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目近期與北京市檔案學會合作，展開有關檔案文化的系列尋訪及報道。“檔案”的出現由來已久，商代稱“策”，秦漢作“典籍”，漢魏以后更有“文書”、“案牘”等稱呼，清代以后就統一為“檔案”了。所謂檔案，是指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各種形式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原始記錄，是再現歷史真實原貌的原始文獻。此次本報與北京市檔案學會攜手，走讀北京的街區、鄉村、大學、藝術館、博物館……實地觸摸這座城市的記憶紋理，見證它的前世今生。

講座結束后，主講嘉賓王軍（右七）與部分聽眾合影

北京青年報聯合北京市檔案學會

“檔案文化系列活動”第十五期

3月14日下午，2025年首場“檔案見證北京”文化系列講座在北京市檔案館舉辦。此次講座特邀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軍為主講嘉賓，以“從元大都到北京城：見證萬年文脈”為題，闡釋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思想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血脈傳承。

在兩小時的講座中，王軍用大量圖片和生動實例以及考古發現，從古人的天文、律歷、耕種、測量、時空法式講起，引領大家了解元大都的規劃設計根植于中國固有的宇宙觀、時空觀，作為古代中國營建制度的代表，元大都的規劃布局所內蘊的知識與思想體系具有強大的包容性和適應性，呈現了它作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典型意義。

講座結束后，大家紛紛表示，此次講座內容既有歷史厚度和文化深度，又蘊含著首都城市發展的歷史脈絡，為深入挖掘檔案資源，總結改革經驗、記錄改革進程、宣傳改革成就提供了新思路。

時間，定義了中國古代城市空間

在正式進入講座的主題前，王軍談起與北京市檔案館的緣分。他回憶自己當時還是記者，無論工作多忙，一定要抽出時間到北京市檔案館抄寫檔案，一直堅持了七八年的時間。“到檔案館抄檔案，有時悶著頭能抄一天，我那時覺得只要一周能有時間來這里抄寫，這輩子就不會白活，這是一件極其幸福的事情。”王軍感嘆道。

在抄寫檔案的同時，王軍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思考保護北京城的專題研究。2016年，王軍轉入故宮博物院工作。在準備報到前，故宮博物院的老院長、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專門約見了王軍，將一個重要的課題交給了他，王軍回憶：“張忠培先生希望我到故宮從事宮廷制度的研究，搞清楚故宮建筑布局遵循什么樣的法則。比如，為什么文華殿在東邊、武英殿在西邊？有人說是因為文左武右，那么為什么文在左、武在右呢？張忠培先生把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交給了我。”

張忠培先生曾鼓勵王軍從事這項研究，希望他通讀先秦兩漢的文獻，同時還要把涉及宮廷制度的考古報告全看一遍。正是在此過程中，王軍發現了一把鑰匙。

“是時間，定義了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建筑布局。”王軍講出答案，繼而解釋道，“我們先人是在東南西北測定了春夏秋冬，這主要是通過在黃昏時觀測北斗斗柄的指向來完成的。因為北斗星在中緯度地區屬于恒顯圈，我們總會看到它。因為地球的自轉與公轉，在黃昏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恒星漸次移行，由東往西沒到地下，再從東方升起回到同一個位置，完成一周的移行，就是一個太陽年的周期。黃昏時觀測北斗的移行也同此理，如古人所言‘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由此衍生東春、南夏、西秋、北冬，時間與空間合一的文化觀念，對思想藝術造成深刻影響，催生營造制度的時空法式。”

“這一時空法式塑造了中國古代建筑與城市的空間布局。”王軍舉例說明，為什么明清時期刑部被安排在天安門廣場的西側？就是因為西為秋，秋氣肅殺，刑部與殺有關，而與民生有關的戶部、禮部等一定是在東邊，因為東為春，春主生。“紫禁城內，文華殿建在東邊，也是因為東是春的授時方位，‘生長之事，文也’，‘文’關乎生長，合春生之義。而武英殿建在西邊，是因為西是秋的授時方位，秋氣肅殺，陽氣收藏，‘收藏之事，武也’。又比如朝陽門在東，是因為春時迎日于東，日壇在東，春分要祭日。阜成門在西，是因為秋時萬物阜成，月壇在西，秋分要祭月。中國古代營造制度是時間與空間合一，時間成了空間的定義者，賦予不同的空間不同的文化意義，時間成為了規劃師。如果有朋友問我故宮是誰規劃的，我會說是北斗規劃的。”

中國農業源于一萬年前

新石器時代的先人對時間與空間的測定已經完備

王軍談到，時間的測定意味著農業的發生。“202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專家趙志軍先生的研究團隊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在東胡林人遺址中找到了一萬年前被馴化的黍、粟這兩種小米的種子。這件事太重要了，我們說中國擁有一萬年的文化史，說的就是馴化農作物以來的文化史，完成農作物的馴化、發展農業，必須準確地測定時間，一萬年的文化史也是測定時間的文化史，這是萬年文脈。”王軍解釋道。

隨后，王軍展示了一張在北京市門頭溝區的東胡林人遺址的圖片，這是迄今發現的人類最早馴化小米獲得考古學實證的地方。其中，還可以看到在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盤、石磨棒等工具，還有用海生螺殼和牛骨制作的首飾，“我們千萬不要低估一萬年前人類的活動半徑”。

王軍在東胡林人遺址拍攝了一張照片，是他從遺址中向南看的天空。在拍照前，東胡林村的黨支部書記劉夢問了王軍一個問題，她說：“一萬年前，東胡林人就已經種小米了，難道他們已經知道節氣了嗎？不然，他們是如何種莊稼呢？”王軍感嘆劉夢書記的問題讓他心中怦然一動，他回道：“這是一個好問題，我以后要為你的問題寫一本書。”東胡林人遺址位于由北向南的山脈坡地之上，往南一看便是黃道與赤道天區。王軍拍攝下這片天空，想象著古人在夜里觀看黃道與赤道天區恒星的移行，由此來測定時間。

“因為地球的自轉與公轉，他們只要盯著某一顆恒星看，就會發現那顆恒星每一天都在慢慢移行，東升西降，回到同一個位置，便是一年。這件事難嗎？其實不難。比如埃及人看天狼星的運行周期，天狼星就在獵戶座邊上，這很容易找到，尤其對當時的人們來說，與日月星辰相伴是生活常態。顯然，如果他們不知道一個太陽年的周期，不能對這個周期加以規劃，是沒法馴化農作物的。”王軍分析道。

針對這一問題，曾有人說：“當時的糧食還是以狩獵采集為主，而馴化的小米是很少量的，他們形成農業了嗎？”王軍認為，只要有一個人在做栽培種植的事情，就意味著一場革命的到來，農業革命是人類的大事，先人完成了農作物的馴化，進而擴大種植，有了大規模的農業剩余，就可以衍生高等級復雜社會，產生國家形態，邁入文明的門檻，國家的誕生基于公共服務的供應，觀象授時是最重要的服務。

之后，王軍還介紹了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的古稻遺存、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的88個儲存黍粟的窖穴、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遺址稻谷遺存……這些遺址顯示了新石器時代農業發展歷程，先人實現定居是基于穩定的糧食供應，大規模農業剩余的出現是基于精準測定和管理時間。

“此外，在良渚遺址中發現了的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水利設施，有高壩、低壩、長堤，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完備的水利系統，表明良渚先人已經掌握了大地測量的技術，這個工程最難的是選址，如果他們不具備大地測量的能力，是無法完成這項工程的。”由此，王軍總結道：“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業剩余和大規模的水利設施，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那個時候，我們的先人已經有能力精確地測定并管理時間與空間了。”

《大明會典》載北京天壇圜丘圖

元大都的鼓樓名為齊政樓

以此顯示元朝是中國的正統王朝

燕山以北5000年前的西遼河紅山文化遺址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祭天圜丘與祭地方丘，這與觀象授時有關。

“祭天也就是祭上帝，上帝是人格化的天，祭天顯示了君權神授，是天子權力合法性的表示。上帝是中國古代文化固有的概念，是天子權力的授予者。因為觀象授時獲得了權力，統治者產生權力由天而授的意識，視這個權力為天命，天就被人格化了，就思辨出上帝，上帝位于天的最尊處——眾星拱繞的北極‘天中’，人王要在‘地中’與之對應，‘天中’稱‘紫宮’，‘地中’稱‘紫禁城’，這就架構起國家形態。”王軍進一步解釋道。

《大明會典》載北京地壇（方澤壇）圖

王軍指出，北京明清天壇的圜丘與紅山文化的圜丘均為三重圓壇，圓心對應北極，三重圓壇的“三圓”分別對應冬至、夏至、春秋分太陽的運行軌跡。“最外面的圓是表示冬至的日行軌跡，因為冬至時太陽的起落點最靠南，在外圍；最里面的圓是表示夏至的日行軌跡，因為夏至時太陽的起落點最靠北，在內圍；中間的圓表示的是春分和秋分的日行軌跡，因為二分之時太陽正東而起、正西而落。這三重圓表示了二至二分，也就表示了二十四節氣。這樣的知識體系傳承有序，其所塑造的時空觀對中國古代營造制度造成深刻影響，在元大都的規劃中清晰可見。”王軍講道。

談及自己撰寫的《堯風舜雨：元大都規劃思想與古代中國》一書時，王軍提到在書中他對齊政樓的名稱、方位、中軸線制度加以考證，齊政樓是元大都的鼓樓，位于中軸線北端，取義《尚書·堯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意為觀察北極周圍北極星、北斗的運行狀態，推求日、月、五星同度，制定歷法，這是《堯典》所記舜帝獲得天命的方式。

“元大都的鼓樓叫齊政樓，這是忽必烈確定的名字，他取義堯舜禪讓，舜得天命，是想顯示他是堯舜傳人，元朝與歷朝歷代一樣，是中華正統的延續，這一規劃意圖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從平地上拔地而起的元大都，成為了中國古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歷程上的一座豐碑。”王軍總結道。

王軍向大家展示了從金中都到元大都，再到永樂的改建、嘉靖的改建等脈絡的圖片。他介紹道：“2016年，我們發現日壇到月壇之間的連接線與中軸線剛好交會于紫禁城太和殿庭院，非常激動，因為日壇到月壇的東西連接線表示的是測定春分與秋分的卯酉線，中軸線表示的是測定冬至與夏至的子午線，這兩條線被古人稱為‘二繩’,所謂‘執繩而治四方’講的就是測定‘二繩’是測定時間與空間的基礎，做到了這一點才能治理天下。我們看到‘二繩’結構在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被大量運用，比如曹魏鄴城有中軸線，也就是子午線，還有卯酉線，卯酉線連接都城的東門——建春門和西門——金明門，金配西屬秋，這就是左春右秋。元大都有中軸線，我們今天北京城中軸線就是元大都的中軸線，它也有一條卯酉線，接連東邊的崇仁門與西邊的和義門，古人以仁配東屬春，義配西屬秋，也是左春右秋。”

元大都中軸線

呈現“天命抵達的通道”

《周禮》記載的“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就是通過立表測影，以知東西南北，進而測定二至二分，得知并規劃一個回歸年的時間長度，辨方正位是為了定時。王軍認為，在這套觀測體系里，形成的漢語“中”字所象之形，對中國建筑乃至城市、村鎮以中軸對稱的“中”字形布局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北京城的中軸線并非正南正北，而是南偏東兩度多。有人會說這是不是沒測準呢，而我卻要說測得太準了。中國古代城市的軸線沒有正南正北的，因為避讓北極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傳統，在古人看來，上帝在北極，應行避讓之禮，只要是文化上的上帝存在，人格化的天存在，古人就會對北極充滿敬畏。而北京城的中軸線為什么要避讓兩度，這與北山的走向有關系，軸線要與山體相順，順著山梁尋找建筑基址也是古老的傳統。”王軍補充道。

王軍發現，元大都中軸線被設計為“天命抵達的通道”。中軸線上的海子橋，即萬寧橋，是取義穿越銀河的“閣道”星。《元一統志》記載:“建澄清閘于海子之東，有橋南直御園，通惠河碑有云‘取象星辰紫宮之后，閣道橫貫天之銀漢’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營造帝都，也有類似的表達——“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意為以渭河南北的宮殿分別取象北極、營室，以渭河取象銀河，再以復道取象閣道，跨渭河予以聯系。

元大都法此，以齊政樓取象北極，海子橋取象閣道，通惠河取象銀河，元朝皇宮則對應營室，“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由此呈現。“營室是二十八宿北宮的星宿，黃昏時它運行至南中天的位置，是小雪節氣農閑之時，可以營造宮殿，代表了天子之宮，上帝位于北極也就是天極，其發出的天命要抵達營室所代表的天子之宮，須經閣道穿越銀河。元大都的規劃是以齊政樓對應北極、海子橋對應閣道、橋下的通惠河對應銀河、元大內對應營室，就呈現了這樣的景觀。忽必烈用秦始皇營造咸陽宮殿的法式來表示他就是堯舜的傳人，他率領蒙古民族加入了中華民族。”王軍詳細解釋道。

在講座的最后，王軍作出總結：

北京元明清都城規劃是中國古代時空觀的經典塑造，其在中軸線制度、平面規劃設計方面，一以貫之地體現了中國古代天文與人文的核心理念，這些思想觀念直通農業文明的原點。

北京元明清老城是中國古代都城規劃思想性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古代文化與文明不間斷發展的產物，包含了支撐中國古代農業文明最具基礎性的人文信息，彰顯驚人的文化連續性，體現了中國古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主流文化海納百川、一以貫之的高度包容性與適應性。

（本文獻圖片由王軍提供）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韓世容

攝影/北京青年報記者 韓世容

編輯/王勉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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