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71年4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親自接見了美國乒乓球隊的全體成員與隨團記者。

1、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安排

下午2點半，周恩來面帶微笑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乒乓球代表團。隨團采訪的美聯社駐東京記者羅德里克在周恩來來到美國代表團坐席跟前時，想了一個花招，以一種彎膝半蹲的姿勢，有意識引起周恩來注意。羅德里克曾在40年代訪問延安時見過周恩來。

周恩來素以驚人的記憶力著稱，他馬上認出了羅德里克，并走過去首先跟羅德里克握手：“這不是羅德里克先生嗎？我們好久沒見面了。”

兩人緊緊地握手。56歲的羅德里克因為周恩來相隔多年還認得出自己，十分感動，緊握著周總理的手直搖。周總理盯著他：“我記得你在1946年訪問延安時還是個青年。”

“我在富麗堂皇的大會堂見到總理，想起在延安窯洞里、在油燈下跟總理促膝夜談，感慨萬千。你們偉大的國家、偉大的革命前進了。”“你是歷史的見證人喲。”

周恩來與美國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團長旁邊的沙發上，發表了講話：

“你們作為前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的第一個美國代表團，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盡管中國和美國目前還沒有外交關系，但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大多數人民的贊成與支持。”

美國代表團的成員們熱烈地鼓掌。美國乒乓球代表團確實是被當做前來打開中美友好關系之門的外交使節而得到特別接待與隆重歡迎的。

有關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的所有具體安排，都在周恩來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較重要的安排與做法，都由周恩來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有關美國代表團在華活動的消息發布，《人民日報》的版面安排，《參考消息》的報道篇幅，都由周恩來掌握。甚至連美國客人下榻的賓館，用餐的方式，周恩來也親自過問。旅游、比賽、看戲，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來最后決定的。中國的國寶博物館故宮，在“文化大革命”中關閉了幾年。

周恩來這次批示：

“故宮可在14日開放參觀。”重新開放的故宮，首先接待美國客人。周恩來十分關注比賽，再次提到：“我們都勝不好，要讓他們贏一點，還要教他們。”

連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擬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誼比賽的實況轉播稿，周恩來也親自過目，加以修改。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實際上獲得的，是打開中美友好之門的外交特使的禮遇。他們這幾天的切身感受都能證明這一點。

周恩來問大家：“你們住得怎么樣？習慣中國菜的口味嗎？還有沒有什么問題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來，他穿了件西裝，沒打領帶，仍是長發披肩。他略微欠欠身子，大聲地說：“總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對美國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囑過這個格外活躍的科恩，要他不要隨便拿問題打擾周總理。他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勢，但仍阻擋不住。

大廳里靜靜的，人們都關心地望著周恩來。
周恩來微笑著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飄垂的長發，說：“看樣子，你也是個嬉皮士啰。”

周恩來繼而把眼光轉向大家：

“世界的青年們對現狀不滿，正在尋求真理。在思想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在這種變化成型以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事物。這些變化也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可以容許的。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曾經為尋求真理嘗試過各種各樣的途徑。”

科恩是大學二年級學生，學的是歷史和政治學。他原以為在這個最革命的國家，聽它的總理評價嬉皮士，一定會聽到那種“資產階級的”、“頹廢的”、“沒落的生活方式”之類的訓詞。

結果，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周恩來并沒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訓人，還表示出十分理解當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被周恩來所折服，欽佩而信服地聽著。周恩來又將眼光轉向科恩：“要是經過自己做了以后，發現這樣做不正確，那就應該改變。你說是嗎？”

科恩聳聳肩，友好而誠懇地笑著點了點頭。

周恩來略略停頓，又補充了一句：“這是我的意見。只是一個建議而已。”

周恩來的這番話，在第二天幾乎被所有的世界大報與通訊社報道。4月16日，科恩的母親從美國加州威斯沃德托人將一束深紅色的玫瑰花送給周恩來總理，感謝周恩來對她的兒子講的語重心長的話。

事后，基辛格評論說：

這整個事情是周恩來的代表作。跟中國人的所有舉動一樣，它有許多層意義；描畫得光彩奪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對這些美國青年的邀請的最明顯的意義是：它象征著中國已承擔了和美國改善關系的義務；而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保證一比通過任何渠道發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現在肯定將被邀請的使節將來踏上的是友好國家的國土。…由于這些選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種政治傾向，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這樣中國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國評論界的情況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國內部，這有助于使黨政干部適應方針上即將發生的革命性變化。

被稱做“乒乓外交”的這段歷史，充分展現出了周恩來外交藝術的智慧與才華。它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2、接待工作小組的準備

那個時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國幾乎所有的城鎮，都醒目地張貼著“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標語。

這些標語表明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敵。

為使這個轉變不至于過于突然，不至于使中國廣大人民心理承受不了，周恩來通過乒乓外交而先下了一場毛毛雨。

盡管《人民日報》以精心安排的極有限的篇幅、極不顯眼的位置報道了美國乒乓選手的活動，但廣大中國人仍以吃驚的眼光注視著。它激起的心理波瀾很快就使人們適應了、接受了中美兩國人民是要友好相處的。但關于尼克松來訪的吹風與轉彎子，就要艱難得多。尼克松到底是美帝國主義的“反動頭子”啊。

為接待尼克松與基辛格訪華而成立的工作小組，在毛澤東批準后，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開始工作了。

尼克松是總統，來北京當然得住釣魚臺國賓館，當然是下榻于釣魚臺最高級的18號樓——平時接待國家元首的樓。工作小組按周恩來的指示也住進了釣魚臺4號樓。工作小組的成員由周恩來親自選定，報毛澤東批準。主要成員有葉劍英、姬鵬飛、黃華、熊向暉、章文晉、王海容、唐聞生、冀朝鑄等。工作小組的紀律很嚴，不準記錄，不準泄密，不準對任何人談論。在基辛格第一次訪華之前，小組成員住進釣魚臺后就不準回家。

對于會談中可能涉及的所有問題，工作小組的同志們都作了討論，搜集了資料，準備了多種方案。

周恩來經常親自參加一些具體的討論，并親自檢查警衛部署和接待工作，制定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禮、萬無一失的方針。

十分有戲劇性的是，釣魚臺也是“中央文革”的大本營，江青住在11號樓，張春橋、姚文元住在16樓。釣魚臺，這個往日十分寂靜的乾隆皇帝的舊行宮忙碌起來了。有一次，毛澤東聽完對美工作小組的匯報后，還饒有興致地說：“你們住在這個行宮里，有沒有看到乾隆皇帝在一塊石刻上刻的題釣魚臺詩？詩中有這樣的句子。”

他隨即用湖南腔吟哦起來，“‘眾樂康衢物滋阜，由來諸事在人為。’連乾隆皇帝都懂得事在人為。我們現在所為的事，我們有的同志、有的朋友也許會不理解，想不通；我看只有后人才能明了它的深遠意義。”

3、美國國內的反對聲音

美國乒乓球隊是4月10日上午從香港穿過羅湖橋到達中國境內、當天傍晚就乘飛機抵達北京的。尼克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4月11日是星期天，又是復活節。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松與夫人帕特及兩個女兒特里西亞與朱莉在一起，外加兩個女兒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與戴維·艾森豪威爾。當全家圍坐在西大廳沙發上的時候，尼克松講起了女兒的婚事，還談到蜜月旅行。

特里西亞和考克斯再過兩個月就要結婚了。他們征詢尼克松的意見：蜜月旅行應該上哪兒？如果你是我們，你會去哪個國家？

尼克松仰靠在椅背上，還在想著美國乒乓球隊今天在中國該怎樣度過。他想了一會兒，然后說：“應該去的地方是亞洲。我希望你們在一生中某個時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夠到中國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尼克松希望他們能去，其實是他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去。

4月12日，臺灣駐華盛頓的“大使”周書楷由陳納德夫人陳香梅女士陪同來白宮向尼克松辭行，他就要卸任回臺灣去了。

周書楷以一種悲涼而復雜的心情，談到了美國乒乓球隊對大陸的訪問。他對尼克松說：“要采取冷靜的態度，對任何這種姿態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松轉開話題，稱贊周書楷在華盛頓給人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請他代問委員長和蔣夫人好。

周書楷無可奈何地剛剛告辭，尼克松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批準了基辛格在3月25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賽之前)向總統提交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規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項對華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對華貿易禁運。

4月13日，尼克松把采取對華政策新措施的決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門。

4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隊的講話傳到華盛頓時，正好是美國東海岸的早晨。尼克松找基辛格、羅杰斯作了研究，認為美國該作出反應了。中午，尼克松總統通過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宣布，總統決定采取五項對華政策新措施，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制。齊格勒公開承認丘乓球事件對這次宣布的時機是有影響的。

4月16日，尼克松在會見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的成員時，仍然處于因為乒乓球隊訪華引起的興奮狀況之中。他喜悅難捺，大談特談他使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系正常化的長遠目標，使中國大陸“結束與世界大家庭隔絕的狀態”。他還把在復活節對女兒特里西亞和她的未婚夫說的話公開出來，稱中國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卻對一群記者說，他不同意同北京關系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紐還說，在美國乒乓球隊受到邀請的那天晚上召開的國家安全會議上，他就提出過反對意見，認為同中國搞關系會危害美國利益，肯定會破壞美國同臺灣的關系。阿格紐說，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錯。他又說，美國隨行記者對乒乓球隊訪華的報道糟透了，是在為中共宣傳。最使他惱火的是美聯社羅德里克的報道。他聲稱讓乒乓球隊訪華是上當了，是個錯誤。阿格紐的談話被4月20日的《紐約時報》披露了出來。

尼克松知道后大為惱火，擔心影響中美對話的進程。他命令助手霍爾德曼要阿格紐以后不要再談論中國問題。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有意識地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總統和副總統在美中關系問題上的觀點尤其一致。”

阿格紐不再作聲了。

乒乓外交過去之后，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宮特別接見了剛從中國回來的美國乒乓球隊領隊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證，對于美國乒協邀請中國乒乓球隊訪美之事，他一定給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后，尼克松獨自坐在辦公室里，內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緒。每當重大事件即將來臨的時候，尼克松的心情總是很矛盾。

阿格紐的反對態度使他產生事情會變糟的預感。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來商量。基辛格對中國人已經有了新的認識：中國人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與學識是以千年的文明史作為背景的，美國人太缺乏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了。

基辛格勸告總統：

“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中國人的直接邀請，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總統前往中國訪問，未免太危險了。要是吵崩了，在國內外將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現在形勢往好的方向發展，我覺得總統不必操之過急。”

尼克松覺得也對，微微點頭說道：“我是擔心時間一長，中國人會變卦，又上天安門來一個革命聲明，我們就前功盡棄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懷疑中國會變卦，會后退，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決定的，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所決定的。”

尼克松稍稍寬下心來，還是決定按原計劃進行。可是，他的焦慮著急的心情有增無減。4月27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頭后，決定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過法國的關系把正式建議傳達給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之所以選擇巴黎，是因為中國人對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渠道保持緘默已經時間很長了，是不是北京對這兩個渠道都不信任了呢？

6、基辛格的使命

發往巴黎的信還在途中。27日這天下午，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拉利來到白宮，帶來了周恩來通過葉海亞總統捎來的新口信。口信說，中國人現在對于作為達成和解的直接會談感興趣，因此，“中國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或美國總統本人，以進行直接會晤和商談”。

周恩來口信的新內容是說公開接待美國去北京的使者。這是尼克松難以接受的。他認為，為了使這個主動行動能有成功的機會，必須完全保密，直到為總統的訪問所作的最后安排達成協議為止。如果事先透露風聲，保守的反對派就可能在國會里進行動員，破壞全部工作。

這個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兩三天時間與基辛格討論派誰去北京參加初步會談。開始認為美國在巴黎的談判代表戴維·布魯斯最合適，一想到中國人不愿意和越南談判問題攪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魯斯。又考慮到國務卿羅杰斯，基辛格覺得羅杰斯幾乎沒有辦法秘密前往中國。最后，尼克松決定基辛格去。

基辛格推托說，他像羅杰斯一樣目標太大。

尼克松笑著說：“我相信一個能夠進出巴黎而不被人發現的人，也定能夠進出北京而不讓人覺察。”
基辛格十分高興。他后來曾經開玩笑說：“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膽量：他派我一個人去，到時無法同國內聯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賣掉啊！”

尼克松覺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訪華，沒有經過官僚機構的正常審批手續，便派出使節；如果使節此行失敗，必定會給他造成一場政治災難，對美國也會是一場國際災難。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務顧問啊！

要有所建樹，就要果斷，要敢于冒巨大的風險。否則就會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他在心里說。

正因為與中國人的信息聯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國務院等官僚機構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細。事物總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導致了混亂。明確歸國務院管的對華政策的一個方面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當時，國務院估計到，美國反對接納中國的主張在聯合國所得到的支持愈來愈少；因此，國務院設計出了既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驅逐臺灣的“雙重代表權”方案。這種方案，對臺灣或是中國大陸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國內批評尼克松對華政策的人才認為它是可以接受的。國務院為此寫了備忘錄請總統批準。

尼克松為乒乓外交所鼓舞，不想在這個觸痛神經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上危害對華新政策的還不牢靠的開端，就干脆把它擱了下來，只是表了一個態：“今年7月中旬以前，我不對這個問題作任何決定。”

羅杰斯國務卿當然不知道，尼克松要派基辛格在7月以前訪問北京。

國務院這個“雙重代表權”尚未正式拋出，影響還不大。

當時發生的另一件事幾乎捅了大漏子。4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雜志報道了毛澤東跟斯諾在北京的那次談話內容。幾家通訊社搶先幾天預發了斯諾這篇文章的摘要。

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反響，成為許多報紙、通訊社的頭條新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法國、日本等國的大報都發了消息。4月29日，羅杰斯國務卿在倫敦出席東南亞條約組織的部長級會議時，在電視上發表談話，宣稱埃德加·斯諾在《生活》雜志上報道的毛澤東邀請尼克松去訪問是“隨隨便便地提出的”。

他認為，那不是“當真的邀請”。他還說，中國對許多方面都是“擴張主義的”、“相當偏激”。這就使問題復雜化了。尼克松當晚得知羅杰斯的談話后有如聽到晴天霹靂，好半天才冷靜下來，只好于當天親自出來舉行記者招待會，做一些糾正工作，在談話中用和解的語氣提到他可能訪問中國。

有一段話簡直是講給北京聽的：

“我希望，事實上是預期，在某個時間以某種身份訪問大陸中國，以什么身分出訪我還拿不定主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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