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英國派遣3個旅的1.4萬余人，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21艘戰艦，80多架飛機加入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成為除美軍外出兵最多的西方國家。

這種軍事參與更多是英國為維系英美特殊關系而做出的政治姿態，實際上暴露出曾經煊赫一時的“大英帝國”在戰后國際格局中的尷尬處境。

時任首相艾德禮雖對美國的遠東政策存有異議，但在杜魯門政府壓力下不得不妥協。但他們卻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把柄握在新中國手里。

那就是位于南海之濱，與中國大陸只隔了一條深圳河的香港，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的“皇冠明珠”，也是帝國最后的遮羞布，其經濟命脈卻與大陸緊密相連，可以說“香港亂不亂，新中國政府說了算”。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解放廣東時，按照四野的戰斗力，只要華南局一聲令下，只需要幾個小時就能掃平在香港的英軍，然而解放軍卻并沒有行動。

1950年代的香港街頭

按照毛主席等領導人的高瞻遠矚，之所以放著香港不收，一是要在新中國面臨西方封鎖時保留一個與西方對話的窗口，二也是讓英國人有所忌憚，不敢完全按照美國的思路與中國為敵。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后，以時任港督葛量洪為首的港英殖民政府官僚左右為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香港對內地貿易額占其總貿易量的37%，大陸輸送的糧食、日用品占香港民生需求的60%以上。

美國主導的對華全面禁運政策，實則將香港置于兩難境地：若嚴格執行禁運，香港將喪失轉口港地位；若陽奉陰違，則可能招致美國制裁。

這種矛盾在1951年5月聯合國對華禁運決議通過后達到頂峰，港英當局被迫頒布《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卻暗中保留“例外許可”制度。

當時的港英政府官員非常清楚：“我們不得不在華盛頓的強壓與香港的現實間走鋼絲。”檔案顯示，1951-1953年間，香港對中國大陸“非戰略物資”出口額逆勢增長23%。

抗戰勝利后香港的碼頭

包括紡織品，藥品，鋼材，汽油、煤油、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灰色物資”通過復雜報關程序持續北上。

更有甚者，港英政府海事處還眼開眼閉地為有關系的特定商船簽發了“特別通行證”，這些船只夜間出港后關閉應答器，沿大嶼山西側隱秘航道駛向澳門。

相較于香港的掣肘，葡萄牙治下的澳門因其中立地位成為突破禁運的關鍵節點。澳葡當局巧妙利用《中葡友好通商條約》遺留條款，將貿易管制標準設定為“非軍事用途物資”。

這種政策模糊性催生出獨特的貿易生態：1951年澳門注冊的貿易公司數量比1951年激增，南光公司、南華公司等中資機構通過隱秘的控制布局，構建起覆蓋東南亞的采購網絡。

南光公司的運作堪稱隱蔽戰線的典范。其澳門總部設在殷皇子大馬路一棟不起眼的騎樓內，通過何賢、馬萬祺等愛國商人的社會關系，建立起三套獨立運作系統：

何賢，人稱澳門的“影子總督”

采購組以“南洋貿易行”名義接觸供應商，運輸組通過“廣昌船務”調度船只，結算組則利用澳門銀號進行離岸資金清算。

為規避檢查，重要物資往往采取“二次包裝”策略，例如將五金器材標注為“農具配件”，抗生素偽裝成“魚肝油制劑”，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在這場貿易博弈中，霍英東的創業史堪稱時代縮影。出身疍戶的霍氏家族歷經海上劫難，1923年一場臺風奪去霍英東兩位兄長性命，1930年霍父病逝時全家僅留下幾件破舊漁具。

霍母劉氏帶著三個子女上岸后，在灣仔堅尼地道搭棚棲身，靠替人縫補度日。但所謂患難出英雄，小小年紀的霍英東在皇仁書院半工半讀期間，已展現出商業天賦：他承包校園汽水銷售，通過“買十贈一”的策略日銷百瓶。

抗戰勝利后，霍英東用母親典當首飾換來的幾百港幣起家，購置了一艘沒有任何動力裝置的小帆船搞起海上運輸，朝鮮戰爭爆發時，27歲的霍英東剛組建“信德船務”。

霍英東和大太太呂燕妮

憑借對海況的熟悉，他率先發現澳門貿易機遇：從新加坡采購橡膠經馬六甲海峽運至香港，改裝上漁船后夜航澳門，每航次利潤可達300%。

隨后，霍英東的運輸業務發展到柴油，因為柴油比水輕，所以裝柴油的船只吃水很淺，行駛在海上時別人看不出里面裝了什么東西，在時局并不穩定的東南沿海相對安全。

為應對海上風險，霍氏船隊獨創了“三船聯保”機制——領航船配備望遠鏡偵察，運輸船裝載加固鋼板，護航船安排武裝人員。

一開始霍英東并不知道，他所運輸的橡膠、柴油這些物資背后的主要買家，是由我黨華南局直接控制的“南光公司”。

而霍英東由于運送這些“禁運”物資的次數多，而且價格公道，到貨及時，因此引起了南光公司負責人的注意和重視，并列為可靠合作伙伴之一。

左起：馬萬祺、柯正平、陳浩然、何鴻燊

當然，運輸這些稀缺物資的航線絕非一帆風順，由于霍英東的船只運輸貨物的類型比較特殊，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他們勾結港英政府，炸沉了一艘霍家的貨船以示警告。

又有一次，另一艘貨船也被殖民政府的水警船撞沉，可謂損失慘重，但彼時霍英東已經知道了自己在做什么事，會遭遇何種風險，因此毅然決然地堅持下下來。

面對港英當局和國民黨特務的阻撓破壞，霍氏船隊將傳統帆船改造為混合動力，保留風帆作為偽裝，實際依靠改裝的美制GMC發動機驅動。

貨艙設計更是充滿智慧：雙層底艙注水調節吃水深度，夾層填充軟木保證意外沉沒時的浮力。

最精妙的是移動貨倉系統，船員將貨物分裝于可拆卸鐵箱，遇檢查時能快速沉入預設海底坐標，待風險解除后打撈。

1949年的港英警察和國民黨士兵

這種技術創新使霍氏船隊運輸效率提升3倍。1952年高峰期，其船隊每月完成20航次，運輸量占澳門轉口貿易的15%。

南光公司檔案記載，霍英東在1951-1953年間累計運送橡膠5000噸、鋼材1.2萬噸、藥品400余箱，這些物資在天津港卸貨后，經鐵路秘密轉運至丹東前線。

當然，白道的人還好對付，不擇手段的黑道則更加麻煩，弄不好連人帶船都有危險。

珠江口，從香港到澳門大約有60海里的水路，這片被殖民者割裂的水域，此刻正游弋著三方勢力：懸掛米字旗的港英巡邏艇、漆著青天白日徽的國民黨炮艦，以及被稱為“大天二”的亡命之徒。

這些由國民黨潰兵、海盜和黑幫分子組成的武裝集團，如同嗅到血腥的鯊魚群，在航道上肆意掠食。

50年代的澳門

他們裝備著美援M2重機槍和日制魚雷艇，連港英的水警都要避讓三分，而澳葡當局更是敢怒不敢言。

1950年冬天某日，霍英東親自押運一艘載有鋼管的貨船從香港出發前往澳門，但在半路卻被一伙來路不明的武裝分子攔截。

對方裝備精良，快艇航速又遠在貨船之上，如果惹毛了他們不僅貨保不住，連人身安全都有危險，霍英東深知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能任由這幫海盜把滿船的鋼管劫奪而去。

隨后，霍英東通過自己的關系知道了搶劫貨船的人就是“大天二”，他不甘心吃啞巴虧，便決定親自到澳門打算收集證據，向殖民當局控告對方。

他來到澳門之后明察暗訪，沒過多久果然發現一群人正在碼頭出售鋼管，好巧不巧正是自己被搶的那船貨物。

年輕時的霍英東

那時的霍英東才27歲，正是血氣方剛，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年紀，他馬上前去理論，并稱要到澳門警署告發這伙人。

不料對方不為所動，不僅絲毫沒有害怕的樣子，反而叫賣得更加起勁了，霍英東大怒，正要過去動手，沒想到后腦勺突然傳來勃朗寧手槍特有的擊錘聲響。

霍英東一怔，感到槍管正慢慢順著脊椎滑向脖頸，身后那個人冷笑道：“再咁嚷嚷我就打死你?！?/p>

當時在社團遍地，幫派叢生的香港、澳門，街頭喋血仇殺本就是家常便飯，被人當街開槍打死的比比皆是?；粲|知道自己現在命懸一線，只好忍氣吞聲默默退出人群。

回到酒店之后他左思右想，還是咽不下這口氣，便到澳門警署報案，豈料澳門警察更怕國民黨的“大天二”，只是敷衍塞責，根本沒有下文。

當年驚濤駭浪，如今云淡風輕

多年后霍英東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依然記憶猶新：“沒想到海上運輸差一點嘗到了大天二子彈的味道?！?/p>

但這樣的驚險遭遇反而更加堅定了霍英東支持新中國的決心，因為他不僅聽到，更親眼看到在新中國沒有海盜，沒有土匪，沒有趾高氣揚的外國警察，沒有”黃賭毒“這些丑惡的東西。

終其一生，霍英東沒有接受過任何港英政府或者英國政府頒發的榮譽勛章，但他卻欣然接受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職務，加入到籌備香港回歸的各項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