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素有“匡廬奇秀甲天下”之美譽，而在近現代史上它更是承載了許多濃墨重彩的歷史時刻。

一如蔣介石不僅曾在這里“避暑”，還曾在這里安排“剿匪”、抗日等事務；又如建國后的三次廬山會議。

1959年的廬山會議，因彭德懷的一封“萬言信”導致會議直接轉向，彭德懷、黃克誠等人的命運也斗轉直下。

1961年的廬山會議，則推動了相關政策的調整，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而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與1959年的廬山會議相比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樣充滿了斗爭，展現了政治的波譎云詭。

這其中又發生了什么呢？

其實在1970年廬山會議開始前，組織上對于此次會議的態度是十分輕松的。

周總理提前接到了相關通知，按照時任候補中央委員宋雙來的說法，會議只有三項議程，并不涉及復雜的人事問題和戰略決策問題。

所以周總理和其他參會干部都比較放松。甚至于當時有干部問周總理會議能開幾天。周總理還輕松地說：“三五天就可以了。”這樣的說法也以致于當時很多干部對此還有點小失落，因為廬山風景不錯，適合休養，他們本來還想在廬山上多住幾天，沒想到會議這么簡單，只能快去快回，顯然休養是不可能了。

可是結果就在大家覺得這次廬山會議“沒啥問題”的時候，毛主席沒有按照常理出牌（某人之流借機爭奪權力大造輿論助推之下），會議開了半個月，期間還嚴肅處理了高級干部，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震懾了級別很高的人。

在解釋這個問題前需要先介紹兩個人，一個是陳伯達，另一個是吳法憲。

陳伯達是福建泉州人，出身秀才家庭。他20歲的時候在上海當過記者，四一二政變那年正式入黨，長期負責宣傳工作，后來組織上安排他去蘇聯留學，回國后繼續負責宣傳工作。在一次座談會上，他發表了一些觀點，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揚，自此之后得到重用，成為毛主席的政治秘書。可以說他能逆天改命，完全是因為毛主席的提攜。

在特殊時期，他的地位空前提高，名列政治局常委，排名僅次于毛林周三人，是五大常委之一。

吳法憲是江西永豐人，出身貧寒，15歲參加紅軍，入黨后，他從團青年干事起步，長征結束的時候已經當上了團政委。他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擔任過兵團副政委，在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期間表現出色，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兩年后升為空軍司令員，成為解放軍高級干部之一。

特殊時期他受到林彪的重用，1969年成為了政治局委員。

了解兩個人的大致情況后，再看1970年廬山會議，思路就會清晰很多。

當時陳伯達和吳法憲都在會上發了言，兩人談到的話題幾乎差不多，先是吳法憲發言，然后陳伯達跟進，講了觀點類似的話（天才論）。結果讓人沒想到的是，這些發言惹怒了毛主席，陳伯達直接被拿下，被捕入獄。

吳法憲則被警告，當時躲過了一劫，但后來因為913事件也被拿下。

對于為何陳伯達被拿下，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陳伯達的地位更高，是政治局常委，拿下他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因為在毛主席看來，陳伯達的背后還有其他大人物。第二個是相比于陳伯達，吳法憲和很多高級干部的關系都比較近，且有軍權，直接抓他可能引發恐慌。而且陳伯達是毛主席親自提拔的，處理自己親自提拔起來的人，別人不好多說什么。

多年后，毛主席的警衛隊長陳長江回憶起這件事，說毛主席當時并不是臨時決定要處理兩人，而是早有打算，因為毛主席早就提前動筆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這篇文章。

汪東興后來也提及此事，說毛主席在寫文章前仔細思考了好幾天，還找了很多人談話，甚至半開玩笑的對警衛隊長陳長江說：“好幾年不寫文章了，現在不寫不行了，要寫文章反擊了。”

而且毛主席在決定處理陳伯達的時候，還提前想到了安全問題，忽然要求工作人員給他轉移住處，不再住美廬，秘密轉移到100多米外的175號房。

此處本來是民宅，百姓被安排臨時下山，房子很破舊。工作人員提出重修，毛主席回絕了，擔心被人注意到。陳伯達的事情發生后，會議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會議期間掌聲也少了，主席臺上只有毛主席和周總理的位置，第三個座位被“挪走了”。當時就有人猜到了一些，風向可能要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