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文明史，表面是禮樂制度的傳承，是王朝年號的更替，實則是一部波詭云譎、兵火不斷的動蕩史。

中國歷史上，至少存在14次人口大滅殺，全國人口減半成了“亂世標配”，僅僅太平天國的死亡人數就甚至高于二戰的全球死亡人數。

所以中國歷史的主線，并不總在廟堂之高，而在田間地頭、販夫走卒。在漫長的歲月里，中國百姓在多數時間里并沒有“歲月靜好”的權利，有的只是茍且偷生、流離失所。

這一點從杜甫就能看出來，他所經歷的那種漂泊和亂世，才是歷史常態，而他已經是當時的精英了，那么底層勞動者命運如何？即便在盛唐，賣炭翁也用不起炭。

直到1978年之后，中國歷史終于向平凡人露出了罕見的溫柔。

這四十多年，是中國絕大部分人幾千年來第一次吃飽肚子，第一次不用經歷戰爭，第一次不用流離失所。

所以我們不能認為歷史一直應當如此平穩，這四十年，其實是中國極其特殊的四十年。

動亂，是中國歷史的常態。中國歷史幾乎從未長久穩定，“歲無寧日”成了中國幾千年百姓生活濃縮的一個成語。這不是某一朝代的特例，而是大多數時期的縮影。

興，照樣百姓苦。即便在西漢、盛唐等偶然的幾次“治世”，底層百姓也面臨著沉重的賦稅、殘酷的徭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雷霆之勢一統六國。可就在其駕崩后，僅用了四年時間，這個橫掃天下的王朝就被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擊碎。

隨后的楚漢戰爭，項羽所至之地，城池盡毀。在這場爭天下的亂斗背后，是無數平民被征、被殺、被餓死的無聲哀嚎。

到了漢末三國，更是白骨蔽野，十室九空。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爆發，全國陷入軍閥混戰。曹操曾在《蒿里行》中感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這并非他的夸張，而是當時真實社會的描摹。

但曹操自己就是一個嗜血者。徐州大屠殺當中，“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余。”

據不完全統計，從中平元年（184年）到三國歸晉（280年），中國大地戰亂不斷，人口從東漢鼎盛時的六千萬驟減至不足二千萬，北方地區十室九空。

“漢賊不兩立”的背后，是整整三代人活在戰爭陰影中、百姓年年逃荒的悲劇現實。

西晉衰弱后發生“八王之亂”，僅永嘉之亂中，“洛陽留守官員民眾死者3萬余人”。中原盡失、衣冠南渡。

百姓為避兵火，大批南遷，諸多名士如王羲之、謝安，皆出身“衣冠南渡”之族——他們并非因志趣高遠南來，而是亡國流民。

而后的五胡十六國、南北朝，就更是中國歷史最黑暗、悲慘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殘酷不僅限于人口的減少，更是各種超乎想象的人倫慘劇層出不窮的時候。

終于到了隋，看似盛世，但首先就是大亂二十年。

隋煬帝興大運河、征遼東，沉重徭役引發農民起義。瓦崗寨、竇建德、李密、王世充……群雄并起，政權更替如走馬燈。隋末全國人口損失大半，悲慘至極。

從三國算起到唐初這場持續的亂局，持續了長達四百年！百姓世代居無定所，耕作無從談起，連姓名都無力保全。歷史上，中國人從未如此長期地失去對自己土地的控制權、人身的安全感。

但唐的盛世，其實僅僅維系了可憐的四十年。

唐雖中期迎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但安史之亂后國力驟衰。戰亂之烈，導致長安洛陽數度陷落，數千萬百姓死于刀兵與饑饉。白居易《新豐折臂翁》有言：“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后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安史之亂，導致中國當時的6千萬人口死亡過半。

唐亡后，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北方五朝更迭僅六十年，平均每朝壽命不足十五年。兵戈擾攘、軍閥割據，百姓在不斷征戰中求生。

宋朝雖文化燦爛，但西北金人、蒙古鐵騎接連南下。元朝末年，白蓮教起義、紅巾軍四起，戰火再燃。

明代百姓雖然算安穩了很長時間，但隨著國力逐漸衰弱、管控嚴格、徭役繁重、災害頻繁，普通百姓其實一直沒有被少折騰。

到了明末清初，則是一場清洗百年的大亂局。

明末民變四起，李自成、張獻忠、清軍都有過屠城。張獻忠屠四川，人口幾乎喪失殆盡。后清兵入關，又反復征戰近二十年，從揚州十日到嘉定三屠，也都只是當時冰山一角罷了，其實全國到處都有大規模屠殺。

順治皇帝說：“自興兵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

這種亂，不是一年一載，而是代際延續，幾代人都生活在亂世之中。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起義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接踵而至，大半個世紀，中國老百姓都在貧苦、饑餓與死亡之間掙扎。

西方人對清朝百姓的記述，都只有“驚人的赤貧”這種表述。

清亡后，辛亥革命未能建國，反而催生軍閥割據混戰，百姓在槍炮與苛捐中苦不堪言。

1949到1978，穩定是實現了，但貧困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所以鄧小平說：“我們窮了幾千年了，是時候了不能再等了！”

從1978年到現在這四十多年里，沒有爆發本土的戰爭，逐漸實現了溫飽，還富了一批人、產生了一些中產階級，更沒有大規模人口流浪。

這四十年的成功經驗，是改革、市場化、法治的從無到有（雖談不上完善），融入國際產業鏈，以及相對公平的社會流動。

中國百姓從來沒有如此穩定地生活過：一個農民的孩子能考大學、進城買房；一個打工者能在深圳安家；一個普通家庭能積累三十年財富而不被洗劫——這不是小事，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奇跡。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從沒有哪一代人能像今天這樣，連續四十年，吃飽飯、無兵戈、有出路。

歷史沒有給任何民族“和平久安”的確定安排，它只賜予了在荊棘中自我掙扎出路的機會。

而我們，剛好抓住了這一次。

這一切，來之不易，必須珍惜。因此就更要看清楚這四十年成功的成因，不斷加強上述那些前提條件，而不能讓那些成功的因素逐漸消失，甚至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