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評介我姊姊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會提到她的顯赫家世。這可能因為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沒有誰的家世比她更顯赫。她的祖父張佩綸，光緒年間官至都察院侍講署左副都御史，是“清流黨”的要角。她的祖母李經(王壽)(菊耦)是李鴻章的女兒。李鴻章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華殿大學士，無日不在要津。她母系的黃家——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和后母系的孫家——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孫寶琦，也都間接或直接的對我姊姊有所影響。

一家子的財產都是三祖母陪嫁過來的

我的大伯父早逝，二伯父大我父親十七歲；他們是我的第一位祖母朱芷薌所生。第二位祖母邊粹玉并無生育。第三位祖母(李鴻章之女李菊耦)生了我父親及兩位姑姑；但大姑姑早年在杭州病故。我祖父一九○三年去世時，二伯父二十四歲，我父親才七歲，姑姑兩歲。

我祖父是個清官，一家子的財產都是三祖母陪嫁過來的。祖父去世后，表面上是三祖母當家，具體事務則由二伯父料理。祖母省儉度日，二伯父也不尚奢華。三祖母一九一二年去世后，家里仍殘留著封建習俗與家規。長兄如父，長嫂若母，我父母婚后與他們同住自然覺得很拘束；我母親因而常?；啬锛医鈵灐?/p>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過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適當的借口。后來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總長的堂房伯父張志潭引介，終于在津浦鐵路局謀了一個英文秘書的職位。如此才順理成章地分了家。一九二三年，我姑姑和我們一起，由上海搬到了天津。

我母親思想開明，是舊社會的進步女性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歲。男才女貌，風華正盛。有錢有閑，有兒有女。有汽車，有司機；有好幾個燒飯打雜的傭人，姊姊和我還都有專屬的保姆。那時的日子，真是何等風光啊!

但不久我父親結識了一班酒肉朋友，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姨太太，賭錢，吸大煙，一步步墮落下去。

我母親雖然出身傳統世家，思想觀念卻不保守。母親對父親的墮落不但不容忍，還要發言干預。我父親雖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觀念上卻還是傳統的成分多。這就和我母親有了矛盾和對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親這一邊。后來發現兩個女人的發言對一個男人并不產生效力，她們就相偕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好聽一點，是說出國留學。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親二十八歲，已有兩個孩子。這樣的身份還要出國留學，在當時的社會是個異數。由此也可看出我母親的果敢和堅決。姊姊在《童言無忌》里說：

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個美麗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遙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而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

姊姊比我活潑伶俐，討人喜歡

所以我有記憶的開始，母親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姊姊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帶著，在院子里玩。我從小就常發燒感冒，有時保姆帶著姊姊出門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紀，我就覺得姊姊比我幸運，也比我活潑伶俐，討人喜歡。

那時姊姊和我最快樂的事是母親從英國寄衣服回來。保姆給我們穿上新衣服，仿佛過新年一般喜氣洋洋。有時母親還寄玩具回來，姊姊一個，我也一個。當時我們都還小，保姆照顧我們也周到，對于母親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來年紀大了以后，回想母親自國外給我們寄衣服和玩具這件事，我才了解她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的無奈!

姊姊后來在《私語》里說，帶我的保姆“張干”，“伶俐要強，處處占先”；領她的“何干”，“因為帶的是個女孩子，自覺心虛，凡事都讓著她?！币虼怂f：“張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我要銳意圖強，務必要勝過我弟弟?！?/p>

我覺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銳意圖強，就已經勝過我了。這不是男女性別的問題，而是她的天賦資質本來就比我優厚。

我弟弟實在不爭氣，因為多病，必須扣著吃，因此非常的饞：看見人嘴里動著便叫人張開嘴讓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鬧著要吃松子糖——松了仁舂成粉，攙入冰糖屑——人們把糖里加了黃連汁，喂給他，使他斷念，他大哭，把只拳頭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們又在拳頭上擦了黃連汁。他吮著拳頭，哭得更慘了。

姊姊在《私語》里的這段描寫，如今我是完全不記得了。只有“多病”這件事，一直是記得的；因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我從小在姊姊心目中的份量，從她這段描寫就很清楚的確定了。此后的人生進展，細節盡管曲曲折折，形貌變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調和方向，無非也就如姊姊描寫的那般，虛弱無奈地活了大半輩子。

姊姊并未寫出我們搬離天津的真相

我們在天津的童年，前后六年。一九二八年，我們又搬回上海來了。那一年姊姊八歲，我七歲。

關于我們搬回上海的原因，姊姊在她的散文里從未寫出真相。雖然姊姊后來與我父親決裂，曾在文章里把我父親寫得十分不堪，但到底還顧到他的基本尊嚴，真正的原因是，我父親“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鐵路局那個英文秘書的職位雖然是個閑差，總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轄下的單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罷了，還吸鴉片，嫖妓、與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聲名狼藉，影響我堂房伯父的官譽。一九二七年一月，張志潭被免去交通部總長之職，我父親失了靠山，只好離職。他丟了這個平生唯一的小小官差，心里當然深受刺激，這才痛下決心，趕走了姨太太，寫信求我母親回國。我們于一九二八年春天搬回上?！驗槲揖司艘患叶甲≡谏虾！?/p>

母親堅持送我們進學校接受新式教育

我母親決定回國，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挽救她的婚姻。既然我父親答應戒除鴉片，不再納妾，她認為這個婚姻還可以維持下去。她是個母親，當然想念兒女，想回來與我們一起生活。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姊姊和我都已到了入學的年齡。我父母親都沒有正式上過學校，一直由家里請私塾先生教學。父親對姊姊和我的教育，也堅持沿用私塾教學的方式。但我母親去英國游學了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認為學校的群體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堅持要把我們送進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她回國后，為了這個問題和父親爭吵多次，我父親就是不答應。

辦離婚手續時，母親說：“我的心已經像一塊木頭!”

后來我父親沒遵守承諾，又開始吸鴉片。母親對婚姻徹底絕望了，不再凡事聽從父親的意見，堅決要送姊姊去美國教會辦的黃氏小學插班入學六年級。姊姊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這一段：

十歲的時候，為了我母親主張送我進學校，我父親一再地大鬧著不依，到底我母親像拐賣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過了不久，我父母就離婚了。姊姊和我都歸父親監護和撫養，但我母親在離婚協議里堅持我姊姊日后的教育問題——要進什么學?！夹柘日髑笏耐?；教育費用則仍由我父親負擔。

回復到天津時期：只有傭人和吸鴉片的父親，沒有母親。

我姑姑看不慣我父親的墮落，在我父母離婚后也搬了出去。我們這個家，回復到天津時期：花園，洋房，狗，一堆傭人，一個吸鴉片的父親，沒有母親。

那時姊姊已進了黃氏小學，住在學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機會去接她回家。父親仍然不讓我去上學。我在家里更為孤單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課，姊姊會問東問西，現在剩下我自己面對私塾先生，氣氛很沉悶，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裝生病，干脆不上課。

寒假里她自己編制了一份報紙副刊

那幾年中，我記得姊姊一到寒假就忙著自己剪紙、繪圖，制作圣誕卡和新年卡片。她做這些事的時候，非常專注、細心，不許我在旁邊吵她。我知道她總是把自認最滿意的圣誕卡拿去姑姑家，請姑姑代為寄給我母親。

姊姊就讀黃氏小學后，繼續在學校學彈鋼琴。后來還曾特別到一個白俄老師家學鋼琴，一周一次。但是我父親認為學費太貴，姊姊每次向他要錢交學費，他總是遲遲挨挨，要給不給，后來姊姊就不再去了。

還有一次寒假，她仿照當時報紙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紙和寫作，編寫了一張以我家的一些雜事作內容的副刊，還配上了一些插圖。我父親看了很高興，有親戚朋友來就拿給他們看。

“這是小煐做的報紙副刊?！彼靡獾卣f。

親戚朋友當然也夸獎了姊姊的創作才華。

姊姊讀高一那年，我才讀小學五年級。

一九三四年，我姊姊已經是圣瑪利亞女中高一的學生，我父親這才答應讓我到學校去上學。因為在家跟私塾先生學了一些根柢，我插班考試，進了協進小學讀五年級。這個學校不如圣瑪莉亞女中那么高級。

不久，我父親再婚。我們這個平靜了一段時間的家，又開始紛擾起來了。

我父親看出這個女兒有創作的天分

我父親雖有不良的嗜好，但也很愛看書。他的書房里有中國古典文學，也有西洋小說。姊姊在家的時候，沒事就在書房里看書，也常和父親談一些讀書的感想。父親鼓勵她做詩、寫作；他那時也已看出這個女兒有文學創作的天分。姊姊在他指導之下，也真的寫了一些舊詩。有幾首父親很滿意的，親友來訪他就拿出來給他們看。

姊姊寫《后母的心》，后母讀了很感動

記得后母剛進門那段期間，和我姊姊表面上還保持著禮節性的見面招呼，偶爾也有一些談論天氣和日常生活細節的話語。那年放暑假，姊姊在父親書房里寫作文，寫完放在那里，到我舅舅家去玩。后母無意中在書房看到姊姊的作文簿；上面的題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姊姊這篇文章，把一個后母的處境和心情刻劃得十分深刻、細膩，很感動人。后母看完也很感動，認為姊姊這篇作文簡直就是設身處地，為她而寫的。后來凡有親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個不停，夸我姊姊會寫文章。其實我姊姊完全為了習作，鍛煉自己的寫作技巧，并沒有討好她的用意。我父親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為了使后母高興，也就隨聲附和，未加點破。在我父親的立場，當然也希望后母與我們保持親切友善的關系。不過我覺得，我們與后母只是保持著一種表面的禮貌，心里的鴻溝是很難消除的。姊姊的性格，是屬于內向型的，不會隨便說些巴結后母的話。

姑姑發誓說：“以后再也不踏進你家的門!”

一九三七年夏天，姊姊從圣瑪利亞女校畢業。她向父親提出要到英國留學的要求，但被拒絕了。父親那時經濟狀況還沒有轉壞，但他和后母吸鴉片的日常開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筆錢來讓姊姊出國。姊姊當然很失望，也很不高興，對我父親及后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了。

后來我才聽說，我母親為了姊姊出國留學的事，一九三六年特地回上海來了。她托人約我父親談判姊姊出國的問題，父親卻避而不見。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親提出的。結果不但遭到拒絕，還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熱諷。我姊姊受傷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語》中寫后母罵我母親的話：

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里，為什么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軍攻擊閘北，八·一三抗日戰爭爆發。我舅舅家那時剛從蕪湖搬回來，住在淮海中路的偉達飯店，母親也住在那里，就派人來把我姊姊接過去，在那里住了兩個禮拜。

后來姊姊回家來了。她走的時候雖讓我父親知道，卻沒跟后母說一聲。她一回來，后母就開罵，打了她一巴掌。姊姊拿手去擋，后母卻說姊姊要打她，上樓去告狀。我父親不問青紅皂白，跑下來對我姊姊一陣拳打腳踢，把我姊姊打得倒地不起還不罷手。幸虧我祖母留下的老傭人何干不顧一切去把他拉開，姊姊才沒有真的被他打死。(他打我姊姊時嘴里一直說著：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我姊姊當著全家大小受這一頓打，心里的屈辱羞恨無處發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親已下令那兩個門房不準開門，連鑰匙也沒收了。何干偷偷打電話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來為我姊姊說情，順便再提讓我姊姊出國讀書的事。結果說情無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熱語的，我父親和我姑姑一來一往都不善罷干休，竟至兄妹扭打起來了。我姑姑的眼鏡被打破，臉上受了傷，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著她，要她趕緊上醫院去。姑姑臨走時發誓說：

“以后再也不踏進你家的門!”

老女仆何干的忠告扭轉了姊姊的一生。

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姊姊就被軟禁在樓下的一間空房間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為我父親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許任何人和她見面、交談；也囑咐看守大門的兩個警衛務必看緊，不許我姊姊走出門。

姊姊在那空房里也沒閑著，偷偷地為她的逃走做準備。每天清晨起來后，她就在落地長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鍛煉身體。后來她得了痢疾，身體虛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親從何干那里知道我姊姊患了痢疾，卻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眼見得病一天天嚴重。姊姊后來在《私語》里把她被軟禁、生病、逃走的經過寫得很清楚，但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她漏寫了一段，就是我父親幫她打針醫治。

原來何干見我姊姊的病一日日嚴重，惟恐我姊姊發生什么意外，她要負連帶責任。她躲過我后母的注意，偷偷的告訴我父親，并明確表明我父親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負任何責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說話比較有分量。我父親也考慮到，如果仍撒手不管，萬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傳揚出去，他也沒面子。

于是父親選擇了消炎的抗生素針劑，趁后母不注意的時候到樓下去為我姊姊注射。這樣注射了幾次后，姊姊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細心照料和飲食調養下，姊姊終于恢復了健康。

我寫出姊姊漏寫的這一段，并不是為我父親辯白；事實上他不過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而不得不采取挽救的措施。但何干給我父親的忠告，是真正地立了一大功。如果沒有何干這個關鍵性建言，中國的文壇也許就沒有“張愛玲”了。

在英文《大美晚報》發表被禁及出逃的經過

我知道姊姊一直在為逃走做準備，但不敢去告訴父親。一九三八年初，將近舊歷年的時候，我姊姊趁兩個警衛換班的空檔，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連累，被我父親大罵了一頓。不久之后也就離開我家，回皖北養老去了。

過沒多久，姊姊就把她被軟禁的經過寫成英文，投到《大美晚報》(Evening Post)發表。編輯還替她這篇文章定了一個很聳動的標題：“What a life! What a girl'slife!”

我父親一直是訂閱英文《大美晚報》的，自然看到了這篇我姊姊的控訴。他為此又大動肝火，但脾氣發完了也無可奈何；到底我姊姊的文章已經發表了!一九四四年我姊姊在《天地》月刊第十期發表《私語》，把這件事又細說了一遍，我父親除了難堪與矛盾已經無法生氣——那時我姊姊已是上海最紅的作家了。

倫敦大學入學考試，姊姊是遠東區第一名

姊姊投奔母親，增加母親的經濟負擔，但母親仍請了一個猶太裔的英國人，為姊姊補習數學，讓她參加倫敦大學遠東區的考試。據說當時的補習費是每小時五美元。我姊姊發奮圖強，考了個遠東區第一名。但是歐戰爆發，她沒能去倫敦入學，一九三九年才改入香港大學。

母親礙于離婚協議她不能帶我姊姊出國。一九三六年她回上海爭取我姊姊到英國讀書，一方面是為我姊姊教育著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這機會把我姊姊帶在身邊。這個希望后來破滅了。

以前母親回國來，我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總是被父親和后母拉住，不許去。我為此哭鬧過很多次，他們還是不讓我去。一九三八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單，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到她們的住處找我母親和姊姊，希望留在她們那里住下來。我母親委婉地解釋她的經濟能力要供養我姊姊讀大學已經很吃力了，勸我要回父親的家，好好的讀書。母親說完這些話，姊姊和我都哭了?；氐礁赣H家，我又哭了好多次——從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她們相繼出走，都沒有再回頭

一九四八年我從無錫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親。那時我父親及后母已淪落到搬至十四平方米的小屋了。我勸母親回上海來定居，找一個房子，把姊姊也接過來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個安身之處。母親淡漠地說：“上海的環靜太骯臟，我住不慣，還是國外環境比較干凈，不打算回來定居了?！?/p>

我當時認為這個理由很勉強，很想問她是否在國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準備在國外再婚?但又覺得這樣問很不禮貌，也就沒說出口。哪曉得那時她心愛的男友已經死于戰火了呢?又哪曉得不久后我母親真的又出國了；那次的見面，竟是永訣!

一九三八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親的家。一九四八年，我母親離開了中國。她們都沒有再回頭。

摘自《回憶情不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