第二、三屆委員，赤峰市政協第三屆委員、文史委員會委員；赤峰市首屆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內蒙古自治區考古博物館學會理事，自治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內蒙古紅山文化研究會理事；中國遼金史研究學會理事，中國收藏家協會玉器委員會顧問。2008年受聘于上海工會管理學院專家,2014年又受聘于赤峰學院博物館館長，并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紅山文化社會形態研究”的成員之一。1986年6月，邵國田被評為全區文博戰線先進工作者，出席了自治區文化廳在包頭召開的表彰大會并受到表彰；1989年，被評為全區文物普查先進工作者，受到文化廳表彰；2002年月，被評為全國文博系統先進個人，受到國家文物局表彰，并作為先進個人代表赴京參加了表彰大會。現任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理事。退休后受聘于上海城建學院任教，赤峰考古四十年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