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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開戰前夕，日軍于1942年12月3日給中國派遣軍下達命令：“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在攻略南方要域的同時迅速處理中國事變。”

除作戰之外，“實施對華謀略以促使抗日勢力衰亡”，尤重視在經濟力量的“現地自活”即就地補給，“加強就地自給方針，積極取得、利用占領區內外之資源，盡力增強我之戰力”。

該規定同過去所規定方針，特別是同最近的1941年8月所確定的任務方針相比較，有如下的區別和變化：

第一，改原定“摧毀敵之抗戰意圖”為“盡力擊破敵之抗戰力量”，信心已明顯不足。
第二，華南地區第二十三軍任務歷來是遮斷敵之補給線，這次為配合對香港的進攻，其任務規定為與各軍相同的“強化對敵封鎖，摧毀敵之繼續作戰企圖使其衰亡”。
第三，歷來重視的“隨時實施對中國沿岸要點以封鎖為目的的作戰”，以及“適時實施航空進攻作戰，防止敵空軍再建，同時壓制或襲擾敵之戰略及政略中樞，并努力遮斷其補給”等要點由于航空及海軍兵力不足，而未再明確強調。
第四，作戰與占領地范圍擴大，原準備棄守的宜昌與襄西地區不再放棄，守護揚子江交通段也從武漢以下擴大到岳州以下。

從上述變化可見，日軍在不顧國力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同時，還竭力擴大和強化侵華戰爭，使日軍的侵華戰略發生新的搖擺。

1、強弩之末的日軍

基于以上戰略，日軍在太平洋開戰之后，也在中國戰場發動了新的作戰。在華北戰場，日本調集重兵，展開新的治安強化運動，強化對各根據地的嚴酷掃蕩，在正面戰場發動了一系列進攻，其中以武漢的第十一軍為主力對長沙的進攻為最重要的作戰。

其簡況是：

1941年12月24日，為配合對香港的進攻，牽制試圖南向援助英軍的中國軍隊，同時洗雪前兩次攻打長沙未遂的恥辱，決定實施第三次對長沙的進攻作戰。日軍調集第三、第六、第四十等師團及獨立混成第九旅團等部共約12萬人投入作戰，并得到第三十四師團、獨立混成第十四旅團等部在贛北地區的策應支援。中國方面集中兵力約37個師進行抗擊。

日軍最初所訂作戰目的是配合香港攻勢作牽制性作戰，后中途擴大作戰目標，企圖攻占戰略重鎮長沙，翌年1月1日曾突入長沙一角。中國采取節節抗擊、迂回兩面的戰法，頑強抗戰，最終擊敗了日軍對長沙的攻勢。1月4日，日軍開始敗退，1月15日大體恢復原態勢。

日軍戰史記述對長沙之戰“付出了相當大的犧牲”，傷亡人數為進攻香港的2倍以上；還承認這次作戰失敗，“動搖了一部分官兵的必勝信念”，日軍要恢復作戰“需一年有余”。

第三次長沙作戰而招致失敗，在日軍在太平洋取得一連串勝利之際，猶如一聲棒喝，對日軍影響甚大。第十一軍司令官阿南惟幾不得不就長沙作戰失敗向派遣軍總司令官表示謝罪。

同年4月，美軍飛機空襲了日本東京等城市，降落在中國機場。為阻止中美空軍繼續對日本本土進行空襲，日軍決定自5月開始發動打通浙贛鐵路作戰，以摧毀沿線中國機場。日軍共投入駐華東地區第十三軍主力5個師團又3個混成旅團，駐武漢地區第十一軍兩個師團，東西對進。到7月，東西兩路日軍在橫峰會師，暫時打通了浙贛路，搗毀了衢州、玉山、麗水等飛機場，但日軍付出了巨大傷亡，第十三軍第十五師團長酒井直次在作戰中被地雷炸死。日軍搗毀了幾處中國機場，但無法阻擋中美空軍力量上升，無法改變空中力量的態勢發生不利于日本的變化。

日本在發動太平洋戰爭后，其對華作戰有勝有敗，沒有什么建樹。在太平洋及東南亞戰場雖有收獲，但在5月珊瑚海之戰后亦轉向下坡路。日軍原設想以戰爭解救戰爭，以中國戰場作南進基地，以南進收獲支援對華作戰，而實際是，中國戰場趨向惡化，南方戰場又要吞噬日軍兵力，變成了惡性循環。日軍統帥部所擔心的，在中國戰場的困境中，同時用兵于南方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冒險”，已經變成了現實。

2、空中游擊作戰

武漢作戰之后，由于中國空軍作戰消耗嚴重，后隨蘇聯空軍的逐步撤離，到1940年底中國飛機數量由1937年開戰時的314架降為65架，且多為老舊飛機，幾乎無法繼續作戰。日本取得絕對制空權。

日軍憑其空中優勢即對中國西南、西北等后方根據地進行了長期的大規模戰略轟炸，以打擊中國抗戰力量，動搖中國抗戰意志。日軍的轟炸范圍廣、名目多，包括所謂“鹽遮斷”等專題轟炸在內，共炸城市或要點百余處。尤其是重慶被炸數十次，幾乎被夷為平地。

但是中國繼續堅持包括空中在內的各方面抗戰。在日機轟炸之高潮中，1940年正式宣布重慶為陪都，致使羅斯福在一次爐邊談話中說：“偉大的中國人民遵受了劇烈的損失；重慶已經幾乎炸平—一然而它仍然是打不垮的中國的首都。”

另一方面更挖掘潛力，努力購置飛機恢復空軍力量。1941年7月國民政府聘請一批美國志愿人員，正式成立美國飛行員志愿大隊，由1937年來華的退伍上尉陳納德任指揮官，初編練3個中隊，陸續購置有P-40戰斗機125架，此即“飛虎隊”。1941年春，美國國會通過了對華援助租借法案，補充飛機陸續到達，同期又從蘇聯補充轟炸機100架、驅逐機148架。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中國飛機數量已得到基本恢復，飛機性能亦較日機為優。

日本對中國空軍力量的恢復極為警覺，1941年8月12日大本營曾要求駐華軍隊：“有跡象表明中國空軍正在美國支援下重建，應適時實施航空進攻作戰，盡力加以阻止。”同時調派海軍中型攻擊機約200架抵漢口，準備對重慶發動進攻作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大陸日軍飛機抽調太平洋戰場。留大陸戰場的飛行部隊仍有：

第一飛行團司令部、飛行第四十四戰隊，第二十九獨立飛行隊本部、獨立飛行第六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三、第十、第十八中隊等部。此時，日空軍投入華北地區治安肅正作戰、第三次長沙作戰、浙贛作戰等戰役，對西南內地的轟炸暫時停止。

因為日本空中力量對比中國空軍仍占優勢，國民政府擬定了《空軍游擊計劃大綱》，自1942年初對日軍展開靈活的“空中游擊作戰”，小編隊奇襲與大編隊出擊相結合，利用機場多、地域廣的特點，轉場迅速，飄忽不定，轟炸日軍機場和其他軍事目標，反擊日本空中作戰，攔截日軍轟炸機隊，等等。

由于中國飛行員斗志頑強，美軍飛行員技術較好，飛機性能優越，取得了很大戰果。同年7月美國援華一個戰斗機隊和轟炸機隊來華，同第二十三航空大隊等部共組為援華空中特遣隊，在此基礎上于1943年3月成立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為司令。空軍力量又有增強。

日本被迫向大陸繼續補充空中力量，7月調南方軍第三飛行師團，歸隸中國派遣軍，強化大陸上空作戰，并協同華北、華中等地區地面作戰，還計劃用為進攻四川的突擊力量。

1943年9月22日，日本計劃在年產飛機兩萬架的基礎上，擴充飛行部隊200個飛機中隊，同時決定在中國設置第五航空軍，以對付日益增強的中美空軍。隨著日軍太平洋戰場形勢惡化，盟軍展開反攻，日本空軍作戰任務也發生了變化，1943年2月27日大本營對派遣軍任務規定：“在擊破在華敵空軍的同時，防止敵軍對帝國本土空襲之企圖。”

翌年進行的一號作戰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攻擊西南、華中等地區的中國空軍基地，防止中美飛機利用中國機場轟炸日本。

3、制空權的轉換

中美空軍發展所面臨的困難很大，除了面對優勢日本空軍作戰，還須解決嚴重的補給障礙。如航空用油及零配機件都嚴重缺乏。依靠駝峰線運到昆明的補給品，需用汽車裝運到貴州的獨山，轉用鐵路運至衡陽等前線機場。

在貴州山路的汽車燃料主要為酒精，運一噸補給品到前線機場需8個星期，途中損耗較大。據統計在上海投擲一噸炸彈，需從美國運18噸物資到印度港口；在中國境內空運汽油，每運一加侖就須消耗一加侖，運到前線每運兩加侖消耗三加侖；從印度港口運汽油到中國西南地區前線基地，總代價是6：1。

B-24重轟炸機機群須飛越駝峰線三次，才能運來一次戰斗所需汽油。但這些障礙都被克服了，中美空軍力量在對日作戰中日益壯大。1943年11月，中美空軍混合團正式成立于桂林，美國向中國增派第二十航空隊，裝備有空中超級堡壘B-29型重轟炸機，B-29機以成都及印度加爾各答為基地。25日，中美空軍對日軍在臺灣的新竹機場首次空襲，翌年6月16日B-29機從成都起飛遠程飛行轟炸日本八幡鋼鐵基地。

到年底B-29機對日本本土及各占領地共投下炸彈3623噸，創下歷史上最長距離的空中轟炸行動紀錄。在空中作戰方面，日軍也遭受了許多慘痛打擊，1943年9月9日侵華日軍空軍最高指揮官、第三飛行師團師團長中菌盛孝中將在廣東上空被中美空軍攔截，座機被擊落，師團長連同作戰主任參謀宮澤太郎中佐、情報主任參謀高田增實少佐等人被擊斃，使日軍深受震動。

不到半個月日軍即制定計劃將第三師團擴編為第五航空軍，翌年2月15日正式編成，以挽回空中頑勢，軍司令官為下山琢磨中將，隸屬于中國派遣軍。

日本大陸航空單位雖然越編越大，但其作戰飛機被殲滅越來越多，雙方力量對比變化迅速，到1944年夏據日軍第五航空軍報告說，中美飛機上升為667架，日本飛機只有220架，雙方比例為3:1，日本失去了制空權。

岡村寧次同年8月轉任第六方面軍司令官，主持攻占廣西的桂柳作戰。他從漢口到衡陽，因懼怕中美空軍截擊，飛行只能早晚進行，而陸路也只有黃昏才安全，故本來只需半天路程，卻花了3天時間才上任到位。

他在回憶錄中說：“但目前制空權竟已全被敵人掌握，對敵機的猖獗活動幾乎束手無策，我方空路交通處境極為艱難。”

日本在大陸上空的困窘于此可見一斑。

中國本是近代化途中的后進國家，工業落后，20世紀20年代雖曾試產飛機，但基本上無法自產。而日本飛機年產數千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實行傾斜式飛機生產，1943年年產達1.6萬架，1944年達2.8萬架。

但是，中國軍民實行長期堅決抗戰，正義的反侵略戰爭贏得蘇、美及其它大多數國家支持，終于改變了空中戰場的態勢。中國廣大的耕作于田隴的普通民眾，也為這一戰略態勢轉變提供了直接的貢獻。

在中國戰場上同日軍搏斗多年的美國空軍指揮官陳納德說：

“不論日機在中國機場跑道上炸多少洞，一大群中國民工在幾點鐘內即可把它們修好。有一次桂林遭空襲后，45個大洞在兩小時內就填好了。日本轟炸這些飛機場唯一的有效辦法是奇襲中美空軍機場上的飛機，可是中國人的警報網使這件事簡直行不通。”

又說：

“那些瘦削而有力的中國民工們是第十四航空隊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論日軍攻占了多少飛機場，美空軍仍舊能夠繼續活動。中國人幾乎隨處都能迅速地建筑飛機場。這樣，第十四航空隊就如一條怪蛇，日軍毀了一個飛機場，就有兩個新飛機場產生了。”

建筑在極不對稱的中日工業基礎上的空中力量對比，終于翻了一個倒轉。1940年日本在大陸上空握有絕對制空權，中國的空中力量接近為零，到1943年日本飛機產量接近兩萬架，中日雙方力量卻接近平衡；1944年日本飛機產量達歷史最高水平，但“制空權逐漸落入敵手”。

日本在空中力量方面的態勢逆轉，是日軍戰略逐漸崩潰的一個重要反映。

4、“殖民解放”的旗幟

日本為加強對其龐大的占領地區的殖民統治，打出“殖民解放”的謀略旗幟，把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描繪為把亞洲從歐美殖民者手中解放出來。

東條英機首相還在其演說中稱：

“使大東亞各國及各民族各得其所，根據以帝國為核心之道義，謀求確立共存共榮之秩序。”

在這“解放”與“共存共榮”旗幟之下，又公開鼓吹實行暴力與征服。

東條1942年1月21日在第79屆議會上演說的施政方針，由《朝日新聞夕刊》登載：

第一條：“在使英美屈服之前應把戰爭進行到底”，第七條：“重慶政權必須徹底加以擊碎”，第九條：“國內施政首先必須以作戰第一原則為指導方針，增進并強化完成戰爭之能力為先決條件，必須作到軍隊、政府和民眾一致，集中總體力量”。

在“解放”與“新秩序”的旗幟之下，日軍決定集中和統一各方面力量，對占領區政治與行政方面加強實質性的殖民控制。1942年2月，日本陸海軍、興亞院和企畫院聯合研究“關于規劃和實施對大東亞各國及各地區的各項政策的綜合責任官廳”，經過半年多的準備，9月1日內閣會議通過《大東亞省設置案》，其宗旨規定為“集中發揮大東亞全區的總體力量以增強戰斗力”。

11月1日正式通過《大東亞省官制》，設置大東亞大臣，由文官擔任。

其第一條規定職權范圍：

“大東亞大臣負責實施有關大東亞地區（日本本土、朝鮮及樺太除外)之諸般政務（純外交除外），保護帝國在該地區內對各國的商事，并管理有關在該地區各外國僑民與帝國臣民有關事務，以及關系到該地區的移民、海外拓植事業和對外文化事業等有關事務。”

日本在該地區原駐外交官，在上述事務處理問題上應受大東亞大臣的“指揮和監督”，大東亞省的行政機構下轄四局：總務局、滿洲事務局、中國事務局、南方事務局。

另設大東亞聯絡委員會。大東亞省的設置，企圖調整原興亞院與外務省派出的雙層機構，將拓務省、對滿事務局、興亞院和外務省的東亞局、南洋局全都并入大東亞省，廢興亞院官制。按上述規定，除少數“純外交”之外，外務省不再擔負上述大東亞地區內的外交政務，權力被削弱，東鄉外相由此而辭職表示反對。

大東亞省這一機構實際也未能真正掌握所規定在該地區內的政務，按上述官制第19條規定：“大東亞省應同陸海軍策應合作，執行有關大東亞地區內占領地行政事務。”實權顯然由軍部控制，所以大東亞省的設置，對于日本國內來說是由軍部進一步剝奪了政府在殖民地的行政權力。

陸軍還進一步要求由各地軍司令官兼任駐在地區（國家）大使，由于海軍方面加以反對而未能實現。對于被占領地區的國民來說，一旦被日軍占領，雖然掛著“新秩序”與“解放”的招牌，但實質已為日本之一行政區，不再具有普通意義的外交關系，因為《大東亞省官制》已經從實質上使“大東亞地區之外交官和領事…乃是披著外交、領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員”。

所以大東亞省的設置是日本伴隨太平洋戰爭的作戰行動而展開的一個重要的殖民政治步驟。

5、日本殖民體系的形成

大東亞省設置于中途島戰敗、即太平洋戰爭走向下坡路之時，目的是協助挽回戰爭頹勢。隨著戰爭態勢的進一步惡化，大東亞省的活動以及對各國的政略也有新的變化。1943年5月29日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和5月31日御前會議制定《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其方針第一條規定：“帝國為完成大東亞戰爭，集結以帝國為核心的大東亞諸國家諸民族，進一步整備和強化政略態勢，堅持戰爭的主動性，以適應世界形勢。”增強了謀略色彩。

其第二條規定大東亞政略與侵華戰爭關系：“整備政略態勢，應以強化諸國家諸民族對于帝國的戰爭合作，尤以中國問題的解決為基本著眼點。”

基于上述想法，日本10月30日同汪精衛政權簽訂了《日華同盟條約》，幾天后又召開“大東亞會議”，將日本同各傀儡或親日政權排列座次如下：

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汪兆銘；泰國內閣總理鑾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菲律賓共和國總統何塞·P·拉烏雷爾；緬甸國內閣總理大臣巴·莫。

作為旁聽的是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斯帕斯·欽德拉·鮑斯。泰國首相鑾披汶原定參加會議，但由于日本召開會議目標在于“世界性宣傳效果”，而國內的反日氣氛高漲，故拒絕參加，致使日本曾決定“以實力解決”泰國問題。

會議通過所謂的《大東亞共同宣言》：

“然而，美英為本國的繁榮，壓迫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尤其對大東亞進行貪得無厭的侵略與剝削，逞其奴役大東亞的野心，終于從根本上破壞了大東亞的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原因就在于此。
“大東亞各國相互合作，完成大東亞戰爭，使大東亞從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保全其自存自衛，根據下述綱領建設大東亞，以期為確立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1）大東亞各國同心協力，確保大東亞的安定，以道義為基礎建設共存共榮的秩序。
（2）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各自的自主獨立，以實現互助敦睦，確立大東亞的親睦友誼。
（3）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各自的傳統，發揚各民族的創造性，以提高大東亞的文化。
（4）大東亞各國在互惑原則下緊密合作，以求發展經濟，增進大東亞的繁榮。
（5）大東亞各國敦篤同世界各國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種差別，普遍交流文化，進而開放資源，為世界的進步作出貢獻。”

宣言繼續提出所謂“相互尊重各自的獨立自主”，“實現互助敦睦”，“親睦友誼”，“消滅人種差別”等虛偽口號，同時強調各國應“同心協力”、“緊密合作”以“使東亞從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企圖將各仆從國繼續捆綁在日本的戰車上。

通過大東亞會議的召開，日本安排和改組了大東亞殖民體系。

朝鮮和中國臺灣作為日本所屬版圖之一部分，不在大東亞會議之列。

整個大東亞殖民體系共分三個層次：內層以日本本土及其控制的朝鮮和臺灣為核心，中層即日滿華體制，外層為太平洋開戰后的占領區。

其中日滿華體制是日本殖民體制的基本骨架，亦是其核心與外層之連結與過渡。因此，不管各方向戰事多么劇烈和復雜，分割侵占東北并征服中國，為日本整個大東亞殖民政策的根本要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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