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劉瀾昌

4月7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正式批準特朗普啟用《外國敵人法》驅逐委內瑞拉幫派嫌疑分子，這一裁決在美政壇及國際社會引發巨大震動。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一源于1918年、帶有強烈戰時歧視色彩的法律條文，如今竟被一位現任總統重新激活，并用于處理現實中的移民事務。這不僅是對美國憲政傳統的嚴重挑戰，更將拉美移民推向了人權黑洞的深淵。

表面上看，此次行動的目標是所謂“黑幫滲透”，但從公開信息來看，實際操作中充滿了荒謬與任意。例如，一位被遣返者僅因身上有皇家馬德里俱樂部的“皇冠”文身，竟被移民執法人員認定為委內瑞拉黑幫“特里尼達”的標志，被迅速逮捕并驅逐。這不是法律的精準打擊，而是膚淺符號識別的種族化獵巫。一紙驅逐令，就可以將人投入“恐怖主義拘禁中心”，將法治文明淪為政治表演的背景板。

《外國敵人法》原本是為戰時準備的極端措施，授權總統驅逐、拘禁與美國“敵對國”有關的外國人。它最惡名昭著的應用正是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對日裔、意裔和德裔移民的大規模拘禁。七十多年后，這一法律再次被喚醒，所針對的卻是來自委內瑞拉、薩爾瓦多、危地馬拉等國的逃難者。它宣告的不僅是特朗普政府對移民“零容忍”的極端升級，也暗示著美國國內政治對外籍人群體的系統性排斥正被合法化、制度化。

此次最高法院的表態令人擔憂。以6:3的投票結果撤銷初審法院的臨時禁令，標志著保守派在法庭上為特朗普提供了強力支撐。這一裁決不僅為總統提供了憲法上的極大裁量權，也對聯邦司法機構的制衡能力構成重大打擊。特別是在當前極化加劇、保守主義回潮的大背景下，最高法院的中立性再次遭受質疑。

然而，更深層的問題還在于：特朗普為何選擇在此刻激活這樣一部極端法律？答案或許不僅在于遏制移民，更在于政治操作的需要。在選民對邊境問題焦慮加劇、通貨膨脹和治安問題攪動輿論之際，把“非法移民”“犯罪分子”和“外國敵人”捆綁在一起，是一種極其有效的情緒動員策略。通過制造“我們與他們”的對立，特朗普再次將自己塑造成“保衛美國邊疆”的強硬領袖，為2026年中期選舉鋪路，為鞏固共和黨極右翼陣營提供合法性武器。

這一政策無疑也在國際上制造了新的對抗與不信任。委內瑞拉政府雖尚未發表強烈譴責，但拉美各國輿論已普遍認為美國此舉是在變相“輸出不穩定”，將自身治安與社會問題外包給他國。從法理到道義，美國都在滑向更加危險的孤立主義路線。在以往以人權、民主標榜全球治理領導者的角色，如今卻開始祭出排外、驅逐、拘禁的戰時法律，這不僅是自我打臉，更是對國際規則的赤裸踐踏。

在這場“文身等于黑幫”的政治獵巫中，每一位拉美移民的安全感都在崩塌。當身份、膚色、口音成為國家暴力的觸發器，所謂的自由民主便成了笑話。特朗普一再強調要保護“美國優先”，但他的實際政策卻是在用敵意撕裂社會，讓本就緊張的種族結構更加動蕩。

如果說，過去特朗普政府以“移民入侵”為借口筑起鋼鐵邊墻、動用軍隊巡邏邊境；那么如今重啟《外國敵人法》，則意味著將法律武器化，對“非本族群體”實施政治清洗式的驅逐。這種策略，其危險性遠遠超過一時一地的選票計算，它所打開的是潘多拉魔盒，將美國帶回麥卡錫主義陰影下的黑暗年代。

在如此強硬政策之下，受害者不僅僅是被驅逐的移民，也包括被壓制的憲法權利、公民自由，以及美國賴以立國的多元文化信條。最高法院此番背書，等于在種族偏見的底色上，添加了一道法律許可的血紅印章。

美國社會正在步入一個法治名義下的“例外狀態”時代。而那扇由《外國敵人法》打開的大門，或許今天只是通往“黑幫嫌疑人”的關押明天便可輕松指向媒體人、異見者、環保主義者，乃至任何一個被權力討厭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