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鄭州航空港區的富士康園區燈光漸次熄滅時，距離其40公里的鄭東新區正迎來另一種光芒。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宣布鄭州首店選址落定，這個零售業"神話企業"的到來，恰似一面鏡子映照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就業邏輯：

前者用36萬就業崗位的坍塌驗證了制造業解決就業的局限性，后者則以9886元的員工月均工資和0.33%的流失率，展示著服務業創造高質量就業的可能。

制造業為什么解決不了就業問題

制造業解決不了就業問題，不單是鄭州的問題，更不是中國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

19 世紀初，農業是美國就業大頭，80% 的美國人以此為生，如今該比例已降至 1%。

制造業在 20 世紀 20 年代占比大約 30%，隨后下降，六七十年代稍有反彈，2019 年崗位占比僅 8.5%。且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其對經濟增長貢獻近乎為零。

所以老川整天叫囂中國人搶走了他們的工作崗位，這完全是錯誤認知，制造業對就業貢獻比例下降，不單是美國，我們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鄭州富士康園區曾創造"36萬工人組裝全球50% iPhone"的就業奇觀，但這個數字在2023年腰斬至17.8萬。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其產值同期增長200%，單位用工稅收貢獻卻提升375%，也就是說產值高了，用工數量卻下降了。

這種"越智能越萎縮"的就業曲線，本質是資本與技術對勞動力的雙重絞殺：

六軸聯動數控機床替代了八年工齡的技術工人，AI視覺系統讓每臺機械臂的替代效率呈指數級增長。

當鄭州航空港區仍在為富士康提供0.28元/度的優惠電價時，企業卻將政策紅利轉化為自動化投資，形成"政府補貼-機器換人-就業縮減"的負向循環。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價值分配失衡。一部iPhone15的制造環節僅分得18%的價值，而82%的利潤被設計、專利等無形要素吞噬。

這種全球產業鏈的"微笑曲線"壓迫下，鄭州電子信息產業2023年人均薪酬增幅2.3%，不足服務業平均水平1/4，直接導致"月薪5000元招不到普工，但大學生擠破頭找不到工作"的就業市場扭曲。

身邊有很多這樣的親友，沖著富士康來到鄭州，富士康的被子還沒暖熱就“提桶跑路”了。甚至有些老員工，2016年每天工作12小時，月薪4200元，可到了2023年工資卻僅漲至5800元，而且還因"關燈工廠"上線，被迫轉崗外賣騎手。

制造業衰落是全球性問題

美國制造業崗位占比從1950年的28%降至2023年的8.2%，但制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始終穩定在11%左右。這個被經濟學家稱為"制造業生產率悖論"的現象，在中國正加速重演。

根據21經濟網高瑞東的研究報告，中國制造業人數在城鎮總就業人數中的占比長期維持在20%以上。然而，自2012年起，該占比及制造業總人數均呈下降趨勢。到2018年之后，制造業所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已低于教育業。

鄭州所在的河南省，制造業從業人數在2013-2023年間減少217萬，但工業機器人密度從每萬人7臺飆升至322臺。深圳更是在2023年出現歷史性拐點：制造業就業人口首次被信息服務業超越。

2018年富士康鄭州園區引入"關燈工廠"，機械臂在黑暗中完成90%的組裝工序，每條生產線所需工人從120人壓縮至20人。這種"自動化替代率年均提升11.2%"的進程，使得企業每創造1億元產值所需的勞動力，從2010年的380人降至2023年的42人。

鄭州航空港區管委會的數據顯示，富士康單位用工稅收貢獻從2015年的人均1.2萬元增至2022年的5.7萬元，但就業帶動力衰減了76%。

上個世紀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就提出一個理論叫生產函數模型，他認為制造業就是資本+勞動力，你擁有的資本和勞動力數量決定著你的體量。

類似于富士康這樣的制造業，沒有什么技術優勢，那些生產機器，只要你擁有資本就能買到，你能招募的工人我花費差不多工資也能招到，比拼的就是誰的資本多，誰的工人多，這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小學生就會算。

可是隨著競爭加劇，要想活下去只能卷：減少利潤，降低工資，最簡單粗暴的做法就是裁員降薪。

在此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制造業不拿工人當人看待，而被稱為“牛馬”。我只要有足夠的資本，能買的起機器，勞動力是可以替換的，甚至是可以被機器替換的。這樣的環境當中，自然不希望我的機器還有“非分之想”，漲工資就意味著利潤降低。

試問一下，誰愿意當這種工具人呢？如果是上一輩，這點屈辱就忍了，可是新一代年輕人，真不想慣這“臭毛病”。

服務業的就業升維：胖東來范式

與富士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胖東來創造的"人力資本增值奇跡"。

其2025年1-2月數據顯示：基層員工9886元月薪中，基礎工資僅占40%，其余60%來自文化理念考核、專業技能補貼等柔性指標。

這種"薪資構成改革"打破了傳統服務業"低技能-低工資"的惡性循環，使收銀員這樣的中專學歷員工，通過參與商品品控改進提案，連續三個月獲得超額績效獎勵。

更具顛覆性的是，胖東來將員工年度休假延長至40-60天，并首創"不開心假"制度，用人性化管理將服務業從業者從"勞動力"轉化為"價值創造主體"。

這種模式在鄭州的落地將產生幾何級數效應。參考胖東來許昌時代廣場店的數據：2.3萬平方米賣場創造1100個就業崗位，單位面積就業密度是富士康車間的8.7倍。其即將開業的鄭州首店規劃3萬平方米空間，預計直接創造3000個崗位，并帶動周邊餐飲、物流等配套就業1.2萬人。

更值得關注的是薪資外溢效應：當胖東來保潔員月薪達到7000元，周邊家政服務企業被迫將工資從3500元上調至5000元才能維持競爭力，這種"鯰魚效應"正在重塑區域勞動力市場定價體系。

就業創造機制的范式革命

兩種模式的本質差異，在于對"人"的價值認知分野。富士康遵循的是工業時代的"人力資源消耗"邏輯——將工人視為流水線的附屬品，通過標準化動作分解降低人力成本。

而胖東來踐行的是數字時代的"人力資本投資"理念：為員工設立30萬元/套的音響設備休息室，每年投入營收的1.5%用于員工培訓，甚至將"幸福建議獎"等精神激勵納入考核體系。這種差異在財務數據上直觀顯現：

富士康每創造1個就業崗位需消耗政府補貼2.3萬元，而胖東來通過員工自主創新提案，僅2024年就降低損耗成本8200萬元。

更具啟示意義的是就業彈性的重構。富士康的就業規模高度依賴蘋果訂單波動，2018年iPhoneXR減產直接導致鄭州園區5萬人裁員。而胖東來的"社區黏性就業"表現出強抗周期特性：2024年許昌店在周邊商業體空置率超30%的逆境中，依然通過會員定制服務實現19%的銷售增長。

這種扎根本地消費需求的就業模式，恰與鄭州當前推進的"15分鐘便民生活圈"建設形成共振——金水區試點顯示，每引入1家社區商業創新主體，可穩定支撐50-80個家庭就業。

城市轉型的路徑選擇

鄭州的產業政策正在發生微妙轉向。航空港區停止了對富士康新自動化項目的電價補貼，轉而將50億元"智造基金"投向工業軟件人才公寓建設。這種調整暗合胖東來"投資于人"的底層邏輯：當該市2023年新增就業67%來自服務業，政策資源必然向人力資本密集型領域傾斜。

值得玩味的是，永輝超市在鄭州首家"胖東來化"改造門店，通過將員工工資提高30%、縮短工時，實現人效提升42%，這驗證了服務業就業升級的可復制性。

更深層的變革發生在城市空間形態。富士康代表的"產業孤島"模式，催生了鄭州南城晝夜分明的"潮汐式就業"——白天30萬工人涌入園區，夜晚周邊商業卻因消費力不足大量倒閉。

而胖東來帶來的"就業-生活共同體"模式，正在新鄭綜保區顯現雛形：跨境電商運營師白天在"中大門"園區處理海外訂單，晚上在胖東來生活廣場學習插花課程，這種職住平衡的"8小時就業生態"，使片區商業活力指數提升3.6倍。

未來的就業圖景

在鄭州人力資源市場，兩個平行世界正在碰撞。制造業招聘區懸掛著"急招CNC操作工，月薪6000元"的橫幅，但95后求職者更愿排隊應聘胖東來的"商品體驗官"——這個新設崗位要求"具備美學鑒賞能力，周工作時間不超過36小時"。

這種選擇背后是代際價值觀的變遷：當富士康工人為學習工業AI算法放棄穩定職位，當胖東來員工通過直播培訓晉升為"非遺商品選品師"，就業的內涵已從"謀生手段"升華為"自我實現通道"。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鄭州大學新設的"零售業人因工程"專業，直接將胖東來員工手冊列為教材。這預示著城市競爭力的評價體系正在重構——當深圳用322臺/萬人的工業機器人密度標榜制造實力，鄭州則試圖用"9886元服務業月薪"定義新型工業化的人文維度。

這種轉變在宏觀經濟數據上已現端倪：2024年鄭州服務業對GDP增長貢獻率達58%，首次超過工業，而胖東來鄭州首店尚未開業，周邊商鋪租金已上漲40%。

站在鄭州CBD的環形天橋俯瞰，富士康園區的機械臂仍在不知疲倦地擺動，但城市的就業脈搏已悄然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