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部長接受采訪時威脅 來源：CNN）

這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而美國自特朗普首任對華加稅，及拜登時期對華加稅，整體加稅情況如何？

特朗普第一任期對華加稅情況（2017年—2021年）

- 首次對華加征：特朗普依據“301調查”對中國商品分四輪加征關稅，涵蓋約3600億美元中國商品，自2018年起加稅從10%到25%不等。

- 關稅平均漲幅：截至2020年，中國輸美商品的平均關稅從3.1%上升至19.3%。

- 重點加稅領域：鋼鐵和鋁制品分別被加征25%和10%的全球性關稅，后對中國進一步施加反補貼稅。

2. 拜登任期對華加稅情況（2021年—2025年）

- 延續特朗普對華加稅：拜登保留了特朗普時期的大部分對華加稅，并針對高科技領域（如半導體、電動車）新增針對性關稅，如對中國電動車加征了25%的新關稅。

- 平均關稅水平：整體維持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約19.3%，部分商品關稅提升。

3. 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加稅情況（2025年1月至今）

- 2025年2月：對所有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使平均關稅從19.3%提升至29.3%。

- 2025年3月：特朗普政府再次加征10%，累計平均關稅升至39.3%。

- 2025年4月2日：對所有中國商品加稅34%，則總平均關稅可能達到約73.3%。

4. 自2017年以來美國對華總體累計關稅

- 名義累計加征：若以疊加方式計算，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累計加征的關稅總和超過73.3%（首任任期平均加稅19.3% + 拜登新增部分關稅 + 特朗普第二任期54%）。

總體看：截至2025年4月3日，美國對華加征的名義平均關稅累計約73.3%，但不同商品的稅率可能差異較大，如對中國鋼鋁產品加稅更高，對部分中國消費品可能稍低。而且實際執行中還存在豁免或轉口規避，部分商品實際稅率低于名義水平。但無論如何，對華加稅政策都將推高美國消費者價格，加劇美國對華供應鏈脫鉤。

一、美國對等關稅計算方法的草率與不合理

美國近期推出的“對等關稅”政策，被批評為草率且不合理。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宣布對全球進口商品一律加征10%的“最低基準關稅”，并對部分經濟體征收更高的關稅。例如，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總幅度達到34%，對歐盟20%，對越南高達46%，對印度26%等。

（特朗普宣布新關稅 來源：BBC）

美國聲稱此舉是為了實現關稅“對等”，即“你對我征多少稅，我就對你征多少稅”。為此，特朗普政府甚至將其他國家征收的增值稅也視為變相關稅，認為比如德國對進口商品征收19%增值稅，而美國僅征收約10%的消費稅，這對美國不公平。

仔細看看對等關稅各國的稅率表值得注意，第一，對中國的對等關稅是34%，疊加特朗普自2025年上任以來兩次加稅合計20%，總計已達54%。若再加上2017年以來美國對華加稅，累計平均關稅達73.3%。NBC的記者宣稱他跟白宮發言人發了短信，確認了這個稅率，基本上等于兩邊就不用做生意了。

第二，美國對非洲萊索托王國的對等關稅高達50%，排在第一名。為什么萊索托、斐濟、波黑這樣的彈丸小國也在名單上？美國對等關稅的計算方法是根據2024年美國和這個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額算出來的，公式是美國進口金額減去出口金額，差值再除以進口金額，然后再除以2，如果這個數字比10%高，就采用這個數字作為對等關稅，如果比10%低，對等關稅就是10%。

比如說中美貿易2024年美國從中國進口額是5346億美元，向中國出口是1636億用5346減去1636，然后再除以5346，得到的數字是68%，再除以2就是34%，也就是所謂對華的對等關稅。再說日美貿易，2024年美國從日本進口1405億美元，出口到日本是715億美元代入公式，得到這個數字是24%。

再比如說英美貿易，2024年美國從英國進口是604億英鎊，出口給英國是579億英鎊，代入公式得到的數字是2%，于是英國關稅是10%。

做這種影響全球貿易的重大決策，完全不考慮商品類型，不考慮供應鏈依賴程度，不考慮政治同盟關系，在Excel表里邊敲入這個公式，前后用不了10分鐘就收工了，就這么草率嗎？

l上述數字為美國政府在4月2日公布的“對等關稅”稅率。
l中國的“34%”是此次額外加征部分；由于中美貿易戰早期已分別加征10%+10%，故實質總關稅可達約54%。
l部分被征收10%“基準關稅”的經濟體，此前因與美國存在較緊密的貿易與安全關系而臨時獲得豁免或較低增幅，后續若與美談判破裂，不排除稅率再度上調的可能。
l部分敏感商品（如芯片、能源、醫藥品、木材等）在最新公告中列為暫時豁免，需等待美國商務部和財政部的進一步細則說明。
l各國或將采取報復性關稅、訴諸WTO爭端解決或加快區域貿易協定談判等多種方式進行應對，具體政策落地和實際影響仍有待后續觀察。

專家指出，美國制定關稅稅率的依據并非真正對等：美國公布的對各經濟體“對等關稅”數字并不是基于對方實際關稅水平，而是簡單按照美國對該國的貿易逆差占美國自該國進口額的比例來測算。

這種計算方法過于粗糙，將復雜的貿易失衡問題簡化為單一比例，嚴重背離實際關稅和貿易結構，被批評為缺乏專業性和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團隊所宣稱的“對等”邏輯本身就存在多重謬誤。貿易專家列舉了該關稅政策的不合理之處：

①無視WTO規則的差別待遇原則：WTO允許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發展階段實行較高關稅以保護幼稚產業，美國要求各國關稅與其完全對等，實際上漠視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異，剝奪了后者合理的發展權利。換言之，要求一個新興經濟體和美國實行同等關稅并不公平。

②選擇性忽視美國自身的高關稅：特朗普只強調他國對美“超額關稅”，卻對美國自身對他國產品征收的高關稅只字不提。例如，美國對中國制造的電動汽車征收高達120%的關稅，而中國僅對美產電動車征收25%。美國并未真正做到關稅對等，卻指責他國不公平，明顯雙重標準。

③誤用增值稅作為關稅不公的依據：絕大多數國家對進口商品征收增值稅，與對本國商品適用相同稅率，這是國際貿易的基本常識。美國卻將“美國商品出口到德國需繳19%增值稅”與“德國商品出口到美國繳10%消費稅”相比較，認為吃了虧。實際上，無論商品產地如何，在德國銷售都需繳19%增值稅，在美國銷售繳約10%的消費稅，各國對進口商品并無額外歧視。特朗普政府混淆了國內稅收和關稅的概念，將增值稅誤導為貿易壁壘，這一邏輯遭到歐盟等堅決反對。

由于上述計算公式和邏輯上的硬傷，國際輿論普遍批評美國此輪關稅政策“有名無實”。中國復旦大學學者劉典指出，美國以全球統一加稅10%為基礎，號稱簡單統一，實則徹底放棄了多邊貿易體系的準則，轉向以自身經濟安全為中心的單邊主義策略。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直言，特朗普將4月2日稱為美國的“解放日”，但對美國消費者而言這將是“通貨膨脹日”而非解放。

中國商務部也嚴正聲明，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強調歷史已經證明提高關稅無法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貿易戰沒有贏家。綜上所述，美國“對等關稅”新政在方法上粗糙武斷，在邏輯上漏洞百出，難怪引發各界質疑和批評。

二、中國出口產業鏈面臨的直接沖擊

美國的大規模關稅加征對中國的出口產業鏈帶來直接而深刻的沖擊。

首先，大幅關稅將直接抬高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的成本，削弱其價格競爭力。對美國市場而言，平均34%的額外關稅意味著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后價格大漲逾三成，這將迫使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更高成本，也可能使部分訂單轉向他國或美國本土。

對于利潤微薄的制造企業來說，如此關稅足以蠶食利潤，許多面向美國的出口工廠將不得不壓縮生產、降低報價，甚至可能面臨訂單流失。

特別是一些尚存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紡織服裝、小商品制造等），在被加征關稅后利潤空間近乎歸零，企業要么提高價格而喪失訂單，要么自行消化成本，經營壓力劇增。

其次，中國企業出口訂單的轉移與供應鏈重組風險凸顯。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部分美國進口商可能試圖尋找中國以外的替代供應來源，以繞開對華高關稅。然而，此次美國將關稅“大網”撒向全球多個主要經濟體，給訂單轉移帶來新的復雜性。例如，中國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越南此次關稅被設定為46%，甚至高于對中國的稅率。

原本一些為了規避前幾輪中美關稅而轉移到越南的訂單，如今在越南生產反而面臨更高的關稅成本。這種情況令跨國公司供應鏈陷入兩難：繼續從中國進口需付34%的關稅，從越南等東南亞進口可能付出更高關稅。

從短期看，美國以外并沒有足夠的低關稅“避風港”，部分訂單或許會改由北美地區生產，以利用美墨加協定的免稅待遇。然而，美墨加協定僅惠及符合原產地規則的產品，對于簡單拼裝后轉出口的模式并不適用。

此外，美國還計劃要求墨西哥、加拿大配合其開展進口溯源調查，封堵中國商品借道他國流入美國的渠道。因此，中國企業面臨訂單被進一步分流甚至縮減的風險，在出口市場開拓上受到嚴峻挑戰。

再次，中國長期依賴的加工貿易模式將遭遇沖擊。中國許多出口產品是利用全球供應鏈，在國內進行組裝加工后銷往美國。一些核心零部件依賴進口，成品在華組裝再出口。這種加工貿易通常利潤不高，額外關稅將使整條鏈條成本陡增。

以消費電子產業為例，美國市場高度依賴中國和東亞的組裝能力。蘋果公司等在中國組裝手機、電腦再出口美國，現在每臺產品都將平添關稅成本。短期內，這些公司無法將生產完全遷回美國本土（因為美國在人才、配套和成本方面暫無優勢），關稅成本只能由中方代工企業與美方品牌商共同承擔，利潤被壓縮。

對于加工貿易集中地區（如廣東、江蘇等）的工廠來說，美國訂單縮水和關稅成本上升將直接影響生產和就業。此外，美國還取消了對中國跨境電商低價包裹的免稅政策，以往價值800美元以下的小額商品包裹進入美國免稅，如今將一律征稅。

這對近年來蓬勃發展的跨境電商出口也是一擊：據統計，2024年中國跨境電商出口總額達1807億美元，占中國整體出口的5%，這些通過郵包零售到美國的商品將首次面臨關稅壁壘。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出口產業鏈也展現出一定韌性。自2018年美國發動貿易戰以來，中國持續推動出口產品結構升級和市場多元化，以降低對美國的依賴。

目前中國對美出口以機電產品為主，占比已近一半，包括手機、電腦等消費電子，以及機械設備、電氣設備等中高端產品。這些產品在美國產業鏈中短期內替代性較低，美國制造企業相對依賴，從而使中國產品在一定程度上仍具不可或缺性。

相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鞋類、玩具）在中國對美出口中的比重已經大幅下降，經過過去十余年的產能轉移，這些低端品類多已轉移至東盟、南亞等地生產。

三、轉口受阻：東南亞避稅路徑被封堵，美國卻接不住

面對此前中美貿易戰，不少中國企業曾選擇“曲線救國”——借道東南亞等第三地進行轉口，以規避美國對中國的高關稅。然而，特朗普此次祭出的全球關稅大棒幾乎封死了主要轉口避險的路徑，導致區域供應鏈出現“斷鏈效應”。過去幾年，由于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許多中資制造商將部分生產或組裝環節轉移到越南、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再從那里把產品出口到美國，以此繞開直接的對華關稅。

然而美國新政對這些國家同樣祭出高額關稅：越南商品對美出口關稅46%，泰國36%，柬埔寨更是高達49%。這些東南亞國家原本是中國產業轉移和供應鏈外溢的最大受益者，而現在則首當其沖地感受到美國加稅的沖擊。

以越南為例，2024年越南對美國出口約占其出口總額的29.5%，其中近四成是家具、玩具、服裝等勞動密集型商品。這些產業利潤微薄、對價格高度敏感，高關稅將令越南商品在美失去競爭力。

關稅提高將使越南對美出口遭受重創，進而影響其經濟增長和就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摩擦背景下，大批中資企業曾赴越南投資建廠，帶動越南經濟發展；如今美國對越南祭出如此高的關稅，這些中國企業在當地開展轉口貿易的成本將大幅攀升，進一步投資越南的步伐也會放緩。可以說，美國的關稅政策正在打斷原本跨越中國—東南亞—美國的區域生產鏈條。

除了越南，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如印度尼西亞、泰國、柬埔寨等在此輪關稅中也被征以30%～50%不等的重稅。這些國家大多是“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產能外移的重要目的地，也是不少中國企業轉口貿易的新通道。如今高關稅一旦落地，從這些國家轉出口美國的商品將不再具有成本優勢，甚至比直接從中國出口稅負更重。

于是，借道第三國規避關稅的策略幾乎失效。這種“斷鏈”效應意味著，過去幾年在亞洲形成的區域化供應鏈網絡被人為割裂：原產于中國的零部件運到東南亞組裝后再銷往美國，這條鏈路如今在終點被加上了一道高墻。

(特朗普稱底特律汽車供應商很高興 來源：BBC）

美國的政策等于迫使供應鏈參與方做出艱難選擇：要么承擔高昂關稅，要么重新洗牌生產布局。與此同時，美國還在采取額外措施封堵轉口漏洞。美國財政部部長據報道曾與加拿大、墨西哥官員磋商，考慮要求這兩個鄰國遏制中國商品通過其進入美國，以換取對其商品的關稅豁免。這意味著美國可能施壓墨西哥、加拿大對源自中國的零部件或中間產品提高進口壁壘，防止中國產品“借道”北美。

更有甚者，美國計劃加強商品原產地溯源，對可疑貿易流動進行調查。若發現商品實為中國制造卻偽裝產地，他國企業可能面臨反避稅調查和處罰。在多重壓力下，中國商品通過他國繞開美國關稅的空間被極大壓縮。美國關稅政策對區域供應鏈的這種重創和割裂引發了廣泛擔憂。區域內各經濟體原本通過產業分工實現優勢互補，如今被迫在美國市場問題上各自承壓。

曾經相對完整的亞洲制造業生態鏈可能因此斷裂成若干碎片，區域產業協同效率下降。這種“斷鏈”效應不僅令中國和東南亞經濟體受損，也將長期擾亂跨國公司在亞洲的投資和布局。許多企業將陷入觀望：原先計劃的中國+1（一個中國工廠配一個東南亞工廠）戰略，如今在“+1”部分也面臨美國壁壘，供應鏈多元化策略被迫調整。

可以預見，如果美國持續高筑關稅壁壘，全球制造業可能重新洗牌：部分產能不得不回流美國或轉移到關稅較低的地區（如尚未被點名的少數經濟體），而更多復雜產線可能被迫縮短鏈條，轉向區域內消化。無論如何，亞洲區域供應鏈一體化的進程已被顯著干擾。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言，這種對區域產業鏈的生硬干預將導致“各輸送帶斷開，零件無法順暢流動”，其負面影響或將在未來數年持續顯現。

美國本土制造業的承接能力不足。經過數十年全球化分工，美國的制造業生態出現了明顯的“肌肉萎縮”。高科技領域的人才和配套集中在亞洲，美國本土相關產業鏈不完整，供應商體系薄弱。同時，美國勞動力成本高企，制造業用工費用遠超東亞國家。因此，即便關稅提高了進口成本，也未必能使美國本土生產在經濟上具有可行性。美國制造能力和產業生態的重建“遠非短期激勵就能重構”。

企業評估遷回美國，不僅要考慮工資和土地成本上漲，還要面對重新搭建供應鏈的巨額投入。在高度復雜的產業（如電子、半導體），美國當前的人才儲備和生產基礎無法在短時間內復制亞洲的效率。

事實上，此次關稅政策發布后，美國本土高度依賴亞洲供應鏈的企業股價應聲下跌——蘋果、英偉達等公司股票聞訊下挫，正反映出市場對供應鏈中斷成本的擔憂。由此可見，讓跨國公司大規模遷回美國生產，將伴隨產品價格上漲和公司利潤下滑的沉重代價。

編寫：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