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爾上周終于迎來了新任掌門人陳立武。

天知道已經去世的英特爾創始人、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的“傳主”安迪·格魯夫是否會對這樣一位華人接班人滿意。

反正，現階段市場是極為滿意的——英特爾這家風雨飄搖的老牌巨頭公司，總算迎來了久違的大漲。

在消息宣布的盤后，英特爾上漲超 10%。從陳立武的履歷來看，他可能是現階段最適合英特爾的人選。

作為曾經在英特爾陷入困境的 2022 年至 2024 年擔任過董事會成員的他，足夠了解英特爾的情況。而作為長期的芯片行業從業者、風險投資家，他又足夠了解行業和市場趨勢。從各方面來看，陳立武都相當令人印象深刻、也是這項工作的合適人選。

英特爾的敗局和IBM一樣，是典型的大象轉身失敗的案例，而陳立武能否力挽狂瀾，現在也未可知。但跳出英特爾本身來看，今天的這種歡呼中更多不乏社會心理因素的影響——陳立武和打敗英特爾最重要的競爭對手掌門人、英偉達的黃仁勛一樣，都是華人。

事實上，全世界的芯片行業目前正在進入一個吊詭的狀態：從陳立武接班開始算起，卡住中國芯片脖子的芯片產業主要公司掌門人，都是華人。

他們包括：英特爾CEO陳立武、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勛、AMD董事長兼CEO蘇姿豐、博通總裁兼CEO陳福陽、MPS芯源系統創始人兼CEO邢正人、Ambarella安霸半導體總裁兼CEO王奉民等。如果不看CEO的話，如今活躍在硅谷的半導體行業中的華人數量總體占比會更加可觀。

多年來在硅谷流傳著這么一個段子：未來中美之間的競爭，將是太平洋兩岸中國人之間的競爭。

現在，這句調侃正在因為人工智能的大爆發而成為真正的現實。

01

從貿易到芯片

許多人應該都讀過克里斯·米勒的那本《芯片戰爭》。

這本著作基本上講清楚了特朗普上臺之后芯片是如何與全球政治相互影響的。

事情還需要回到2017年特朗普的就職演說當中。特朗普彼時宣稱，“保護將帶來巨大的繁榮和力量”。

而在2017年哪一年，中國的芯片進口額是2600億美元，遠遠超過了沙特的石油出口額或者是德國的汽車出口額。中國每年購買芯片的花費超過了全球飛機貿易的總額。不夸張的說，芯片是當代國際貿易中最為重要的產品。

在特朗普上臺之后，經濟全球化的共識和愿景急轉直下，保護主義成為新的邏輯。而作為全球化貿易最重要的產品和事實上的推動者之一，芯片產業成為了這場大轉折中最關鍵的一個變量。

隨著中國科技公司進一步涉足云計算、汽車自動駕駛和人工智能領域，半導體的需求也呈現指數級增長——英偉達的復興就是這一邏輯。但是在保護主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之下，中國技術的不確定性正在變得日趨明顯。

美國喬治敦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學者在2020年前后匯總的數據顯示，用于設計芯片的軟件工具由美國公司主導，而中國大陸在全球軟件工具市場的份額不足1%。在核心知識產權方面，中國大陸的市場份額為2%，其余大部分被美國和英國所占據。

此外，按照這一中心的數據顯示，在整個半導體供應鏈中，綜合芯片設計、知識產權、工具制造和其他方面的影響，中國大陸公司的市場份額為6%，美國公司為39%，韓國公司為16%，中國臺灣地區公司為12%。

為了應對芯片卡脖子，中國也開始反擊之路，后來的事情我們也都知道了。

從貿易的視角看芯片當然沒問題，但是，很少有人從人才的視角重新復盤芯片行業。

不過或許對于我們來說，一個好消息是，隨著硅谷科技圈華人影響力的不斷上升，下一場芯片戰爭的沖突程度，可能會比我們想象的要低得多。

02

從芯片到AI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新一場芯片戰爭依然還是會發生，且在所難免。

距離《芯片戰爭》那本書在中國出版不過兩年多時間，隨著特朗普的再次上臺疊加DeepSeek在全球造成的認知沖擊，全球化的邏輯正在再一次發生劇烈的變化。

當然，這一次同樣和芯片息息相關。

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棧一般被分為四層，包括芯片層、框架層、模型層和應用層。

目前中國在應用、模型、框架等三層都已經能夠做到與硅谷并駕齊驅。唯一落后的，當然也是最重要的環節，是底層的芯片層。

而OpenAI和美國政府都看到了這一點。

美國《商業標準報》3月14日報道稱，“OpenAI向其快速崛起的中國競爭對手DeepSeek發起了進攻。”美國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在3月 13日向美國政府提交了一份長達15頁的信函，稱DeepSeek的最新模型R1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進展。OpenAI還在信中攻擊DeepSeek，稱其會帶來“重大風險”，并要求美國政府采取行動。

報道稱，OpenAI全球事務副主管克里斯·勒漢在這封信中承認：“盡管美國目前在人工智能領域保持領先，但DeepSeek表明我們的領先優勢并不大，而且正在縮小。”與此同時，勒漢聲稱在關鍵基礎設施和其他高風險應用中使用DeepSeek會“帶來重大風險”，因為其可能受到“中國政府的操縱”。他同時聲稱DeepSeek“侵犯知識產權”，其用戶“可能面臨隱私和安全風險”。

這封信函實際上是響應美國政府“人工智能行動計劃”的一份提案。

提案中，OpenAI提議參考拜登政府的出口規則，采取分級制度，第一級是“致力于民主人工智能原則的國家”，包括美國盟友，這些國家可以享受技術和投資，但不能使用中國生產的設備以及“侵犯用戶隱私并存在知識產權盜竊等安全風險的人工智能模型”。第二級是沒能阻止受出口管制的芯片被轉移到“第三級國家”的國家。第三級則是中國等國家。

這種指責其實是毫無根據的。TechCrunch的報道中也認為，目前微軟和亞馬遜等公司都在其基礎設施上使用這些模型，而DeepSeek的開源模型中并沒有能夠讓中國政府獲取用戶數據的機制。

這也再一次證明了一件事，有的時候技術的沖突到底存在與否其實并不重要，真正正在影響人類未來的，還是文明之間的沖突和不信任。

03

從技術到人才

但也基于此，從技術革命演進的角度來看，新的芯片戰爭，未來應該不會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

這種樂觀的判斷主要還是來源于目前人工智能上下游產業越來越明顯的華人化趨勢。

過去20年，印度裔幾乎要成為美國科技界的政治正確選擇：谷歌、微軟、IBM、Adobe等巨頭相繼由印度裔掌舵，后來甚至有人將其總結為“班加羅爾現象”——印度理工科的教育基礎投入正在改變美國科技界的未來。

然而，2025年以來，這一趨勢開始出現明確的轉折：Meta解雇印度裔AI團隊負責人、特斯拉縮減印度裔中層比例、摩根大通調整印裔高管分管領域。數據顯示，硅谷印度裔高管占比從2020年峰值32%降至2025年的27%。

相比十年前硅谷科技巨頭主要由印度人主導，在這一輪AI革命當中，一個極為明顯的趨勢是，今天從硅谷的軟件工程師們到芯片半導體的工程師們，華人的占比都已經不可忽略。

據統計，美國硅谷約有 25 萬華人半導體工程師。美國芯片產業中的頂尖人才一多半都是中國人，如美國人工智能學院2024年3月披露的數據顯示，在美國從事芯片研究的人員中，十人竟有六人是中國人。

但這并非一蹴而就的結果，而是一場靜悄悄的改變。近五年來，美國科技公司中的華人比例從 20% 上升至 30% 以上，在重要的芯片研究和開發團隊中，華人的占比更是驚人。

從技術創新積累上來看，這種變化其實由來已久。

比如在晶體管結構創新上，1999 年，華人教授胡正明研發出第一款 45nm 的 “鰭型晶體管”（FinFET），成功為摩爾定律續命數十年。英特爾花了 10 年左右時間將 FinFET 量產化，于 2011 年 5 月宣布對 22nm 3D 晶體管進行量產。如今臺積電進入到 3nm 制程，仍然沿用 FinFET 技術。

在光刻機技術領域其實同樣如此。臺積電前技術負責人林本堅研發的浸潤式光刻機技術，幫助當時差點倒閉的 ASML 起死回生，甚至一舉超越曾壟斷全球光刻機市場的日本佳能和尼康，為全球芯片制造精度的提升奠定了基礎。

再來看新型晶體管材料研究中，麻省理工大學的朱佳迪帶領科研團隊成功開發出基于二硫化鉬（MoS2）的原子級薄晶體管，為未來芯片突破傳統硅基芯片在功耗、散熱以及尺寸極限等方面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

這還是只是芯片層的比例。再來看下游。

馬斯克前陣子發布的“地球上最聰明的人工智能”Grok 3的研究團隊中，占據舞臺C位的卻是兩位華人科學家——吳宇懷（Yuhuai Wu）與Jimmy Ba。在他兩面前，馬斯克都得坐到一邊。

如今的AI領域在硅谷可以說華人占半壁江山。比如OpenAI，在ChatGPT和文字生成圖片工具的技術團隊中，華人成員數量更是超過六十位，占到了四分之一的比例。Sora的核心團隊由十三人組成，而華人就占據了其中的四位，占比高達三分之一。

芯片是人工智能的硬件，大模型是軟件。現在，硬件軟件領域的帶頭人已經全是中國人了。軟件未來估計也是華人占據話語權。

從技術政治的角度來看，這未必是件壞事。因為華人與華人之間的溝通，相比跨文化的溝通要來的深入地多。

這可能也能夠在實際操作層面避免很多政治層面的誤解，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04

從產業到生態

有人認為，華人CEO的崛起與半導體產業的代際變革深度耦合。但今天看我們可能還是低估了這種耦合效應。

當傳統CPU性能提升趨緩時，英偉達通過并行計算架構開辟了新賽道，黃仁勛帶領的英偉達能在GPU領域突破，本質上是對摩爾定律瓶頸的創造性回應。

這與華人工程師擅長的系統級創新思維高度契合。而蘇姿豐治下的AMD則通過Zen架構實現技術反超，其背后是對x86生態的深度理解與持續迭代。這種 “技術深耕 + 生態重構”的路徑，恰是華人工程師文化與商業管理結合的典型范式。

如果說海外華人的優勢更多在于底層芯片架構的設計創新上，那么今天的國內的人工智能的框架和應用層創新則更具有強大優勢。

在2025年年初，被譽為AI教父的杰弗里·辛頓曾經表示過，中國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比美國更好，擁有更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這將為AI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中國每年培養的科技人才數量龐大，而且這些人受過非常扎實的訓練，這為中國AI技術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也就是說，未來二十年，我們可能會極大地受益于前二十年以奧數為代表的重視數學的教育體系的成果。

此外，杰弗里·辛頓還提到，中國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這種需求驅動著技術的快速進步，甚至有可能成為引領全球技術發展的“動力引擎”。

當前的中美AI競賽，已進入“貼身纏斗”階段。技術層面，雙方在算法、算力、數據三大核心要素上差距逐漸縮小。而從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的進化過程中，中國本土的網民數量、交互數據以及數字化程度，都是其他國家目前階段難以超越的。

而基于這種基礎優勢上長期運營的國內互聯網大廠，無論是在算法、數據還是應用場景上，天然都有巨大的競爭優勢，而且，從其業務的快速反饋機制來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套難以復制的應用創新體系。

基于中國全球最大規模市場的優勢，中國互聯網大廠在算法、應用層積累深厚。依托龐大的用戶基數和多元化的業務場景，互聯網大廠積累了海量多維度數據資源，這些都會在未來的人工智能競賽中成為巨大的“數據資源”。

當然，到今天來看，AI競賽已經不是一家公司對一家公司的競爭，而是大國之間的技術整體能力和未來創新實力的“大角力”。從今天全球人工智能戰場上的高度不確定性情況來看，未來的AI領導者，未必是技術最先進的國家，而可能是應用生態最完善的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AI產業的發展急需從“單點技術競爭”轉向“生態級創新”，才能應對外部競爭的壓力。

下一代創新的誕生，不僅依賴市場層面的技術突破，更需要整個創新生態系統的支撐。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未來要保持戰略優勢，需以政策包容為“土壤”，以互聯網大廠為“根系”，以創業公司為突破口，構建開放、協同、包容的創新生態。唯有推動中國成為全球AI的生態創新策源地，方能在中美AI競賽中真正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