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日本東京同日本外相共同主持第六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雙方同意共同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豐富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在經濟領域內涵，共同致力于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經貿關系。

兩天后，3月24日，日本自衛隊“統合作戰司令部”也在東京成立。日本共同社稱，“統合作戰司令部”由約240人組成，由59歲的南云憲一郎擔任司令官，負責自衛隊與美軍間協調工作。共同社聲稱，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是為“防備大規模災害和臺灣突發事態”，提升部隊的快速反應能力。有分析認為，該司令部的成立標志著日本軍事指揮體制的重大變革，進一步暴露了日本突破和平憲法束縛、加速邁向“能戰之國”的戰略企圖，對亞太安全格局產生重大影響，需要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日本這種“左手花束，右手倭刀”的矛盾姿態，恰如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的經典論斷，?“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又非常溫和，既窮兵黷武又恬淡寧靜，既倨傲蠻橫又彬彬有禮，既冥頑不化又溫和善變，既效忠服從又自尊獨立，既忠貞又叛變，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喜新。”

這種矛盾姿態并非偶然，是日本國民性和地緣政治宿命的必然產物，也是現實戰略選擇的必然。

一、島國生存哲學的積淀

日本地處環太平地震帶，每年有超過1500次有感地震，疊加海嘯、火山、臺風等災害，形成“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危機感，以及“及時行樂”和“孤注一擲”的極端思想。

作為群島之國，日本天生四面環海地理隔絕，形成了封閉自守的“神國意識”，又因土地貧瘠，糧食自給率不足，食物長期匱乏，無時無刻渴望擁有大陸土地。而這種矛盾轉化為——日本既渴望用外部先進文化、科技提高自身實力，又對外部威脅深刻焦慮，又渴望挑戰外部力量，占領外部利益。

圣德太子的大化改新，以及明治維新后的全盤西化，讓外部文化對日本內生精神世界任意撕裂重組，能留下的“本我精神”僅限最極端的一小部分，也最終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情境性道德”，即道德體系由多個“世界”構成，每個情景對應不同的道德要求——行為規范一般更依賴外部評價，而非內在良知。

也就是說，一個日本人，可以有很多張“臉”。

這導致日本文化在站位上始終保持著靈活性和矛盾性并存。比如明治時代，武士可以為了“忠”參與倒幕運動，卻可能因此背叛舊主背負道德譴責。

這種文化特質投射到現代國際關系中，就表現為日本可以同時與中國經濟合作與安全對抗，或同時與美國經濟對抗與安全合作。

二、地緣政治困境的現實投射

日本地處歐亞大陸東方邊緣，太平洋西側邊緣，近現代一直處于“海權與陸權”博弈的夾縫之中，同時需要面對海洋霸權，比如美國、英國，和大陸強國，比如俄羅斯和中國的雙重壓力。

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美國要求日本加強軍事投入，提升軍事實力，在中國特殊的兩岸關系上加碼，使之再平衡。這與二戰后的日本和平憲法體制形成結構性矛盾。

日本政治精英也在矛盾，既希望擺脫“戰后體制”實現國家正常化，又受制于國際社會輿論和歷史認知，同時擔憂被卷入大國對抗，成為戰場炮灰。

而中日貿易連續多年突破3000億美元，中國保持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地位，即便特朗普要向日本汽車收關稅，日本也無法徹底跳出“西方陣營”，全力與中國合作發展經濟……

這種矛盾，正是中日關系持續不穩的重要原因。

日本現在要親中，還是反中？

這一點從日本人的文化認同上能夠看出端倪，日本人始終在“東西方之間搖擺”。

3月24日，在會場里掛出“解衣”二字與中國談合作“表忠心”；

3月26日，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渲染所謂“外部威脅”，向美國“表忠心”；

日本這種極端矛盾的姿態，其實是“日本式的中庸”。

解衣二字，是韓信對劉邦說的，“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在“經濟”的世界里，日本親中，在“安全”的語境下，日本反中。在其他人看來，日本是精神分裂，這卻是日本的歷史常態。這種矛盾性不會隨著個別政策調整而消失，反而會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深化趨于復雜。

而中國，也在這么多年與日本打交道的過程中，適應了日本的“神奇”，談是談，打是打，經濟是經濟，安全是安全，項項分開，互不干擾，各自推進。

石破茂是日本的國家利益派，一切以日本利益出發，對中國來說，能談就談，不能談就不談……

歸根到底，要看中國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