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63年10月22日下午，法國前總理富爾攜夫人乘中國民航伊爾客機從廣州飛抵北京首都機場的。從此次所受的歡迎來說，他就感到接待規格大為提高了。

來機場歡迎的有中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中國政協副主席包爾漢、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以及外交部西歐司司長謝黎等有關方面負責人。

轎車開入釣魚臺國賓館，陪同告訴他，這是過去清朝皇帝來垂釣的行宮，現在是新中國的國賓館。還有人告訴他，赫魯曉夫、胡志明、金日成等國家首腦人物訪華就住在這里。他由此感到，主人確實很重視他這次訪華，確實將他視作戴高樂總統的特使。

在與周恩來進行3輪會談后，周恩來向當時在上海的毛澤東匯報了談判情況。

11月1日，毛澤東乘專列離京去杭州途中來到上海。這次，他在上海停留期間，約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人來碰面開會，除了討論開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問題之外，就是商議批準中法兩國建交方案。然后，他要在這兒接見那位持有戴高樂親筆信的法國前總理富爾。

因此，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到達上海后，中央開會商議中法建交方案時，毛澤東指示：一定要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直接建交。據說，毛澤東說，戴高樂要面子，就給他一點面子嘛。

這一決策使這次中法建交談判驟然升溫！

11月2日凌晨，周恩來將抵達上海后才新擬的“直接建交方案”報送毛澤東。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兩天前的“積極地有步驟地建交”方案有了新發展。新方案中，中方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表現了更大的策略上的靈活性，這是一個公開建交聲明和內部默契相結合的方案。雙方就法方不支持“兩個中國”的立場達成默契即可。

2日凌晨，毛澤東在直接建交方案報告上批了六個字：“很好，照此辦理。”

1、建交方案的敲定

富爾夫婦是與周恩來、陳毅在11月1日下午乘伊爾-18專機飛抵上海的。富爾夫婦下榻于外灘旁著名的和平飯店。這是一個金字塔頂的豪華西式大飯店，新中國成立前是猶太人沙遜于20年代建的沙遜大廈。富爾向人打聽什么人在這兒住過，人家告訴他，鼎鼎大名的美國馬歇爾將軍來滬就下榻于這里。

當晚時，周恩來與富爾在上海和平飯店繼續進行會談。

會談一開始，周恩來又一次給富爾一個驚喜！

周恩來根據雙方愿意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愿望，提出了一個新的“直接建交方案”。

該方案包括下列內容：

(一)法國政府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并建議中法兩國立即建交，互派大使。
(二)中國政府復照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中國人民惟一合法政府，歡迎法國政府的來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關系，互派大使。
(三)雙方相約同時發表上述照會，并立即建館，互派大使。

中國政府之所以采取這一公開行動，是由于中法雙方（周恩來總理與富爾先生)根據富爾先生轉達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不支持制造“兩個中國”的立場，對下列三點達成默契：

1.法國政府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認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2.法國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3.中法建交后，在臺灣撒回它駐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地撤回它駐在臺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

周恩來向富爾宣讀完這個直接建交新方案后，微笑著問道：“閣下，你聽了后，覺得現在還有沒有困難？”

富爾眼晴都亮了！

富爾覺得這個方案比昨天在北京討論的那個“積極地有步驟地建交”方案更為靈活。從北京到上海只一天，在這一天24個小時之間，中國人就邁出了一大步！對這樣一個既有原則性又有高度靈活性的方案，富爾覺得既合情又合理，已經照顧至到法國在臺灣問題的方式上作自己的考慮，法方難以提出任何異議了。

富爾面露悅色：“好、好，我覺得這個方案好！我沒有反對意見。我是受委托來的，有權利答復。但還要經過總統批準。”

談判桌上的氣氛立即變得輕松活躍起來。

周恩來微笑著說：

“你不是正式的全權代表，不能要求你給予正式的答復。實質上是雙方把不同意見都排除了，如此達成一致，可能比正式全權代表更有效，因為是把雙方所要解決的問題都談了，雙方立場彼此都清楚了。”

富爾更是聳肩揮手，說到高興處還帶著笑聲：

“我完全同意，要中國做出其他的讓步是不合理的。現在可以說是到了該結束我們談判的時候了。如果戴高樂同意，只要實施就行了。如果他在實質性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沒有必要再來一次談判，我也不愿干了。”

富爾在說這句帶有感情色彩的話時，眼睛望著周恩來，這話的潛臺詞包含著對周恩來卓絕高超談判藝術的欣賞和贊許。

這時已是夜里10點。周恩來告訴富爾：“我們馬上準備一個文件給你，明天毛澤東主席要接見你。中午，兩位上海市長請你和夫人吃飯，一位是前任市長陳毅，一位是現任市長柯慶施。”

富爾幽默地打趣說：“你們沒有‘兩個中國'，倒有兩個市長喲。”

富爾的幽默惹出滿屋笑聲。

11月2日凌晨，中方將直接建交方案以《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的形式交給富爾。在市長的午宴開始前，上午11時，周恩來與富爾對這個《談話要點》進行最后的敲定。經過雙方協商，將第二點默契中的“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這句改成“這就自動地包含著這個資格不再屬于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下午5時，毛澤東在周恩來、陳毅的陪同下接見了富爾夫婦。

毛澤東對富爾夫婦說：

人家搞“三家核條約”，我兩家都是不贊成的；“你兩位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關系建立起來”，要告訴戴高樂，“你們要派就派個大使來，不要學英國那樣，搞了十幾年，還是個代辦，不要鉆美國的圈套。這一點不搞清楚，我不接納你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那里去”。

這天晚上，陳毅陪富爾夫婦倆看外灘的燈火時，對他說：

“你住的這個沙遜飯店，是上海最好的。馬歇爾將軍作為美國杜魯門總統的特使住在這里，他的使命失敗了。閣下作為戴高樂總統的特使住在這里，你的使命會成功。你知道這是什么原因嗎？”

富爾笑說：“當然不是沙遜保佑我。”

陳毅也朗聲笑說：“是法國人愿意尊重歷史。”

2、參加完肯尼迪葬禮后的決定

11月22日，富爾剛剛回到巴黎，就給愛麗舍宮打電話。富爾聽見戴高樂在電話里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擁抱你！”富爾聽了很高興，他跟隨將軍多年，熟知這句話是戴高樂的一句名言。將軍只對他特別器重的人給以褒獎的時刻，才說：“我擁抱你！”

戴高樂要求富爾立即到愛麗舍宮來見面。見面之時，戴高樂確實擁抱了富爾。

戴高樂身材高大，胳膊又長又粗，將富爾摟得很緊很有力。在面向花園的總統辦公室里，戴高樂詳細聽取了富爾的報告，特別具體地問起了毛澤東接見時的細節。

他肯定了富爾提前派人送回的《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說：“收到這份東西后，我已經拿定主意，按你談成的協議原則，著手準備法中建交。”
富爾即問：“將軍，我們是不是立即付諸實施？”
戴高樂稍作思索，問：“你知道今天美國發生的事情嗎？”
富爾說：“剛剛知道。我從機場回到家里，電視新聞已經播放了。”

這一天，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事情：美國總統肯尼迪在達拉斯被刺身亡，副總統約翰遜在空軍一號專機上宣誓接任總統。

戴高樂說：“我剛剛收到白宮發來的電報。我準備飛赴華盛頓參加葬禮。如果我去美國參加肯尼迪葬禮期間進行的會談不使我改變主意的話，我打算使法中關系很快就有一個積極的結果。”

24日，戴高樂乘專機飛抵華盛頓。25日，覆蓋著美國國旗的靈柩被用炮車載到圣馬太教堂去做彌撒，然后運到阿靈頓國家公墓。以戴高樂為首的92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葬禮。在葬禮后白宮舉行的招待會上，戴高樂同新總統約翰遜只交談了10分鐘。在這簡短的交談中，他對這位沒有經過選舉而當上總統的約翰遜印象不佳，覺得其人態度甚為傲慢，尤其是談到越南問題時表現得盛氣凌人。

約翰遜對他說：

“我不想丟失越南，不想成為看到越南步中國后塵的美國總統！我想提醒閣下的是，我們西方世界在這樣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保持一致。我想邀請閣下明年春天來華盛頓開會。”

老一套！約翰遜也是將自己當做西方世界的代言人。

戴高樂當場拒絕了對方約他翌年初來美國參加西方國家首腦會議的邀請；與此同時，華盛頓的葬禮之行，更堅定了他立即實現法中建交的主意。

戴高樂從美國回到巴黎后，即著手實施法中建交工作，其中的具體事宜都直接由他自己經管。

因為上次富爾雖受命使華與中國領導人談判，卻不是正式全權代表，12月上旬，他決定另行指派代表到瑞士，與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體事宜進行談判。他派出的代表是外交部公使銜的歐洲司長雅克·德·博馬舍，并對其規定了嚴格的保密措施，此事只能都限于戴高樂、外交部長德姆維爾與博馬舍知道，即使是協助安排德馬舍與李清泉會見的法國駐瑞士使館的外交官員也不能得知。

為此，戴高樂本人給博馬舍寫了一封指示信。

他在信中強調：

“我方和對方都談不上有什么條件。因此，主要確定（建交)程序：愈簡單愈好。只消以一紙公報宣布兩國政府所一致同意采取的決定。…會報稿只要提到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和近期互換大使就行了。”

原來富爾在北京與周恩來達成的協議是由法方先向中方提出正式建交照會，然后中方復照歡迎，表示愿意建交、互派大使。后來經戴高樂仔細斟酌，由法方采取主動先提出照會，以乎有失面子，因而提出改為雙方共同發表建交的聯合公報，或者各自同時發表內容相同的公報，此公報要求愈簡單愈好。

3、出訪途中的指示

12月11日，法國駐瑞士大使館通知中國駐瑞士大使館說，法國外交部博馬舍先生來瑞士，要求12日會見中國大使。李清泉當即同意并報告中國外交部。

12日上午，博馬舍如約來到在伯爾尼的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里，與李清泉大使會見。

博馬舍對李清泉說：

“你們也許覺得奇怪，一個負責歐洲事務的人來和你們討論兩國建交問題。這是因為這次擔負的使命是絕對保密的，法國駐瑞士大使館代辦（大使奉調回國）也不知道我來干什么，所以也請你們保密。今后的談判，就只在中國大使館里進行。”

博馬舍口述了一個簡單的建交公報內容大意，表述了法方要求雙方聯合發表或者各自同時發表。

當時，李清泉還沒有接到富爾在北京會談情況的通知，因而就對博馬舍說，他將報告政府后再予答復。國內很快就答復，要他到北非找出訪中的周恩來總理當面匯報。周恩來是從12月13日飛離昆明開始十四國之行的。周恩來在國外訪問的繁忙會見、談判與應酬中，仍然密切關注著中法建交談判的進展情況，從原則的掌握到談判的具體細節都有詳盡的指示。

據李清泉在回憶文章中記述：

“因為談判所有的情況總理都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很少提問，他在聽了我對法方推遲下次會談時間不會有什么政治原因、不影響會談的分析之后，主要是要我復述一遍中央的談判方針及設想的各種方案。在認為我復述無誤之后，總理作了一些新的指示，然后要我把理解的中央的方針及各種情況下的處置原則及他的新的指示，綜合起來寫個報告給外交部。”

12月27日上午，周恩來結束了在阿爾及爾的訪問，乘專機飛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李清泉繼續留在阿爾及爾，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就伯爾尼談判的具體方案及各種情況的處置和會談紀要內容與格式，寫了兩個報告給外交部，隨后飛返瑞士。外交部很快就批準了這兩個報告。

1964年1月2日。圣誕假期過后，法方代表博馬舍如約來到伯爾尼的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雙方繼續會談。李清泉大使按預定談判方案首先表示：中國政府已向他通知了富爾在北京的會談情況及達成的三項默契，他奉命仍提出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方式。對方提出他們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會談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愈簡單愈好。

博馬舍當即表示已經清楚了，將把會談情況報告法國政府后再答復。博馬舍并主動提出下次會談日期定在1月6日，而且解釋說，如果他不能如期前來，那就是他沒能找到法國外長，而不會是別的原因。后來日期改為9日。為爭取下次會談成功，李清泉又設想了幾種可能與相應的對策報告外交部。外交部根據周恩來指示報黨中央批準后，給李清泉發了關于9日會談的指示。

1月9日，博馬舍如約來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雙方見面之后，博馬舍首先復述了李清泉在1月2日會談中提出的方案，然后說：

法方認為中、法雙方已經就建交公報內容達成了協議，并提出建交公報發布時間在1月27日或28日巴黎時間12時，在北京與巴黎同時發表建交公報。對中國將單獨發表聲明一事，博馬舍未正面表態，而用復述中方方案的方式予以確認。

李清泉重申：中國政府將單獨發表聲明。

然后，雙方就發表公報的具體時間進行磋商。李清泉根據國內指示，提出在北京時間1：30或者2：30即格林尼治時間17：30或者18：30，雙方同時發表建交公報。博馬舍對此解釋說，法國《世界報》每日下午3時出報，希望能及時在該報宣布建交消息，因而提出在巴黎時間12時發表建交公報，希望中方諒解。

李清泉知道，《世界報》是法國影響最大、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因而當即表示同意對方選擇的“巴黎時間12時”。這樣，中法建交協議就最后達成了。

4、“外交核炸彈”爆炸了

1964年1月27日，中國與法國同時在北京與巴黎發表的一個簡短的聯合公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西方報紙稱，一顆“外交核炸彈”爆炸了！這個“核炸彈”只有兩句話，即中文47個字。

緊接著，1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中法建交發表聲明。

1月31日，戴高樂在愛麗舍宮舉行記者招待會，闡述了對中國的認識與中法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意義。

戴高樂在即將結束講話時，針對美國暗示地說：“法國認為，目前還在等待的某些政府，遲早會覺得應該仿效法國。”

歷史確實被戴高樂所言中。70年代打開中美關系的尼克松總統稱頌“戴高樂在我實現美國對承認人民中國問題的政策轉變上起了重大作用”。

尼克松追述道，1964年法國剛承認中國不久，戴高樂在巴黎會見尼克松時就說過：“我無意干預美國的政策。但我認為，美國應當考慮承認中國。”并說，“我對他們的意識形態并不抱幻想”，但他勸說美國“不要讓他們在憤怒中陷入孤立”。

尼克松闡述反對承認中國的理由后說：“也許10年后，當中國在核技術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的時候，我們就將沒有別的選擇了。”

戴高樂卻對尼克松說：“中國還不強大，現在承認中國要比等到將來中國強大起來而你們被迫承認它要好。”

1969年尼克松作為美國新總統訪問巴黎時，戴高樂又重復了1964年的那番話。1971年尼克松即將訪問中國時，戴高樂已經去世，但尼克松曾經特意會見戴高樂生前最信賴的朋友與助手——著名作家馬爾羅，請剛剛見過毛澤東的馬爾羅做參謀。尼克松總統因而在后來一再表示，戴高樂在美國改變對華政策上起了很大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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