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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1938年公布實施總動員法，對各方面的反戰力量實施了更為嚴厲的鎮壓。逮捕東大教授大內兵衛和有澤廣己，禁止出版自由主義者河合榮治郎的著作并將其撤職，1939年對早稻田大學教授津田左右吉以“大逆思想”罪名進行審訊，判處監禁。

而巨大的戰爭消耗和日漸濃厚的戰敗感，繼續加劇日本國內危機，形成了上層集團的巨大分歧，內閣更迭頻繁。1939年1月第一次近衛內閣下臺，連續更替了平詔、阿部、米內等三屆內閣，每屆平均不過半年左右。日本為完成戰爭，不得不繼續加強鎮壓，追求新的專制和集權，并進一步強化總體戰體制。

1、如何竭澤而漁？

對齋藤隆夫“反軍演說”的鎮壓事件，為日軍達成上述目標提供了一個契機。

1940年2月2日在第75屆議會會議上，民政黨議員齋藤隆夫發表演說，對政府追加臨時軍費預算等措施提出全面批評，內容集中于4點：

1.繼續以近衛聲明作為處理中國問題堅定不移的方針是否合適；
2.現在成立的汪政權沒有統治中國的實力；
3.日本能否同時進行援助新政府和討伐重慶值得懷疑；
4.國民為事變付出了巨大犧牲，而軟弱無能的政府仍要求國民振作精神繼續付出犧牲。

齋藤演說并未直接攻擊軍部，但軍部仍冠以“反軍演說”，指責其對戰爭“第一線將士的士氣產生惡劣影響”，“冒瀆了圣戰的本義”，撤銷齋藤以及議會中持相同觀點議員的議員資格。

新黨運動又推展開來，議會中的法西斯右翼成立“貫徹圣戰議員聯盟”，主張“舉國一致、向著完成國策前進”，解散一切政黨，建立個大的新黨。各政黨終于先后解散。

8月23日成立了新體制準備會，10月12日成立“大政翼贊會”，進一步消除了政黨的殘存勢力，強化了法西斯軍國主義體制。

在“一億一心”、“一億總動員”的口號之下，為總體戰體制的最后完成作政治上的準備。在城鄉各地組織町內會、部落會、鄰組等組織，對全體國民加強控制，同時還作為配給日用生活品的配給組織。對各生產單位也強化了組織控制，原有工會被迫完全解散。

作為翼贊會外圍組織而成立了大日本產業報國會，農業領域成立了日本農民組合總同盟，1944年5月改稱為農業報國會，此外還有商業報國會、言論報國會、大日本青少年團、大日本婦人會以及帝國在鄉軍人會，等等。這些組織將日本各階層民眾徹底地軍事組織化，被捆綁在通向死亡和失敗的戰車之上。

戰爭所帶來的直接沖擊還在于經濟領域。據統計自侵華戰爭全面升級之后，1937年軍費為1936年的2倍多，以后平均每年遞增70.36%；而1941年度直接軍費達125.03億日元，較1936年增長約10.5倍，占國民收入34.9%，占國家總預算75%。

巨大的軍費開支必然削減生產投資，影響生產發展。僅1941年直接軍費就接近于為完成4年生產擴充計劃的總投資144億元。該4年計劃指標唯有機床一項完成，其余重要戰略物資如鋼材、純堿、燒堿、船舶等甚至未能達到計劃第一年度即1938年的生產指標。

龐大的軍費開支消耗了日本的黃金儲備，據統計1938年日軍用于對美英貿易結算黃金為388.2噸，黃金儲備降至25噸。1939年至1941年，日本為擴大戰爭而搶購戰略物資，至1941年12月，日本向美國累計支付黃金609噸，黃金儲備降到不足8噸。日本戰史記載，日本的國家經濟實力，特別是購買重要物資的購買力“于1938年度喪失回旋余地”。

2、國內民眾的慘狀？

日本驅使其國民充當炮灰，人員損耗甚重。日軍總兵力自1937年107.7萬人增長為1941年底的242萬人。直接從事軍工生產人員達200萬，導致日本男性勞力銳減，連煤礦井下作業、碼頭搬運等重體力勞動，也要婦女勞力擔任。軍部還在1939年11月3日下達命令，破例批準駐本土軍隊中的農村出身的士兵放農忙假，回鄉收割稻谷。出自對兵員及勞力的需求，1941年1月22日日本政府通過《人口政策綱要》，將法定婚齡提前3年，每對夫妻生育5胎，嚴禁避孕墮胎，對獨身男女課以重稅，給多子女以補貼。

戰爭使日本國民生活陷入悲慘境地，而日本當局繼續從廣大民眾口中奪食，以支撐對外戰爭。根據1938年《國家總動員法》，限制使用物資多達數十種，尤控制鐵器生產，嚴禁制造鐵壺和熨斗等物。耕田面積由于無力耕種，由1937年609萬町步（1町步約等于15畝）降為1941年580.7萬町步；大米產量由1937年6632萬石降為1941年5508萬石，1939年對居民生產物資實行配給制。

口糧配給標準依勞動強度而有區別，按1941年3月實行的規定，成人每天配給大米330克，可吸收營養成份計算為蛋白質23.8克、脂肪1.7克、碳水化合物254.3克、熱量1158千卡。

官方為配給標準作了大量輿論宣傳，1941年厚生省科學研究所公布“科研”數據，證明人體健康所需營養成份有蛋白質70克、脂肪20克、碳水化合物370克、熱量2000卡便已足夠。

但這一數據仍高于配給量，于是又由御用學者論證：

“日本人配有330克糙米、23克醬和少量蔬菜（可吸收的營養為蛋白質30克、脂肪10克、碳水化合物300克、熱量1400卡)就足夠了。”

實際供應中又打了折扣，標準定為白米，后改為糙米，再后以面粉、大豆、高粱、白薯及土豆雜糧混合配給。雜糧占60%，糙米占40%。其他生活必需品，1940年規定糖每人每月300克，火柴每人每天5根等，魚肉雖規定配給但無力供應。

上述營養標準（熱量1400卡）只能滿足人體在不勞動、不工作狀態下維持生理最低限度要求。可參考的比較數據是：戰后日本的自衛隊隊員營養標準，熱量為3300~3390卡，相當于戰前約2.5倍。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在經濟與社會生活領域加強統治。1940年12月頒布《經濟新體制確立綱要》，翌年8月又頒發《重要產業團體令》等多種法令，由日本軍政當局分配生產任務，分配資金和原材料，還負責動員勞力，解散和合并企業，以及決定價格和利潤等。一切生產均以戰爭為中心而運行，并為更大規模的戰爭而強化物資儲備及對外采購。

據美國方面統計，到1941年底，日本的鋁土礦儲備為25萬噸，石油儲備超過了一年用量，1942年初武器儲備相當于同年產量6倍，可裝備95個師團，彈藥儲備為同年產量5倍，而日軍戰史記載，彈藥達105個師團會戰月份，車用汽油35.7萬輛月份，航空兵彈藥77飛行團月份，航空汽油165飛行團月份，軍糧370師團月份。

日本犧牲國民生活，強化總體戰體制，終于聚斂了又一大批戰爭物資。日軍從1938年大規模對華作戰消耗中喘過一口氣來，作戰力量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展。但是，戰爭是綜合國力、整體力量的競賽，有限的儲蓄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日本的危機。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物資迅速消耗，來源特別是海外補充線路被掐斷，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全面崩潰，就再也無法挽回了。

3、北進還是南進？

日軍統帥部長期以來在北南進抉擇上舉措不定。所謂北進是以蘇聯、主要是遠東地區為進攻方向，南進則是以被稱為南洋的地區（包括西南太平洋海域及東南半島諸地區）為進攻方向。但是無論北進還是南進，均是以朝鮮及中國東北、華北地區為戰略基地。

按1936年制定的《國策基準》規定，日本實質上確立了南北并進的兩面擴張戰略，“在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方向發展”。同時要求充實陸軍軍備，“與蘇聯在遠東能夠使用的兵力相對抗”，發展海軍“能足以對抗美國海軍，確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權”。

但1937年“七七”之后，受侵華戰爭牽制，日軍力量嚴重不足，故對北進還是南進較長時間內議而不定。1938年7月，在東北邊境張鼓峰地區同蘇軍沖突，日軍第十九師團損傷慘重。1939年6月至8月，關東軍又同蘇軍在中蒙交界諾門坎地區激戰，關東軍曾出動兵力6萬之眾，傷亡1/3，其中第二十三師團幾被全殲。

但此時日軍束縛于對華作戰，無法派出更多兵力，日軍參謀本部8月30日對關東軍命令：“大本營的企圖是在處理中國事變期間，以帝國軍隊的一部在滿洲戒備蘇聯，維持北方的平靜。”

雖然損兵折將，也只能委屈求全。

1939年9月1日德國大規模進攻波蘭，空前規模的歐戰爆發。德國初戰節節獲勝，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戰爭胃口，此時的日本欲乘英、法被牽制于歐洲之機，揮戈占其南洋殖民地，掠取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膠等戰略物資。

“不要誤了公共汽車”成了日本朝野上下的時髦話語。同年12月28日由陸、海、外三相制定《對華政策之方針綱要》，強調不介入歐戰，停止北進，準備南進。參謀次長澤田茂說：日本國力投入了中國事變，缺乏余力，因此沒有考慮以自身力量解決南方問題，“說到底是借他人之刀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但同期的中國軍隊卻發動了反攻，使日軍承認“中國冬季攻勢意外的強韌，我軍逐漸陷入相當的苦戰”。1940年夏秋，中國八路軍又在華北戰場發動百團大戰，使日軍深感中國戰場難以取勝，決定實施“大持久戰”，收縮戰線，逐步作到“兵力漸減”。此時其主要注意力仍置于中國戰場。

7月22日上臺的第二次近衛內閣，于26日制定《基本國策要綱》，27日同大本營聯席會議又制定《伴隨世界形勢發展之時局處理要綱》，強調：“首先將重點置于結束中國事變方面”，在此基礎上“捕捉時機向南方發展”。而此時的日本在北面對蘇作戰問題上，卻逡巡不前。

由此可見，此時的日本對南方興趣已愈見濃厚，南進論開始抬頭，甚至確定：“如果內外各種形勢的發展特別有利，為解決南方問題，可以行使武力。”

根據上述方針，1940年9月23日日軍武裝侵入印支北部，打破了同法國的協議，以切斷中國的南方補給線。該行動加劇了同英、美等國的矛盾。美國宣布對日禁運石油及廢鋼鐵，英國重新開放緬甸公路，輸送援蔣物資。日本完全切斷中國南方補給線的企圖落空。

自此，日軍在南方的戰線纏繞于中國的補給線而移動，同英美的矛盾釀成新的戰爭危機。

隨著南進論的抬頭，日本采取了新的外交行動。9月27日在柏林簽訂了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由日本支持德、意在歐洲的侵略戰爭，最大限度地牽制英國，而日本在南進時可以得到同樣的支持。同時，日本又竭力調整對蘇關系，盡管雙方在北庫頁島的煤和石油等利益方面存在矛盾，仍于1941年4月13日達成妥協，正式簽訂《日蘇中立條約》。

條約規定兩國互不侵略，如對方和第三國發生軍事行動時，另一方保持中立。雙方還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互不可侵犯”。

此外，蘇聯還繼續供應煤、石油給日本，日本的要求基本得到滿足。雙方在瓜分中國權益問題上達成暫時性一致，日本暫時放棄北進。日本還企圖將蘇聯拉入日德意三國同盟而實現《四國協約》，同意將伊朗、印度等地域劃歸蘇聯勢力范圍。但蘇聯要價更高，要求在芬蘭及巴爾干地區擁有更大勢力范圍，這同德國的要求相抵觸。德國決心進攻蘇聯，四國協約談判未有結果。

盡管如此，日本通過《日蘇中立條約》消除了北部之憂，轉而放手南進，并在中國戰場華北、華中及華南地區發動新的全面攻勢。國民政府的中條山根據地，就在這次攻勢中失手。《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是促成日本南進的一個重要外交因素。

4、南進戰略的勝出

正當日本決定南進之際，德軍又于1941年6月22日大舉進攻蘇聯，這對日本的戰略抉擇又帶來了新的沖擊。軍部中的北進派再度抬頭，與政府外相松岡等對蘇強硬派相呼應，要求依據三國同盟條約，對蘇開戰，并認為夏秋之間是對蘇開戰最好時機，其時蘇在戰爭中必遭削弱，日軍稱此攻擊為“熟柿攻擊”。

但是，日本軍政當局經過反復爭論，認為在對華戰爭僵局之中，對蘇作戰還不成熟，參謀總長杉山元強調：“目前將重兵用于中國，北進實際上不可能。”

海軍方面也主張奪取南方英國領屬的新加坡等殖民地，以改善日本的戰略地位，增強作戰能力。7月2日御前會議最后決定《適應世界形勢的帝國國策要綱》。

方針第二條規定：“依然向著處理中國事變的目標前進，同時為確立自存自衛的基礎，跨出南進的步伐。”

南進也是為促成中國問題的解決，這在“要領”中有所說明：

“為促使蔣介石政權屈服，進一步從南方區域施加壓力。”

為照顧北進派意見，不放棄北方的機會，仍決定要在合適時機對北方行“熟柿攻擊”，在“要領”中決定“如果德蘇戰爭進展至對帝國有利的時候，則行使武力解決北方問題，以確保北方之安定”。動議一時的北進論又被擱置下來。

作為南進論勝利的一個結果，7月18日改組了內閣，松岡被解職，豐田貞次郎繼任外相，使政府能夠協調南進戰略。7月23日日軍正式侵入印支南部，30日占領西貢。英美等隨之決定對日實施經濟制裁，形勢頓時緊張起來。8月4日日本聯席會議制定《對蘇外交談判要綱》，準備向蘇聯表明日本將繼續遵守《日蘇中立條約》，放棄北進。8月9日御前會議制定《帝國國策實施要領》等綱領，再度明確不惜對英美開戰，日軍南進之勢不可逆轉。

10月16日東條英機組閣，并先后兼任陸軍大臣、參謀總長、內務大臣、軍需大臣、文部大臣、外務大臣等職，成為日本近現代以來攬權最多的首相，被稱為“東條獨裁”。東條獨裁政權實質是日本空前強化的總體戰獨裁體制，是戰時體制、南進體制，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極端形態。

在制定上述7月2日“要綱”之后，7月5日下達進行“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命令，向中國東北和朝鮮等地調派軍隊70余萬人、馬匹14萬匹、飛機600架，擺出對蘇大規模作戰架式。在北方虛晃一陣槍，即調頭南下，進占西貢等要地，實施南進。關特演實質為慣用的虛虛實實、聲東擊西的戰術，是日軍南進之煙幕。

日軍決定南進之目的，按參謀總長杉山在制定上述要綱時的說明：目前日本不向重慶政權直接施加壓力“而相反向南方發展，以分斷從背后支援重慶政權，使其抗戰意志愈加增長的英美勢力同重慶政權之聯系，這是促進事變解決的極為必要的措施”。

作戰部長田中新一也認為“中國事變的解決，只有作為綜合歐亞國際大變化之一環，才有解決的希望”。

由此可見，所謂的南進，實質是侵華戰爭的繼續，其主要目標之一仍在于解決中國事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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