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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今日語錄

（2025年3月23日）

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自己，就需要跟自己的情緒做聯結，并理解這些情緒。

——〔英〕羅伯特·戴博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醫生》

02

人工智能時代數字巨頭的技術權力及其對“全球南方”的挑戰

孫志偉，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殷浩鋮，上海外國語大學國家安全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國際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

一、問題的提出：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的新議題

雖然人工智能已被納入國際關系的研究版圖，但是學界對人工智能的研究多起始于對主權國家的習慣性關注，所偏重的研究對象多集中于主要大國或在該領域內占優勢的發達國家，將技術安全統合進大國競爭與國際格局等宏大議題之下。隨著該項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加速推廣，“全球南方”在經濟發展與安全治理等方面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

在此背景下，一些學者也將注意力轉向探討人工智能時代“全球南方”的相對地位。首先，部分研究從國際經貿和價值鏈的視角出發，提出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在削弱“全球南方”的比較優勢。其次，一些學者從現實政治的視角出發，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加大了“全球南方”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數字與發展鴻溝。再次，相關研究也指出，“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治理領域的代表權與話語權受到較大制約，呼吁建立更為有效的治理體系。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南方”雖然已被納入國際關系的研究版圖，但是現有研究在探討“全球南方”的發展與安全困境時，依然試圖構建一種較為宏觀的政治敘事，傾向于從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視角進行分析。總體而言，不論是聚焦發達國家的研究范式，還是對于“全球南方”的具體研究，大多沿用了大國中心主義的分析框架，忽視了公司、企業等非國家行為體與“全球南方”之間的微觀權力互動以及相關國家面臨的現實安全挑戰。這也成為技術與國際安全研究亟待拓展的新領域。

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權力格局。技術不僅成為國際關系領域的關鍵變量，也對國家間的互動模式和安全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全球范圍內重塑著技術安全議題。在人工智能時代，“全球南方”的技術處境和安全困境進一步體現了全球權力格局中的不平等性。這些國家既需要抓住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帶來的經濟與治理機遇，又必須應對由技術擴散和權力失衡所引發的現實安全威脅。此類安全困境不僅是國家間技術競爭的延續，更是數字巨頭等非國家行為體依托技術的壟斷優勢實現權力擴張的直接后果。在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需要平衡技術發展的經濟紅利與安全風險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南方”可通過國際合作和區域協調爭取更多話語權，以確保在技術治理中的平等參與；另一方面，它們也應加強技術自主能力建設，提升對核心技術和數據資源的掌控力，以減少對外部力量的技術依賴。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推進，“全球南方”面臨的安全挑戰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這要求學界超越大國中心主義的分析框架，更為深入地剖析數字巨頭等非國家行為體與“全球南方”在安全領域所展開的微觀權力互動。這種探索不僅有助于深化對人工智能技術與國際關系之間復雜關系的理解，還可為“全球南方”如何平衡技術發展與安全治理提供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啟示，同時也為國際社會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實現技術公平分配、加強全球技術治理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二、結構性權力與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權力的內涵

隨著技術變革的加速，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的興起，全球權力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權力形式的重要性仍然存在，但它們在現代社會中的運行方式越來越依賴于對關鍵結構性資源和規則的控制。可以說，技術不再僅僅是工具，更是塑造國家、企業乃至社會發展路徑的關鍵變量。而結構性權力則是理解此類影響過程的鑰匙。因此，從人工智能的技術視角出發重新審視并發展結構性權力理論的內涵，探索技術如何重塑安全格局，成為理解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權力的重要課題。

（一）結構性權力理論的啟發性借鑒

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提出的結構性權力理論是理解國際權力關系和權力分布的重要理論框架。她將結構性權力具體化為知識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及安全結構四個核心維度。不同結構維度的權力之間相互交織、彼此影響，構成了一個多維度且深層次的互動網絡。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知識結構不僅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新特征，還對國際政治中的其他權力結構產生了更為深刻的影響。其中，人工智能的技術特性使得知識結構與安全結構之間的關聯日益緊密且復雜，導致安全問題與知識問題成為各國際行為體普遍關注并開展博弈的關鍵領域。從本質上講，人工智能根植于人類既往的知識體系之上，其發展歷程本身就是對全球知識結構的迭代更新。因此，深入剖析知識結構在既往技術演進過程中存在的恒常性，對于理解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權力的本質及知識結構的演化，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

首先，知識結構中的權力源自知識本身的稀缺性，并受到大國競爭敘事的影響。斯特蘭奇認為，行為體在知識結構中的權力源自其對信息、技術和思想的掌控。對技術權力進行分析的邏輯起點正是在于解答相關知識與技術是由誰引領且如何生成的。盡管不同類型的技術快速發展，但主權國家依然在相當程度上維持著對知識生產的壟斷地位。相關國家通過限制知識精英的國際流動，遏制核心科技知識的全球傳播，刻意營造知識資源的稀缺性，以此強化自身技術權力的基礎。20世紀中葉美國的“曼哈頓計劃”便是知識權力化的典型例證。此外，科學知識的流通與應用往往深陷國際競爭的桎梏之中。盡管部分科學界人士致力于推動科學知識的跨國界流通，但科學知識的實際應用與技術擴散仍然深受民族主義情緒與國家利益競爭的制約。這種局限性致使知識與技術極易成為干預他國利益的新路徑，持續影響著國際安全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結構的動態演變正持續性地影響著國際權力的分布格局。隨著技術發展模式的不斷革新，知識與技術的掌握及對其的壟斷地位已不再為國家行為體所獨享。當前，制造業與服務業中的大型企業憑借技術特征的迅速變革，正逐步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在探討知識生成與技術權力這一議題時，必須密切關注技術發展模式的演變趨勢，將相關企業及其掌握的技術權力納入分析范圍。

其次，知識結構對安全結構的影響主要建立在相關知識及信息的傳播與運用之上。在既往研究中，知識結構對安全結構的塑造作用主要聚焦于傳統的軍事安全范疇。隨著偵察衛星、高性能計算機等現代科技手段的涌現，信息系統的構建與信息的戰略運用在軍事較量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指揮人員由此能夠利用相關信息輔助進行決策。這一轉變意味著，相較于傳統的人力密集型軍隊與機械化軍事力量，知識與信息在決定國家軍事實力方面存在著顯著優勢。誠然，上述分析存在著一定局限性，但仍然可以歸納出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啟示：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結構之所以能夠深刻影響安全結構，根源在于相關行為體積極采納并有效運用此類技術所生成的信息，并將其融入維護國家安全的互動實踐中。隨著知識結構和技術形態不斷升級迭代，雖然知識結構對于安全結構的影響不再僅限于傳統安全領域，但是將相關知識與信息的應用視為中介影響機制的研究邏輯依然具有重要價值。

再次，伴隨技術發展的多維度影響，知識結構的理論應用空間也在不斷拓展。傳統上，在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大型企業，普遍追求在國內及國際市場中獲取最大限度的競爭自由，以實現其商業利益的最大化。這一追求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大型企業與國家政府之間的策略性博弈。斯特蘭奇所處的時代見證了主權國家利用國內法律體系、行政監管手段與大型跨國企業展開的互動與較量，雙方的力量對比與策略選擇深刻影響著國內行業治理結構的演變。隨著大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運營與發展，這些國內層面的博弈對全球行業生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的浪潮即是如此。斯特蘭奇的研究基于國內視角和市場競爭，為研究大型企業在知識結構內部規則制定過程中的影響力奠定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國際經濟體系的成熟和全球互聯網的建立，相關公司與主權國家在知識結構與技術治理領域的安全博弈變得更加激烈。各類行為體博弈所涉及的領域也不再局限于主權國家的國內立法，更是涉及對全球治理規則的形成展開競爭與合作。在這一過程中，相關公司試圖依托自身的技術優勢影響治理機制，將自身的安全利益與發展需求融入全球技術治理中。

（二）知識結構視域下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權力的三重影響路徑

在結構性權力理論中，對知識結構實現掌控被視為國際權力互動中的關鍵要素之一。行為體通過主導知識的生產、傳播及分配規則，在知識結構中行使技術權力，最終影響其他行為體的信息獲取與發展路徑。在人工智能時代，知識結構中的技術權力不僅延續了傳統意義上對稀缺資源的依賴，還進一步形成了工具性權力、話語性權力和制度性權力。三種權力維度共同構成了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權力的復雜內涵，并通過多重路徑對國家安全與全球治理產生深遠影響（參見圖1）。

其一，工具性權力是人工智能技術權力的基礎維度，特指行為體依托在知識框架與配套資源方面的優勢，直接對知識的生成實現控制的能力。工具性權力圍繞技術的稀缺性展開。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生成既依賴于深厚的科學理論基礎，也依賴于關鍵的、稀缺的配套資源。具體而言，人工智能的技術開發建立在前沿科學的理論進展之上，涵蓋基礎數學、數據科學和計算機科學等領域，形成了較高的知識壁壘。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在人工智能相關論文與專利上的領先地位為其工具性權力奠定了基礎。同時，人工智能的發展與成熟有賴于大規模的訓練和學習，需要充足的算力配套、豐富的數據占有作為支撐。以OpenAI訓練GPT-3模型為例，該過程動用了數千枚特制的高性能計算芯片，并依托高達45TB的原始文本數據集，歷經3 640萬小時的復雜運算。這一實例凸顯了充沛的算力資源與巨量的數據占有在構建人工智能技術核心競爭力中的重要性，也體現出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所需資源的稀缺性質。因此，那些掌握了人工智能核心技術及其配套資源的行為體，能夠有效利用其工具性權力將人工智能技術轉化為一種對外施加影響的技術工具，進而在國際權力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

其二，話語性權力是人工智能技術權力在國內治理維度上的反映，表現為行為體對知識信息及其傳播路徑的技術性調控，進而影響話語體系和認知框架的能力。人工智能的發展與升級有賴于大量數據資源的標定與推送算法的應用。在人工智能話語性權力的運作過程中，相關行為體依托技術優勢能夠通過蓄意甚至惡意的數據灌輸，使人工智能系統生成帶有偏差且難以辨別的錯誤敘事或知識內容。與此同時，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跨國部署中，技術控制者巧妙地將本國的文化價值與意識形態融入全球知識體系，并借助所謂“透明性”與“公平性”等治理理念推廣其技術模型，使得這些技術的海外受眾在無形中接受并內化來自外部的話語敘事。此外，算法在人工智能中的重要地位，進一步強化了相關行為體通過話語性權力主導公眾輿論的能力。社交媒體平臺憑借人工智能算法系統控制信息分發的邏輯，不僅影響公眾對社會事實的認知，還能夠通過有選擇地曝光信息來塑造社會議程。由此，知識結構的面貌受到重塑，技術接受者的價值觀和行為選擇更是會受到潛在影響。

其三，制度性權力是人工智能技術權力在全球治理維度上的反映，指行為體通過影響和嵌入國際規則和治理框架，鞏固技術支配地位的能力。從場域互動的視角看，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及其跨國運營為不同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構建了新的空間，亟待建立起恰當的標準與規范。在這個新興的互動空間內，各行為體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參與制度塑造，試圖使治理制度符合自身的利益需求。就技術標準層面而言，人工智能的算法設計原則、數據安全規范和技術評估框架逐步成為國際治理中的核心議題。這一過程往往由技術實力雄厚的國家與行業領先企業所引領。一旦技術標準得以確立并被廣泛采納，就將對全球技術應用的格局與發展軌跡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例如，在自動駕駛、社交媒體和數據隱私領域的技術規范方面，領先企業和先發國家可通過技術標準的制度化鞏固對技術市場的控制能力。而在倫理軟法的構建層面，相關行為體能夠利用技術與影響力上的優勢，將其立場與偏好轉化為對治理倫理框架的影響力，并將自身利益深度融入這些倫理準則之中。然而，技術規則與倫理軟法的制定權高度集中在少數國家和領先企業，從而在實質上構成了制度性權力的不對稱。這也導致相對弱勢國家不得不被動地接受技術主導者設定的治理框架。

（三）技術權力成為聯系數字巨頭與“全球南方”的關鍵力量

在知識結構中，占據資源優勢的行為體通過控制知識的生產、傳播以及分配規則，影響其他行為體的經濟利益、認知框架與決策空間。在人工智能時代，知識的核心內容已從傳統的教育體系等領域轉向以算力算法、數據積累和技術規范為主導的智能知識體系。大型數字企業作為技術研發與創新的核心驅動力，憑借對關鍵算法、海量數據資源以及技術平臺的深度壟斷，已然成為影響知識結構的主導力量。它們不僅深刻影響著“全球南方”的技術能力和治理模式，還可對其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施加隱性影響。

不同于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發展和運用模式，人工智能的開發與運營更側重于由人工智能驅動下的大型企業完成。相關企業在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和自動駕駛等方面擁有領先的技術能力和廣泛的市場份額，本文將這類大型企業稱之為人工智能時代的數字巨頭。同時，此類數字巨頭還具備強大的數據處理能力和計算資源，能夠支持人工智能模型的大規模訓練與部署。目前，OpenAI公司開發的ChatGPT、谷歌（Google）公司開發的Gemini、元公司（Meta）公司運營的臉書（Facebook）等均是該技術驅動下的典型模型。持有并運營此類模型的大型企業符合數字巨頭的普遍特質。在人工智能的跨國應用過程中，數字巨頭能夠依托技術優勢對“全球南方”施加技術權力，并對其國家安全產生影響。

數字巨頭在技術資源上對“全球南方”形成顯著的比較優勢。自互聯網時代以來，這些企業在計算能力和即時響應方面就占據領先地位。憑借此類優勢，數字巨頭在發展人工智能時有充足的算力調用更大規模的模型，并實現更為精準的實時推理。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在網絡基礎設施和技術資本積累方面與發達國家及其數字巨頭存在顯著差距。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數據，“全球南方”在數字接入率方面顯著低于發達國家。這意味著相關國家在發展人工智能時嚴重缺乏技術沉淀，面臨更為嚴峻的發展障礙。此外，數字巨頭能夠更為容易地獲取海量、優質的數據資源，進一步擴大了對“全球南方”的技術權力優勢。由于發達國家信息技術和數據環境相對完善，巨頭企業可以高效地積累和獲取數據資源，在數據收集和處理能力上形成壓倒性優勢。北美和歐洲2020年在全球互聯網數據流量中分別占據29%和23%，遠超發展中國家。與之形成對比，“全球南方”通常面臨數據資源匱乏、技術手段不足以及監管法規不健全等多重挑戰，難以在數據積累和技術應用方面與數字巨頭抗衡。

數字巨頭依托發達國家的配套資源能夠更為便利地發展人工智能技術。一方面，發達國家的硬件基礎為增進數字巨頭技術權力提供了產業環境。目前，美國、英國和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半導體與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相對完善，能夠匹配人工智能運行所需的算力空間和存儲容量等需求。強大的硬件支持確保了相關技術得以充分發展，并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全球人工智能領域中占據領先地位。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因看重人工智能行業在未來具有的廣闊空間而競相布局投資。這大幅降低了數字巨頭的財務風險和融資成本，幫助它們以較低的代價進行持續的研發投入。例如，在2023年美國風險投資市場中，超過1/4的資金流入了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創企業。相較而言，“全球南方”在產業和金融環境上存在明顯不足。在斯坦福大學發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實力排行榜》中，“全球南方”中僅有中國、印度和阿聯酋等少數國家能夠在人工智能經濟競爭力的分項排名中躋身前十，其他大部分國家的技術競爭力則相對有限。

因此，從知識結構的視角看，數字巨頭的崛起標志著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權力主體的深刻轉型。與以往國家主導的技術權力不同，數字巨頭作為非國家行為體，憑借對人工智能核心技術資源與配套產業的控制，顯著強化了其在知識結構中的影響力，并在全球范圍內構建了一種隱性而廣泛的權力網絡。這種權力網絡的影響遠超技術發展本身，對“全球南方”的經濟結構、社會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等安全領域構成了長期挑戰。

三、權力擴張與數字巨頭對“全球南方”的安全影響

通過工具性權力、話語性權力和制度性權力等途徑，數字巨頭不僅給“全球南方”的經濟發展、社會政治穩定及全球治理地位等方面帶來安全挑戰，還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技術權力格局的復雜性和不平衡性（參見圖2）。

（一）工具性權力的擴張影響“全球南方”的經濟安全

在激烈的全球市場競爭中，數字巨頭通過掌握核心技術和控制關鍵資源，在人工智能產業鏈中占據主導地位，構建起強大的工具性權力。在商業盈利的驅使下，巨頭企業擁有更強的動力進行產業擴張和追求壟斷地位。這一過程也對“全球南方”的經濟安全產生威脅。相關國家不僅在硬件技術方面對數字巨頭形成依賴，還在數據積累與技術創新方面面臨新的安全挑戰。

人工智能的硬件壟斷造成“全球南方”的技術依賴。無論是用于數據處理的高性能計算設備，還是用于邊緣計算和物聯網的智能終端，硬件設備都是人工智能在應用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數字巨頭通過研發和應用高性能的專用硬件，如人工智能芯片、服務器集群、智能傳感器等，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優勢。憑借在硬件研發中的技術積累和強大的供應鏈控制能力，數字巨頭不僅能夠聯合其他科技公司快速推出滿足市場需求的創新產品，還能通過控制關鍵部件的生產和技術標準的制定，使其他企業難以在硬件層面的競爭中與之抗衡。這種硬件壟斷迫使“全球南方”在尋求提升生產效率的過程中，不得不轉向數字巨頭及其主導的供應鏈體系以獲取完善的硬件基礎。這也使得“全球南方”對相關企業的技術依賴在這一過程中同步加深。以生產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的英偉達公司（NVIDIA）為例，2024年，該公司在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和數據中心芯片市場的占有率約為90%，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同時，超微半導體公司（AMD）則幾乎占據了剩余的市場份額。這一市場格局凸顯了來自發達國家的數字巨頭及其合作伙伴在全球市場上近乎壟斷的行業地位。因此，“全球南方”在提升生產效率的過程中，被迫依賴全球領先的數字巨頭所提供的先進硬件設備。這不僅對“全球南方”的技術自主形成限制，還加深了對數字巨頭的持續依賴，從而對自身經濟安全構成嚴重挑戰。

人工智能的數據兼并遏制了“全球南方”的創新能力。對人工智能平臺而言，大量的應用場景和海量的數據是其模型迭代升級的重要“燃料”。數字巨頭若要持續發展并保持競爭優勢，必須通過擴大技術和服務的市場覆蓋面來掌控大量的數據資源，確保模型在各種應用場景中占據主導地位。“全球南方”的市場代表著巨大的數據資源潛力，能夠提供豐富、多樣化的應用場景和用戶數據。同時，相關國家的市場也為數字巨頭提供了測試和部署新技術的試驗場，使其可以在當地的實際應用中驗證和完善其技術產品。因此，相關數字巨頭熱衷于對“全球南方”的科技公司開展并購以擴充海外市場。例如，美國科技公司條紋（Stripe）曾收購尼日利亞的Paystack公司以擴大其全球支付網絡的覆蓋范圍，同時獲取當地的技術和客戶資源。此類并購行為對“全球南方”的創新能力構成了嚴重挑戰。這些國家優秀的科技公司很可能成為發達國家數字巨頭的收購目標，淪為它們的研發資產與擴張跳板，最終不利于“全球南方”實現科技創新與技術趕超。

（二）話語性權力的滲透威脅“全球南方”的社會政治安全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與廣泛應用，智能平臺逐漸融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開辟了多元化的應用場景，成為數字時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設施。在這些多元化平臺的訓練與應用中，人工智能技術對社會大眾的作用范圍和影響效能遠超傳統技術。通過影響“全球南方”的話語敘事和政治文化，數字巨頭及其技術權力對此類國家帶來了更為顯著的社會政治安全威脅。

“全球南方”的社會安全受到數字巨頭與平臺所產生的信息偏見的威脅。社會安全面臨的威脅建立在人工智能的強觸達性之上，即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門檻極低，民眾在無需深入掌握復雜專業知識或編程技能的前提下，就可以有效、快速地運用該技術。在面向廣大群眾的消費領域中，人工智能平臺能夠通過“母國中心”式的概念解構或算法偏見等方面形成話語性權力，快速影響當地的社會文化。“全球南方”的用戶所接收到的信息大多是數字巨頭基于發達國家的數據與知識體系訓練而成。這不僅意味著信息的傳遞受制于發達國家既有知識框架，還可能導致信息在傳輸過程中出現簡化、篩選甚至是刻意扭曲等現象。例如，在向ChatGPT詢問“什么是西非文化？”的問題時，其回復多將西非文化從土著宗教和部落結構等方面進行界定和分類。這一回答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部分發達國家和數字巨頭以西方傳統意識形態和宗教認識來解讀區域文化的固有邏輯。隨著人工智能的強觸達性和影響范圍不斷擴大，此類信息偏差更容易、更快速地被“全球南方”的民眾獲悉。這不僅削弱了其國內的文化認同和社會凝聚力，還可能引發誤導性的社會敘事，扭曲公眾對本國歷史文化與社會現狀的理解，加劇社會安全挑戰。

“全球南方”的政治安全同樣受到人工智能平臺構建的錯誤政治信息的威脅。在這一過程中，數字巨頭開發的人工智能系統有可能成為一些意圖不良者的操縱對象，進而加劇政治動蕩與不穩定性。一方面，政府公信力可能面臨深度偽造技術（Deepfake）所制造的虛假話語敘事挑戰。一直以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建立在真實、透明和負責任的基礎之上。然而，深度偽造技術能夠生成高度逼真但內容虛假的涉政媒體信息，直接破壞了這一信任基礎。隨著偽造技術的迭代發展與平臺的快速普及，別有用心者能夠利用大數據和相應算法生成誤導性的政治信息。例如，2019年年初，加蓬部分反政府人士通過偽造總統阿里·邦戈（Ali-Ben Bongo）的新年致辭，質疑官方發布的總統健康信息的可信度。這一行為不僅引發了公眾對政府信息真實性的懷疑，還導致了抗議活動和小規模暴力沖突，挑戰了政府的權威性，造成社會不穩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通過機器學習算法生成的“信息繭房”現象（Information Cocoons），可能對“全球南方”的政治穩定構成嚴重挑戰。政治制度的穩定依賴于社會群體對制度背后的政治文化形成共識。然而，部分行為體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對大量用戶數據進行挖掘和分析，以此深入洞察不同社會群體的心理需求，并為其生成高度個性化、符合認知偏好的政治話語敘事，最終導致國家的政治穩定面臨嚴峻挑戰。例如，在2016年菲律賓大選中，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的競選團隊就曾利用數字平臺上的智能機器人來擴大影響力、定向聚合本黨支持者。此舉使得杜特爾特家族與費迪南德·羅慕爾德茲·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家族之間的矛盾日益激烈。同時，棉蘭老島獨立問題、禁毒行動和“挺杜”媒體等爭議也借助人工智能平臺進一步擴散。當前，菲律賓國內不同派系之間的政治矛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視作“信息繭房”所引發的認同缺失與族群對抗的表現。

（三）制度性權力的壟斷削弱“全球南方”的治理話語權

當下，數字巨頭和發達國家在技術上的顯著優勢，致使制度性權力為其所壟斷，導致“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進程中處于不利地位。這種技術和制度不對稱不僅削弱了它們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能力，還在全球范圍內加劇了安全赤字與治理赤字。

數字巨頭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標準制定上占據優勢。有效的技術治理要求深入理解技術的基礎原理和運作機制。一方面，數字巨頭在人工智能架構和算法開發上的絕對主導地位使其能夠在技術標準制定上發揮領導作用。例如，谷歌的TensorFlow、自動機器學習（AutoML）以及元公司的PyTorch等框架是當前全球最流行的深度學習工具與技術基礎。基礎性的技術框架賦予了相關企業在治理對策咨詢與規則制定上的技術優勢。以谷歌為代表的數字巨頭依托其技術框架優勢主動參與多個國際標準化組織的工作，推動算法與治理的協同與統一。另一方面，數字巨頭在倫理規則制定上的先發優勢使之更容易在治理的價值議題上占據輿論高地。數字巨頭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倫理議題上的先行地位，進而在倫理規則制定上占據主導權。谷歌在2018年公布了其人工智能倫理原則，表明其人工智能的開發將遵循“安全、公平、透明”的技術取向。上述理念在當下人工智能的治理中被反復提及，并內嵌于全球治理的價值之中。由此可見，數字巨頭在人工智能倫理規則制定方面的先導地位，為全球治理框架的構建提供了重要參考。但這一過程也會將數字巨頭的治理理念內嵌入全球治理的標準之中，導致相關全球性規則的制定更符合其利益，進一步強化了巨頭企業的制度性權力。

同時，治理議題的地緣化正持續削弱“全球南方”的發展空間與話語權。當前的人工智能治理已成為各科技大國展開技術博弈的新空間。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通過七國集團（G7）等平臺展開治理合作。相關國家協同發布了《首爾宣言》（Seoul Declaration for Safe, Innovative and Inclusive AI），并將“全球南方”排除在外。此類“小集團化”的治理取向同前期由28個國家共同發布的《布萊切利宣言》（The Bletchley Declaration）存在顯著差異，凸顯了發達國家將人工智能治理問題持續地緣對抗化的演變趨勢，“全球南方”的話語權已然面臨危機。除此之外，數字巨頭在全球范圍內的跨國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了其在技術競爭與規則制定中的壟斷優勢。許多國家正謀求與這些巨頭合作，以提升本國技術水平。但同時，這也意味著它們逐步接受了由數字巨頭主導的技術標準和治理規范，從而在規范議題上形成了對后者的依賴。例如，在與谷歌的技術合作中，肯尼亞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歐主導的治理標準。治理規則的依賴疊加全球技術競爭的加劇，限制了“全球南方”與來自美歐以外國家的數字企業在技術和治理上實現合作的多樣化機會，也禁錮了相關國家的發展機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地緣對抗化的過程中也進一步淪為技術規則競爭的犧牲品。這不僅使其難以自主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和技術治理主權，還意味著數字巨頭的制度性權力進一步擴大。

最終，“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劣勢轉變為其安全治理上的風險隱患。數字巨頭在工具性權力上的優勢將轉化為制度性權力上的壟斷。由于技術發展和規則制定的過程中存在著對數字巨頭的依賴，“全球南方”在技術治理問題地緣對抗化背景下面臨技術權力不對等和合作選項受限的雙重挑戰。這些國家在國際治理談判中往往無法提出真正符合自身利益的觀點和聲音，導致其安全利益被忽視或埋沒。

四、安全挑戰與“全球南方”對技術權力的政策應對

面對數字巨頭和人工智能技術權力的擴張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戰，“全球南方”不得不主動地采取應對措施，試圖在追求產業紅利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實現微妙平衡。

（一）以自主多元的產業發展政策確保經濟安全

人工智能帶來的產業紅利促使“全球南方”希望引入和發展該項技術，加速推動本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從而在全球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技術的引進以及由此引發的依賴同樣也是數字巨頭發揮工具性權力的過程，這無疑會對“全球南方”的經濟安全產生消極影響。對此，相關國家積極地制定發展戰略、展開多元合作，旨在應對此類挑戰。

“全球南方”主動地制定一系列戰略與政策，通過推動人工智能在本地區的運用與發展來提升維護經濟安全的技術能力。人工智能技術能夠通過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社會福利、擴大勞動內涵等途徑促進經濟發展，顯著提升“全球南方”的經濟實力。在這一背景下，數字巨頭與此類國家之間的合作呈現出一定的上升趨勢。例如，在國家發展規劃方面，沙特阿拉伯、馬來西亞等均已發布本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戰略。其中，沙特阿拉伯計劃設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卓越中心等，加強本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發能力；馬來西亞發布諸如《人工智能政策框架》（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admap 2021—2025）的政策文件。在產業配套方面，部分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入配套設備以換取數字巨頭在當地的技術研發與商業運營。例如，印尼政府將大量資金用于投資信息技術和通信領域的基礎設施，并通過承諾提供稅收優惠、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手段吸引數字巨頭的技術轉移。正是在上述因素的推動下，谷歌公司與印尼政府在數字和智能領域達成了合作，該國的整體技術水平能夠得到提升。相關舉措表明，“全球南方”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持開放和支持的態度，試圖通過與數字巨頭展開合作來確保本國在國際競爭中的產業優勢與經濟安全。

同時，“全球南方”也積極展開更為多元的技術交流，旨在對沖對單一數字巨頭的技術依賴。在人工智能時代，“全球南方”對來自數字巨頭的數據和硬件依賴顯著上升，有限的技術來源使這些國家更容易受到數字巨頭的控制與脅迫。為應對這一挑戰，部分國家同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以及區域性國際組織展開廣泛合作，以豐富技術來源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一方面，“全球南方”積極引入來自美國和歐洲以外的數字技術，豐富其國內技術應用場景，推動技術來源的多元化。例如，非洲各國在數字技術應用上逐步拓展合作對象，除了傳統的西方技術供應商外，中國和印度等國的企業與技術也逐漸進入非洲市場。巴西同中國及俄羅斯的技術合作亦是如此。另一方面，“全球南方”依托其相關區域性國際組織加強域內的技術合作。例如，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國在跨境電子商務、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領域展開深入的技術交流。相關國家努力推動共同研發計劃，促進區域內技術交流和技術水平的整體提升，降低對數字巨頭與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

“全球南方”以更加積極主動的產業發展政策，推進本國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這既體現在主動制定旨在促進人工智能發展的戰略與政策上，又反映在基于本國利益構建多元化合作模式的實踐中。相關國家的目標不僅是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經濟競爭中占據優勢，更是為了減少對單一外部技術來源的過度依賴，降低數字巨頭通過工具性權力影響本國經濟安全和技術主權的風險。

（二）以復合多層的社會治理政策維護社會政治安全

人工智能雖然能夠提高“全球南方”的發展水平，但也給當地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帶來風險挑戰。如何通過本國的治理手段消弭技術權力擴張帶來的社會政治安全威脅是它們需要考慮的問題。“全球南方”的社會治理政策既需面向數據與網絡等基礎要素，也要直接應對人工智能的安全挑戰，逐步構建起復合多層的治理體系。

“全球南方”已經對數字巨頭帶來的數據隱私問題和網絡中立問題表現出擔憂，并嘗試通過嚴格的行政或立法手段進行治理。數字巨頭的話語性權力植根于數據與網絡等基礎要素，“全球南方”對于此類要素進行管制有助于減輕相應安全風險。如在數據安全議題上，巴西等國對包括元公司在內的數字巨頭在數據存儲及跨境傳輸方面的敏感行為表示了嚴重關切。相關政府部門要求這些公司停止向美國總部傳輸本國用戶的個人數據，以此維護公民的隱私權和信息安全。在網絡中立的議題上，印度政府也因擔心元公司旗下Free Basics項目在本國的區別推送會妨礙國內用戶的信息獲取，最終決定暫停Free Basics項目的實施。隨著人工智能的進一步發展，“全球南方”對技術層面的擔憂將不只限于數據安全和網絡中立等領域，技術層面的權力擴張將可能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對相關國家的治理能力和自主性構成更廣泛和深刻的挑戰。

面對數字巨頭話語性權力的直接挑戰，“全球南方”開始以復合多層的社會治理政策維護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一方面，部分國家通過立法或行政手段限制數字巨頭及其技術平臺在本地的業務運營，以確保國家安全。例如，白俄羅斯和埃塞俄比亞等國已對ChatGPT的使用場景進行了嚴格限制，防止其潛在風險影響國內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另一方面，一些“全球南方”國家采用技術和商務雙重手段，試圖降低人工智能生成的錯誤信息對社會政治安全的消極影響。在技術手段上，坦桑尼亞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展開技術與人員合作，強化人工智能生成信息的可解釋性。在商務手段上，巴西政府與元公司、谷歌等數字巨頭展開一系列商務談判，要求相關方制定平臺責任協議，以減少假新聞和自動生成的誤導性內容對政治選舉和社會輿論的干擾。嚴格的監管措施和本地技術創新的結合，使得這些國家能夠在面對數字巨頭的技術權力時保持自主性，進一步保障社會政治安全。

（三）以廣泛多維的國際合作策略增強全球治理地位

隨著人工智能發展以及技術權力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全球南方”面臨的安全風險愈演愈烈，它們也更需要在追求發展利益和維護國家安全之間作出權衡。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通過豐富多維的國際合作，探索有效的應對策略，維護本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與安全利益。

首先，“全球南方”借助多層次的發聲機會，呼吁全球關注人工智能技術的公平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與應用正在全球范圍內加劇生產效率與經濟財富的不平等，導致大量“全球南方”國家面臨更為嚴峻的發展窘境。對此，相關國家的領導人以及技術專家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會議和技術論壇，利用各種機會強調“全球南方”對數字技術的普惠性和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瓦（Lula da Silva）曾在2024年聯合國大會上呼吁國際社會關注全球數字鴻溝問題，并提出將數字技術納入普惠性發展的核心議程。尼日利亞科技公司Flutterwave的首席執行官奧盧本加·阿布拉（Olugbenga Agboola）也在2024年呼吁，來自發達國家的數字巨頭應以更公平的方式投資和支持非洲的數字經濟生態，構建普惠性的發展框架。

其次，建立人工智能的區域治理規范是“全球南方”應對數字巨頭與發達國家制度性權力的關鍵路徑。由于區域性國際組織或相關合作機制在地理空間與社會文化上存在相似性，“全球南方”國家可通過這些機制協同制定更符合本地區的治理法規和技術標準。當前，東盟成員國已經推出了《東盟數字一體化框架》，以期實現技術標準在區域內的對齊。在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的引領下，智利與巴西等國通過協同合作嘗試制定人工智能地區治理的指導原則。上述監管規則使得人工智能治理同本地區的社會文化更為契合。相關治理合作既有助于提高治理規則的有效性，提升對數字巨頭的監管效率，又能夠從區域的整體視角增強相關地區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話語權。

再次，“全球南方”通過同數字巨頭和發達國家開展對話，力求在充分借鑒基礎上構建維護本國利益的治理機制。“全球南方”國家秉持審慎態度，以本國和本地區的發展現狀為基礎，通過交流和借鑒吸收數字巨頭與發達國家的治理經驗，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規則框架。如東盟在制定《東盟人工智能治理與倫理指南》（ASEAN Guide on AI Governance and Ethics）的過程中，廣泛借鑒了包括歐盟發布的《人工智能領域監管沙盒報告》（Regulatory Sandbox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內的技術治理實踐，并在結合區域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了適合東南亞多樣性需求的應用方案。

（四）案例分析：印度與谷歌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安全博弈

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員，印度在人工智能開發與應用方面起步較早，但同樣面臨著來自數字巨頭及發達國家的技術權力擴張和安全威脅。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技術主權，印度政府采取了包括產業支持、規則制定與國際合作在內的多重手段，力求將技術發展及其安全影響掌控在本國手中。

印度面臨的硬件壟斷與數據兼并問題挑戰著其經濟安全，促使印度采取更為自主的產業政策壯大自身實力。在硬件設備方面，谷歌公司的張量處理單元（tensor processing units）在全球運算設備中占據主導地位，導致印度企業和研究機構極度依賴租用這些資源進行運算。在數據領域，谷歌大幅度投資和收購人工智能驅動的初創企業，如2017年和2018年的Halli Labs與Sigmoid Labs并購案，旨在加強公司在新興市場的技術能力和用戶覆蓋。這種跨國并購不僅對本地創新產生消極影響，還加劇了人才外流和創新乏力的問題，極大地威脅著印度的經濟安全。面對上述問題，印度制定了與人工智能相關的發展戰略。一方面，印度以“印度制造倡議”（Made-in-India Initiative）為牽引，努力布局半導體的本土化來源。印度政府推出了100億美元的激勵計劃，并與美光（Micron）、三星（Samsung）等硬件制造商展開談判，鼓勵多元的外國公司在印度本土投資設廠。另一方面，印度加強數字巨頭對科創公司并購的管理，以保護本地區的技術創新生態。在谷歌試圖收購印度數字經濟領域的初創公司時，印度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India）就曾明確要求該并購不能損害本地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發展潛力。

在人工智能時代，印度在社會穩定與政治安全方面面臨的挑戰迫使其采取更為完善的社會治理政策。人工智能對印度社會的影響不僅限于網絡與數據安全，還包括技術平臺帶來的廣泛社會影響。在數據隱私與網絡安全方面，印度政府曾質疑谷歌的數據采集模式，擔心這些數據可能被用于創設不利于印度的話語敘事。對此，印度通過《個人數據保護法案》（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和《數字印度法案》（Proposed Digital India Act 2023），要求跨國公司在印度境內存儲與運用關鍵數據時需要接受審核，以確保數據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同時，谷歌旗下的油管平臺（YouTube）曾在2019年印度大選期間推出大量未經驗證的信息視頻，引發社會的緊張與對立。針對這一問題，印度相關部門多次要求谷歌等數字巨頭加強對人工智能算法及偽造內容的審核，并通過引入相關監管法律對平臺算法進行更嚴格的監管。

面對人工智能時代數字鴻溝加劇和治理代表權不足的現狀，印度力求提升本國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地位，并以此保障自身國家安全。一是依托國際論壇等發聲平臺發出有關人工智能治理的呼吁。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上對人工智能發展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表示擔憂。二是與“全球南方”國家展開合作。印度與巴西、非洲國家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領域開展合作，并與東盟就數據隱私和網絡安全政策進行對話，共同支持地區性數字治理框架的開發。三是同谷歌等數字巨頭開展技術研發與社會治理對話。在印度教育部的支持下，谷歌與印度政府合作推出了一項面向學生和教育工作者的人工智能培訓項目，旨在提高本地人才的技術治理能力。同時，在印度國內治理機制的制定過程中，谷歌參與了政府有關部門關于人工智能倫理框架的政策討論，以確保該技術的應用更具公平性和透明度。

結論與思考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進步，技術權力的概念內涵正經歷深刻的重塑與擴展。回顧技術發展與知識結構演變的歷史，傳統意義上的技術權力主要體現為行為體對關鍵技術和稀缺資源的壟斷與掌控，并通過知識信息的應用對國家傳統安全領域造成影響。然而在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權力的范疇已遠遠超越資源壟斷的單一維度，演化出了工具性權力、話語性權力以及制度性權力等多重內涵。此外，與以往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不同，當前人工智能領域的核心技術及資源高度集中于少數數字巨頭手中。這些巨頭從發達國家的國內環境中汲取競爭優勢。它們在“全球南方”的商業活動實質上構成了技術權力的施加過程，進而對相關國家的國家安全產生了更為深遠且復雜的影響。

一方面，“全球南方”面臨日益嚴峻的“數字殖民”和技術依賴現象，對相關國家的國家安全與治理話語權構成了嚴重挑戰。隨著數字巨頭逐步擴展全球業務，其在“全球南方”的技術權力愈發凸顯。當前，僅少數幾家跨國企業主導了關鍵的人工智能技術。這不僅使得相關國家在技術上受制于人，還在經濟上高度依賴大型科技企業提供的技術服務和產品，對其經濟安全造成威脅。這種依賴不僅限制了“全球南方”的自主創新能力，還削弱了它們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導致其在國際舞臺上“失語”。由此，技術與制度的依賴使得人工智能的應用轉變為一種持續的“數字殖民”形式。長遠來看，這將會形成一種“鎖定效應”，嚴重制約國家的技術主權和國家安全。另一方面，數字巨頭依托技術權力對社會穩定與政治安全的影響日益加深。人工智能技術的高度集中化，使少數巨頭掌握影響全球信息流動、經濟模式和社會結構的關鍵工具。它們掌控數據、算法和計算能力，對市場社會與國際制度的影響力日益擴大，成為有別于主權國家的另一類權力中心。同時，數字巨頭能夠通過話語性權力威脅“全球南方”國家的社會政治安全，影響各國的公共政策、社會輿論，甚至是選舉等政治議程。一系列變化使得傳統的國際關系格局受到沖擊，也導致主權國家與數字巨頭的權力博弈更加復雜。

未來，人工智能技術和平臺仍然將快速發展，數字巨頭對“全球南方”的技術競爭與安全影響也將更加凸顯。“全球南方”、數字巨頭乃至發達國家等多元行為體更應在全球舞臺上發揮積極且具有建設性的作用。在技術發展與應用的過程中，多元行為體應深刻認識到“人”作為核心價值的地位，倡導以“全人類福祉”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將人工智能技術有機融入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框架之中。總的來看，人工智能的技術成果應成為全人類共享的財富，其目標不僅僅是提升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生產力水平，更應推動全球生產力的整體躍升，進而構建一個更加公正、和諧的國際秩序。

03

廣而告之

（2025年3月23日）

大外交青年智庫“3個月精讀15本書”挑戰報名通知

挑戰時間：2025年4月1日-6月30日

挑戰內容：精讀15本20萬字（或單詞）及以上書籍（教材、工具書等除外），按計劃完成閱讀并提交千字原創讀書心得。

押金規則：300元/人，成功者全額退還押金并共享圖書獎勵基金（押金池40%）；未完成者淘汰且押金不退。

報名方式：

1、時間：2025年3月19日-31日23:59

2、聯系：添加王蓋蓋（微信號：GDYT-2017），備注“閱讀挑戰-實名姓名-單位/院校-學歷”，審核后支付押金并提交書單。

3、入群：加入挑戰社群，熟悉打卡規則。

4、主辦：大外交青年智庫（GDYT）

04

東盟觀察

駐新加坡大使曹忠明會見亞太經合組織秘書處新任執行主任佩德羅薩

2025年3月18日，駐新加坡大使曹忠明會見亞太經合組織（APEC）秘書處新任執行主任佩德羅薩。曹大使祝賀其就職，強調中國高度重視APEC作用并支持秘書處工作。中方將于2026年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愿與各方加強合作落實2040年布特拉加亞愿景，推進亞太共同體和自貿區建設，促進區域經濟增長。佩德羅薩表示APEC是亞太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合作機制，承諾為各層次活動提供支持，并高度肯定中方2001年、2014年兩次辦會成果，對2026年會議成功充滿信心。

05

《非暴力溝通》

作者：〔美國〕馬歇爾·盧森堡

譯者：阮胤華

出版社：華夏出版社

06

蓋觀定論

07

大外交青年智庫（簡稱“大外交智庫”）（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創辦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社會/青年智庫，總部在中國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庫、中國首家青年智庫，創始人是王蓋蓋。GDYT一直堅持“只有修煉好內功，才能放心去實戰”的發展理念，從2017年創始初期穩扎穩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創評論組（于2022年改組為《智本青析》編輯部）并創辦《智本青析》電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開設分支機構即海南大外交學會（GDYT HN），同年成立青年發展研究院，該中心在2019年創辦“大外交青年發展與實踐啟航項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創辦“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講座項目”至今；2020年成立應試就業研究院并創辦《真題解析》付費專欄；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決策咨詢公司，集中研究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海外利益分析與保護、青年外交與青年發展、區域國別與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與全球治理等事務；2021年成立外文編譯評議組并創辦《大譯編參》電子刊至今（該編輯部于2022年創辦《每日信報》微電子日刊），同年成立區域國別研究院（該院于2022年創辦《新國別簡報》欄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數據中心、全球治理研究院（該院于2022年創辦《鴻士論天下》欄目）、國家安全研究院、黨的理論創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專訪項目（青坊談、最有影響力人物訪談、21世紀中國外交天團、學人專訪等）整合為《與名人對話》欄目，組建“青年智庫特種部隊”全職高精尖部門（該部門于2023年創辦《中華內參》內刊）和全球范圍內的“大中華菁英圈”（該共同體于2024年創辦《全球統戰》內刊），開啟“Smallibrary·小書屋”全球青年閱讀挑戰計劃（該計劃于2022年創辦《智庫書屋》欄目），運營新知太學（網絡）書院（該書院于2022年創辦《線上共讀》欄目）；2023年，成立全球創業研究中心、全球灣區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數字經濟研究院、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開設分支機構“香港大外交學會（GDYT HK）”，創辦“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國際人才交流平臺，創辦“灣山友（WSY）”戶外爬山徒步讀書研討國際精英俱樂部；2024年，成立新型智庫研究院、企業出海研究院（整合全球創業研究中心、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等三大中心于一體）、“荔林讀書會（LOC）”（整合“國關讀書會”“華灣讀書會”“灣山友讀書會”“全球4%讀書會”等四大讀書會于一體）等。GDYT從2021年以來，多次舉辦全國（含全球）青年國際問題學術研討、思想交流、政策分析與企業出海等活動，如“國際問題研究型青年智庫發展模式探索論壇”、“新型國際問題青年智庫建設與發展論壇”、“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最佳辯手論壇”、“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系列講座”、“國際問題/區域國別學術研討會（GDYT·ISAS）”系列活動、“《與名人對話》系列采訪活動”、“《鴻士論天下》系列講座活動”、“新時代中國國際戰略高端論壇與菁英論壇”、“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系列活動、“GDYT與國際知名學者對話”、“灣山友俱樂部粵港澳國際精英戶外實踐交流”系列活動、“荔林讀書會”國際前沿思想沙龍等等。自創辦以來，GDYT一直致力于“讓壹億中國大外交青年智慧與方案被全球看見”，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為實現個人、企業、社會、國家和世界和平發展而奮斗，至2021年底，已發展成集專家顧問、研究員（含高級）、特約研究員（含高級）、助理研究員、編譯評議員、時政評論員、實習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國際人才體系（200人）的樣本標桿青年智庫，聚焦中國與全球大外交領域青年的原創方案、發展計劃和外交延伸等助力與服務，在“對照全球外交發展、對接世界高端智庫、對比新型平臺建設”的三原則指導下，為中國的外交與安全發展貢獻青年力量和方案，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提供內參、為企業國內外發展提供商業咨詢、為國際問題智庫建設提供調研路徑、為非政府組織及個人提供咨詢等服務，被海內外青年譽為現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腦集中營、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庫的開創者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