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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來，有兩位中國領袖在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關系中一直擁有重要的影響力。一位是宋美齡，另一位是宋子文。但是他們扮演的角色和牽涉的深度各有不同。

蔣介石和史迪威在重慶見面時，宋美齡幾乎全程參加而且經常充當翻譯。她自己也直接和史迪威有深度交談，并和史迪威保持單線聯絡方式。她從和居里的長期書信來往以及和羅斯福的接觸中，更加深了對史迪威在中美關系中所占地位的了解。

宋子文的情況則大不相同。

他從1940年中期即常駐華盛頓，是第一個和史迪威發生接觸的中國官員。

從蔣介石1942~1943年間致宋子文的大量電文中可以看出，宋子文或許比宋美齡更能體會蔣介石內心對史迪威的感受，因此他對處理史迪威問題的態度，也比他的妹妹更明快果斷。事實上從1942年6月開始，宋子文變成唯一主動設法去解脫蔣介石煩惱的中國官員。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宋子文前后拜訪過美國總統、總統助理居里和霍普金斯，以及軍部高層領袖。

在這幾個月里，一個有趣的互動模式逐漸浮現。先是蔣介石會為史迪威問題而向宋子文大吐苦水。當宋子文被蔣介石的述說激怒，因而主張蔣介石應該斷然要求美國政府撤換史迪威時，蔣介石又變得猶豫不決。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宋子文以為他已經從美國總統、其他白宮幕僚乃至軍部領袖那里得到足夠的默許，可以要求撤換史迪威，而宋子文本人也認為這是最合情合理的處置方法時，蔣介石卻總是瞻前顧后，無法痛下決心采取最后必要的措施。

久而久之，宋子文失去耐心，遂自作主張，決定采取必要的行動來為蔣介石解脫痛苦。

夏天過后，另外兩件事的發展進一步影響宋子文（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態度。一件是史迪威未能忠實履行美國總統在1943年5月所作的承諾。另一件是英美兩國決定成立新的東南亞戰區。

1、史迪威何以沒能履行承諾?

羅斯福在5月間曾親自批準一個新安排，準許陳納德空軍優先獲得經由駝峰進入中國的物資噸位。但是宋子文不久就發現，這個政策并未被忠實執行。阿諾德將軍私下告訴宋子文，由于史迪威對于空軍事務缺乏認識，所以他（阿諾德)不得不派遣自己的參謀長史特萊曼爾將軍到中國，去調節史迪威、陳納德和畢賽爾三個美國將領之間的矛盾。

宋子文于是向蔣介石建議，中國應該乘機要求撤換畢賽爾，并拒絕接受史特萊曼爾將軍作為陳納德的上司，蔣介石采納他建議的后一半，即史特萊曼爾不可成為陳納德上司，但是卻沒有采取建議的前一半，因為他擔心撤換畢賽爾會對美國政府造成難堪。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宋子文為保障1943年5月間得之不易的成果，愿意采取更積極的措施去趕走不合作的美國軍官。但是蔣介石卻總是開不了口，曲意為別人設想。這是他們兩人在個性上的重大差異。

8月中旬，中國政府已經相信史迪威是執行美國總統政策最大的阻力。此時距珍珠港事件發生已將近20個月，而陳納德的空軍仍然只有不到100架驅逐機。

三個月前，陳納德得到的承諾是在7月15日以前會得到兩個中隊的戰斗機，另加一隊高空作戰的P-38飛機。但是他只收到P-38飛機。當時在印度還有134架驅逐機，按理也應該撥歸陳納德使用。但是當陳納德提出申請時，他雖然得到史特萊曼爾的支持，卻被史迪威駁回，理由是這樣做會威脅到印度的安全。

宋子文聞訊之后忍不住去向美國總統抱怨，說史迪威阻擾陳納德的努力，只有總統直接向史迪威下令，才能保證陳納德能夠獲得應有的物資。

為了增加壓力，宋子文隨后馬上向羅斯福提交一份備忘錄(9月27日)稱，陳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的戰斗力，已下降到只剩下85架戰斗機和9架中型轟炸機可供使用。

當總統拿到這一份備忘錄時，才發覺原來他5月所作決定早已被部下不聲不響地一一擱置了。他立即要求馬歇爾查明原委并提出解釋。馬歇爾在10月4日提出答復，不得不首度坦承，駝峰運輸在印度方面的工作，確實存在許多器材和管理上的缺陷，只有一半的運輸機（在1943年9月全部的書面數字是230架)真正在執行勤務。

然而馬歇爾在給羅斯福的報告中卻回避一個事實：這些空軍都在史迪威統率之下（包括8505名美國空勤和地勤人員)，從來沒有認真發揮其潛能。

在這方面，有一個明顯的對比可作參考：

駝峰工作分由兩個部門負責。一個是軍方部門(ICATC)，另一個是民航部門(CNAC)。民航部門只有23架飛機，為軍方部門的1/10，但是民航部門1943年8月的運輸量卻是軍方部門的1/3。史迪威轄下空軍部門效率之低由此可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事態發展引起宋子文的擔心。9月，宋子文收到美國記者艾索普從重慶發來的電報，內容是指控史迪威已經公然宣稱他無意執行總統5月份的決定，即使阿諾德將軍的空軍代表史特萊曼爾將軍持有異議也無濟于事，因為后者和華盛頓之間的一切電報來往，都必須經過史迪威所控制的陸軍收發報電臺，因此任何負面的報告根本出不了史迪威總部。

既然史迪威完全控制了美國陸軍在重慶和華盛頓之間的一切電訊管道，連史特萊曼爾也不敢輕易表達自己的意見，那么宋子文很快得到的結論就是，想要根本改善中美關系，就必須撤換史迪威。不久之后，宋子文在華盛頓就開始主動出擊了。

2、東南亞戰區的成立

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上半年，史迪威和英國人的關系，也惡化到足以讓史汀生部長和馬歇爾將軍感到憂慮的地步。由于英美兩國正籌備建立東南亞戰區，而美國想任命史迪威為這個新戰區的副總司令，以提高史迪威在中國的威望和促進他的工作，因此美國政府當然希望史迪威能夠和英國人維持良好合作關系。

同時因為英美兩國已經決定把緬甸置于東南亞戰區的指揮系統下，史迪威作為中美兩國軍隊指揮官，要在緬甸進行作戰，當然也有必要取得英國人對他的合作。為此，馬歇爾在1943年7月1日，特別給了史迪威一個嚴肅的忠告，囑咐他千萬不可開罪英國人。否則，不但會妨礙英美兩國在亞洲戰爭中的合作關系，也會影響史迪威本人在緬甸的指揮權。當然其中最具實質者是對中國遠征軍的指揮權。

在這整個籌備過程中，中國政府對英美兩國有關東南亞戰區的布局幾乎一無所知。宋子文也只是從側面略知梗概而已。比如說，沒有人告訴他美國準備任命史迪威為該戰區副總司令，也沒有人告訴他同盟國打算把在印度受訓的中國部隊，置于蒙巴頓將軍（東南亞戰區總司令)的指揮之下。

宋子文透過他在華盛頓的人際關系情報網，很快看到了成立東南亞戰區帶來的政治含義。美國軍部擔心英國人對史迪威的不滿，可能導致史迪威在中國的地位的降低。宋子文卻在成立東南亞戰區一事中看到難得的機會，可以使史迪威在中國戰區變成多余的人物。這個看法讓宋子文積極開展其外交出擊。

3、宋子文的“倒史”第一回合

8月底，羅斯福終于通知宋子文，美國準備任命史迪威為蒙巴頓在東南亞戰區的副手。當宋子文對史迪威未來會和中國將領們發生摩擦的可能性表示關切時，羅斯福立即宣稱，他非常熟悉這個問題，而且已經擬出了對策，那就是從中國召回史迪威，以惠勒或是史特萊曼爾將軍取而代之。

總統的話給了宋子文一個靈感，既然蒙巴頓將成為東南亞戰區同盟國軍隊統帥，有權任命他的副手，那么同樣的運作模式也應該適用于中國戰區。換言之，蔣介石既然是中國戰區統帥，當然有權任命史特萊曼爾為副手，并另外任命一個中國人作為參謀長，同時派一個中國人作為和蒙巴頓總部的聯絡官。

9月5日，當宋子文請求霍普金斯對他這種想法提出意見時，霍普金斯的反應是熱烈贊同，他向宋子文透露，馬歇爾似乎已經對史迪威的工作成績表示放棄，“既然委員長和蒙巴頓之間可以建立直接聯系，那么史迪威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霍普金斯進一步認為，蔣介石不適宜自任戰區統帥，而應該保持處于戰區統帥之上的四強領袖身份。當宋子文提議把中國戰區擺在蔣介石的管轄之下，由他任命一位中國軍人作為戰區統帥的方案時，霍普金斯表示完全同意。

此時宋子文已經接到陳納德求助的信號，陳納德宣稱華盛頓的5月決定正面臨破產，要求宋子文作一些挽回努力。又過了沒幾天時間，宋子文突然又得知羅斯福和馬歇爾都可以接受召回史迪威的方案，而且霍普金斯還表示他愿意積極參與此項活動。

如此大好機會，宋子文當然不愿輕易放棄。因此9月初開始，宋子文主動向蔣介石發送了一連串電報，敦促蔣介石早下決心正式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

然而，蔣介石的心情和往常一樣，猶豫不決。在6月宋美齡離開美國之前，蔣介石還建議她應該趁著和羅斯福道別的機會提出史迪威問題。但是一如既往，蔣介石固然恨不得把史迪威盡快趕走，卻又不愿把話爽快說出來。

因此他告訴宋美齡說：“但不必太正式，亦不以要求其撤換之方式出之。只以真相與實情告之如下…”

換言之，他一方面要宋美齡以隱隱約約的方式向美國政府抱怨史迪威不能共事，另一方面又把主動權完全交到美國政府手中。

宋美齡接到電報，根本不贊成撤換史迪威，她的理由有二：

（1）撤換的要求會招致美國領袖不快，或因此阻礙緬甸戰爭之實現（2）一切現行計劃及同盟國聯絡工作，歷來均由史迪威經手辦理，一旦換人，恐將引起工作困難。

說來說去，中國領袖對于希望緬甸戰爭早日展開的熱望，還是讓他們對史迪威去留的態度變得瞻前顧后。

果不其然，蔣介石聽到宋美齡的擔憂之后，馬上打消原意，復電說：

“對史迪威事并非正式要求其撤換，不過使之察知實情而已。待有便乘機以閑談出之，否則不談亦可。”

蔣介石不了解美國人的文化和心理。在和美國政府（特別是軍部）討論史迪威去留問題時，如果中國政府采取的方式只是“閑談”，那就等于“不談”，美國軍方典型的反應就是相應不理，裝聾作啞。

蔣介石以這種傳統中國式的行事方法處理國際關系，成功率極低，可是蔣介石偏偏習慣于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致完全得不到預期的效果。

正是因為曾經有過以上所敘述的周折，所以當宋子文和霍普金斯進行共同策劃時，蔣介石心中又開始蠢蠢欲動，看到去史之事重現曙光。宋子文和霍普金斯商談后，在9月8日擬就方案，目的是要求大幅度調整中、英、美三國軍事合作關系。其中一個要點就是撤換史迪威，改組中國戰區。

宋子文告知蔣介石稱，方案基本上是按照他和霍普金斯商談的思路所擬定，下個月他將會回國，和預定相偕來華的美國陸軍次長商量實施細節。宋子文的方案令蔣介石大受鼓舞，他立即復電：“請（宋子文)速與美國切實進行”。

時機很快變成重要因素。宋子文馬上要回國述職，他想在離開華盛頓之前和羅斯福達成初步協議，徹底解決史迪威問題。為此，宋子文再度就商于霍普金斯。

9月15日，宋子文向霍普金斯表示，他非常擔心史汀生部長和馬歇爾會不計一切代價維護史迪威在華地位。但是霍普金斯表現得非常樂觀，認為馬歇爾并不會支持史迪威。他請宋子文放心，因為宋子文方案不但言之成理，而且有利于中美兩國關系。他甚至向宋子文傳授了如何向羅斯福提出要求的技巧，同時請宋子文安心，因為他（宋子文)的方案其實是在幫羅斯福的忙。

次日宋子文和羅斯福會談時，果然采用霍普金斯的獻計，但是羅斯福還是建議宋子文去找馬歇爾先行溝通。又過了一天，宋子文向霍普金斯復述羅斯福的說法，并征求霍普金斯的意見。讓宋子文想不到的是，霍普金斯竟然建議他不要聽從羅斯福的建議行事，因為他認為和馬歇爾根本談不出任何結果。相反地，霍普金斯自告奮勇，宣稱他會給羅斯福寫信，分析這個問題的政治含義，并建議總統應該自作決定。

4、“大意”的代價

1943年10月上旬宋子文飛往中國。美國軍部的陸軍次長并未隨行，其原因可能是馬歇爾已經事先得知宋子文的企圖，因此不讓陸軍次長牽涉進去。宋子文在途中路過印度時，卻告訴蒙巴頓和美國的塞末維爾將軍說，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要更換史迪威。

塞末維爾將軍聽后即刻向馬歇爾報告。至于蒙巴頓，可能是因為他上任才沒有幾天尚未進入情況，也可能是因為史迪威在聽從了馬歇爾嚴重警告之后，開始改善對英國人的態度，因此給蒙巴頓的印象頗為良好。不管事出何因，蒙巴頓建議中國政府應該保留史迪威職位，同時還告訴宋子文說，他已向英國推薦史迪威作為他的副總司令，因為他相信史迪威有能力可以得到在東南亞戰區內中國軍隊的合作。

蒙巴頓的態度讓宋子文覺察到，他和霍普金斯9月擬訂的策略可能碰到新阻礙。宋子文本來打算安排蔣介石和蒙巴頓在重慶當面討論史迪威問題，但是現在他覺得事不宜遲，因為一旦史迪威在東南亞戰區的任命發表，事情的發展就會變成難以預料了。因此他決定加緊步伐，趕在蒙巴頓還沒有機會向蔣介石開口為史迪威說項之前，就完成了趕走史迪威的工作。

以宋子文的政治歷練，他居然會在印度向英美高級將領透露他的計劃，這確實是一個令人費解的舉動。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過于浮躁，認為勝券在握，因此沒有等到時機成熟，就貿然地泄露底牌。另一種可能是他認為一定能夠得到蒙巴頓的支持，所以感到非常篤定向他發出通知而已。

但是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希望先聲奪人，由中國率先表明態度，使同盟國來不及也不便阻擋。從中國向來對英國充滿疑懼和不信任這一點來思考，宋子文恐怕是想走偏鋒，爭取蒙巴頓支持，或至少提醒他最好明哲保身，不要插手此事。

宋子文原先以為英國人對史迪威普遍不滿，所以他想，假如讓東南亞戰區新上任的總司令對史迪威采取保留態度，則史迪威的離職將是定局。然而，誠如塞末維爾和魏德邁（東南亞戰區副參謀長)兩位將軍所指出，蒙巴頓新官上任，也絕不愿意被世人看成是對史迪威落井下石的人，更不愿讓自己被看成是蔣介石手中的一顆棋子。還有另外一種可能，蒙巴頓原先和史迪威沒有太多的接觸，對立情緒尚未產生，自己又對中國事務完全陌生，既然史迪威可以幫助他控制中國軍隊，他也不愿意損失這個人才。

5、蔣介石的三心二意

自從史迪威在1943年6月中旬從美國回到重慶之后，他和蔣介石之間的關系便急劇惡化。此后經過7、8、9月，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憤怒達到極點。因此在10月11日宋子文剛飛抵重慶，蔣介石就急急忙忙分別和宋子文及宋美齡討論史迪威的事。

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感覺，用他自己的話說：“此史正卑劣之小人，無恥極矣。”此時蔣介石的其他言行也顯示，他希望撤換史迪威，如果不需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價就可以達到目的，他更是愿意。

然而10月15日蔣介石在和宋子文及塞末維爾將軍會談時，他馬上發現有兩股壓力，逼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決定。

一方面，塞末維爾努力地企圖說服蔣介石不可撤銷史迪威的職務。

他所持的理由了無新意，基本上是重復美國政府早已多次表達的看法：

a.美國找不到其他足以擔任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的適當人選；b.美國找不到可以統領中國戰區美國部隊的其他適當人選；c.馬歇爾強烈支持史迪威；d.美國政府很可能甘冒挑起中美沖突的危險，拒絕任命史迪威的繼承人。

但是塞末維爾也知所進退，絕口不說美國人認為中國軍隊少不了史迪威這位“才華出眾”的指揮官，用沉默表現出他的外交技能。

另一方面，宋子文自告奮勇擔任會談翻譯人。這個場面最初似乎并沒有引起蔣介石的警惕，但是在翻譯過程中，蔣介石強烈懷疑，宋子文沒有忠實翻譯他對塞末維爾說的話，反而不斷把話題轉到要求史迪威立即離開中國。

塞末維爾雖然不懂中文，也還能敏銳地觀察到在場的“蔣夫人在整個會談過程中顯得非常擔憂”。這樣就造成了一個明顯的宋子文越俎代庖的局面。

根據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他為10月15日會談所定的目的是，并非正式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而是把自己對史迪威的不滿充分說清楚，并要求美國重新慎重考慮這個問題。一如既往，他希望美國人能夠體察他的心情而自動召回史迪威，則他將會大為高興。但是如果要他明白且斷然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他就會大感為難了。

蔣介石這種想法似乎并不是由于他對事情的后果作過理性分析，也不是由于他缺乏道德勇氣或是是非觀念，而是出自文化和個人心理約束，認為如此直言不諱實在有違對待盟友之道，甚至還會傷害他和羅斯福之間的友情。

蔣這種行為模式在中國文化環境中絕不少見。

10月15日會談使蔣介石感到極度不安，因為宋子文不斷扭曲他的溫和迂回做法，不斷自作主張提出強硬要求。但是次日會談時，他仍然讓宋子文擔任主要翻譯。蔣介石個人的談話基調未變，還是向塞末維爾抱怨他在過去一年半中不斷作出個人努力，以求改善和史迪威的合作關系，但是始終未能如愿。

在這兩天中發生了另外兩件事，也間接影響了10月17日的會談氣氛。

一是蔣介石收到美國方面送來的報告(10月15日)，內容是宋美齡在美國的演講已被列入美國國會記錄，同時還被多所學校采用為學生讀物。這一報導讓蔣介石深為感動，認為美國人民對中國和他的家人懷有誠摯感情。所以他更珍惜和美國的友好關系，不希望因史迪威撤職而引起兩國關系的惡化。

二是有幾位中國高級將領（如何應欽、商震)得知前兩天會談內容后，感到非常震驚，主動找上塞末維爾，表示他們愿意勸說蔣介石改變立場。何應軟向來是史迪威最嫌惡鄙視的中國軍人，但是奇怪得很，此時他最支持史迪威繼續留在中國戰區服務，并且自并非正式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而是把自己對史迪威的不滿充分說清楚，并要求美國重新慎重考慮這個問題。

一如既往，他希望美國人能夠體察他的心情而自動召回史迪威，則他將會大為高興。但是如果要他明白且斷然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他就會大感為難了。

蔣介石這種想法似乎并不是由于他對事情的后果作過理性分析，也不是由于他缺乏道德勇氣或是是非觀念，而是出自文化和個人心理約束，認為如此直言不諱實在有違對待盟友之道，甚至還會傷害他和羅斯福之間的友情。蔣這種行為模式在中國文化環境中絕不少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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