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之

日前，央視報道了一起“開盒掛人”的案例。一位虛擬偶像團體中的主播，自2023年開始她的個人隱私信息就在網上傳播。不僅如此，她還遭遇了大量謾罵、造謠、網暴，甚至遭遇了線下尾隨、跟蹤，生活大受干擾，甚至要服用抗抑郁的藥物維持生活。

而這一切，居然只是源于粉絲之間的互掐。趙某和成某某是該虛擬偶像團體中另一名成員的粉絲，當他們發現網絡上有人攻擊或謾罵自己喜歡的虛擬主播時，決定采取“開盒掛人”進行反擊。除了主播之外，還包括公司同事、家人朋友等，短短幾個月受害者人數多達三千余人。當然，他們也付出了法律的代價，2025年3月被告人趙某、成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均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事實上“開盒掛人”作為一種嚴重侵犯隱私的行為，早已納入整治范圍。2023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其中就提到，組織“人肉搜索”，違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數人發布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2024年7月中旬以來，網信部門還深入開展“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重點提及了集中整治針對未成年人的“開盒掛人”亂象。

“開盒掛人”有某種頑固性，不時見諸輿論。首先是因為“開盒掛人”具有較強的技術屬性，往往有一定的隱蔽性。像開頭提到的案件中，一人是網絡信息工程專業的博士，主攻就是網絡安全。較高的技術門檻，事實上形成了一層屏障，增加了防范偵破的難度。

另一方面，在于“開盒掛人”形成了境內外違法組織的合流。比如不少案件中都出現了境外社工庫的身影，大量的公民個人信息被泄露之后，會被傳到境外的社工庫上。由于信息在境外，這就給執法造成了障礙。

因此，要想徹底整治“開盒掛人”，還需要凝聚起更大的治理力道，形成多維度發力。比如相關部門要強化技術力量，加強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偵查，實現對境外非法信息內容的有效屏蔽。只有通過技術能力的提升，才能實現在和違法犯罪的較量中，始終保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而一些互聯網平臺，也應當完善對相關信息的識別和阻斷。從“開盒掛人”的案例中也能看出，這種行為呈現極強的社區性特征——變異的“飯圈文化”“粉絲經濟”，往往是類似行為的深層動因。那么平臺顯然不能推責，社區巡查、數據篩查、關鍵字識別等，都應當進一步強化，在第一時間做到類似問題的探知和封堵。

在更大的層面，人們也不能忽視一個現實，即個人信息泄漏仍在相當范圍內存在。從這個角度，“開盒掛人”只是隱私保護乏力的一個子命題：只有敦促社會的各個單元從整體上筑牢隱私保護的圍欄，確保信息安全，那么“開盒掛人”才會真正成為無源之水，從治理層面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